四虐食习俗的人性根源与生态伦理批判（第2页）

从当代生态伦理学角度看，辛格《动物的解放》一书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其生态哲学的核心是一种人与动物的平等原则：“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同等重要。他的主要理由是：正如一个人很看重他或她自己的生命和感觉一样，一只猫或一头鹿也很看重它自己的生命和感觉。一头鹿不能像一个人那样思考，爱因斯坦高质量的思想与一个普通人的思想也不可同日而语，前一差别（指人与鹿的智力差别——译注）对权利分配的影响并不大于后一差别（指爱因斯坦与普通人的智力差别——译注）。意识不是区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的恰当根据，也不是区分人的权利与其他存在物的权利的恰当基础。”[16]

即使对于已经死掉的动物，一些民俗遗存依旧不是不能为今天所借鉴的。论者称：“可有效运用比较民俗学方法的传承文化还有许多。如猫接近死者，死者会起死回生的传说不仅在日本广泛流传，亦分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甚至欧洲也有。这是有关宠物的一个普遍问题，其背后是针对主人之死和家畜处理的一类习俗，涉及随主人死去宠物会被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到家畜饲养的人类文化史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民俗学有助于人类科学研究的一例。”[17]

生态系统，这一整体性的概念所展开的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A·G。坦斯利深刻提出：“只有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其所处的环境分离，而是与所处的环境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们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生物与非生物，生物群落与环境，可以看作是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因素，而在成熟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因素接近于平衡状态，这个系统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以维持。”[18]人类与动物们既然同居在地球上，伴随日渐糟糕的生态环境，人类于动物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危机，就应该进一步反思对待动物的态度和行为。

而实际上，古代中国动物叙事就常常描写，动物不是被动地承受外界包括人类的伤害，而是富有智慧地、有组织地进行有效的反抗，例如禽鸟反暴复仇，就呈现为带有系列性的具有哲理意味的叙事，同时也成为现实中人的意识、情感乃至行为的一个有意味的参照。而诸如大蚌、巨鼋之类的与人类恩怨参半的大型动物，相关的民俗叙事也常常理解为是具有某些物种长项及其神通，带有与强暴抗争的品格甚至性别特征，从而形成了具有文化丛意义的一个个民俗故事系列。眼下这类偏重实证性的研究可以说还在刚刚兴起之中，其意义还要在进一步讨论中才能逐渐被发现。

而在此视野下，中国古人的虐食行为及其描述背后的东西，真的是不应置若罔闻的。本来，《论语·述而》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之说，即不把鱼一网打尽，不去射杀归巢的鸟类，以期不去破坏动物的繁殖生息。然而，生态资源的有限和实用性的短见，却造成了不计后果的滥杀虐杀。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精神文明程度提高，拥有较为丰富生活资料的人类，对于古人的虐食行为，有时已经很难理解。不过，如果非要给虐食的古人找出一点辩解的理由，也未必没有。很多情况下虐杀、虐食现象的发生，恐怕也与销售肉类的商家的经营策略、骄奢**逸的讲排场顾面子等陋俗有关。

无疑，“征服”“主宰”大自然是长期以来许多民族一种自我膨胀、缺乏理想的狂想，许多已经付诸实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已经说了、做了千百年，迄今仍在高喊这些豪言壮语，这不恰恰说明大自然从来就没有被“控制”“主宰”“征服”和“战胜”过吗？人类的成就只不过是做成了一些大自然所“宽容”、所“允许”做的事。可怜的动物，不是在威胁人类，而是面临着被人类灭种的危险。

甚至，在同情动物者百般无奈情形下的“报应”期盼上，这一点竟然也与欧洲神学背景下的深入思考，有着某种类似之处：

在反对残酷对待动物方面，早在15世纪，特别是在17和18世纪，抗议下述行为的呼声就不绝于耳：活体解剖、斗鸡、故意让狗追咬牛和熊的纵狗咬牛和纵狗斗熊（熊由链条栓住——译注）、打猎以及洛克在1693年指出的那类毫无目的的残忍行为。有两种观点经常出现。像洛克那样，英国的早期仁慈主义运动也指出了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对残害动物的人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它还认为，既然动物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那么，作为最受宠爱和最强大的生命形式，人类就有责任站在上帝的立场成为动物福利的优秀受托人或托管人。这种观点的某些推论还暗含着这样的结论：上帝会计算人类的残忍并予以适当的惩罚。[19]

似乎，这也同中国传统的虐待动物受报应思想有着某些共同之点。的确，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在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有关教育的一些思想》（1693年）影响下，西欧反对活体解剖、斗鸡、斗狗、猎杀狼的呼声渐趋高涨。洛克认为，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带来了对人的恶劣影响，他注意到许多小孩子折磨生物，粗暴地对待落在他们手里的小鸟、蝴蝶和其他小动物，这种对待其他生物的残酷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会逐渐地也跟着染上狠毒心，甚至把这种心指向人类。因此，人类正当的行为应该减轻动物的痛苦，减少对动物的迫害。尽管这在当时，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护人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强调文明、保持绅士风度，仍然是非常可取的。

如果与毗邻印度某些人的素食主义等习俗比较，古代中国虐食现象的陋习特征，也会看得更加明显。在分析狗和秃鹫争夺死牛时，研究者曾正确指出这与印度教徒崇拜牛，不杀牛也不食牛肉有关，同时：“这种景象与印度人传统思想中不杀生的观念有关。在印度古人看来，人有灵魂，灵魂是不灭的，躯体是灵魂暂时的寄存处；今生是人，也许前生或来世就是动物；灵魂是平等的，生命是平等的，人和动物也是平等的。有了这种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杀死或虐待动物，于是就有许多人实行素食，人们也能与动物和谐相处。”[20]

因此，中国古人反对虐食行为的民俗记忆，具有多重生态学意义。首先是一种古远饮食方式的载录，记载着人类曾经的茹毛饮血的历史演进，火与烹饪技艺，有效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条件，刺激了人类智慧的发展，间接完善了人类等级社会的分工。其次，人类曾经（甚至像驴这样持续相伴的）的生存伙伴、其他生态主体成为人类待宰之物，而“蚂蚁兄弟火姐妹”[21]的共生生态网络上的情谊，却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怀疑和挑战，以“同态复仇”的警示方式展现“虐食”的反伦理性。作为具有高等智慧的食物链中重要一环——人类，是否有权力任意主宰动物世界？佛教伦理对此早有定论。而当代生态伦理学则认为，所谓“主宰”“征服”大自然，是一种陈旧、迂腐的观念。它是千百年前产生的思想，标志着当时人类在科学上的蒙昧无知，在哲学上的浅薄幼稚，对客观世界没有整体的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自知之明[22]。因此，虐食这一恶俗，在提倡人与动物相亲相安的当今时代，理应被彻底消灭，被坚决禁绝。

[1]李伟丽：《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第13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2]［美］明恩溥：《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舒扬、舒宁、穆秭译，第156—158页，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此书在国内有多种译本，近又参见［美］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脸谱》，龙婧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等等。

[3]张邦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光明日报》，2011年5月26日第11版。

[4]冯梦龙：《古今谭概》第十六《鸷忍部》，第297—3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5]袁枚：《子不语》卷二《平阳令》，第24—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郭则沄：《洞灵小志·续志·补志》，第16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7]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夏不求因名偿实罪，小阳春感梦见前身》，第37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

[8]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第475—47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9]［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第19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1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正俗一》，第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河工奢侈之风》，第71—7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2]［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第37页，第106—107页，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王砚堂：《太上感应篇注》卷下“春月燎烧”，《藏外道书》第12册，第36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

[14]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八《戒杀生》，第4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五册，第1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6]［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第169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17]［日］小岛璎礼：《民俗学之存在意义——从村落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门构想性科学》，赵晖、何彬译，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第3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8]转引自林娅：《环境哲学概论》，第4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9]［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第20—21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20]薛克翘：《象步凌空——我看印度》，第2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1]据说蚂蚁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者。在生死存亡面前，蚂蚁从不患得患失，将同伴视为兄弟姐妹。美国一位生物学家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为考验蚂蚁的忍耐力，将一只蚂蚁放在没食物可充饥处，近一个月蚂蚁濒于饿死时，给蚂蚁投放了一只小飞蛾。出乎意料，蚂蚁并禾独吞，而是撬着小飞蛾拼命寻找突破口，想将其给别的蚂蚁分享。蚂蚁的此类行为，很值得人类思考。

[22]章海荣编著：《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第17—1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