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活动理论视角下机器人项目中博物馆合作关系的考察 工具挑战与涌现的学习机会02（第3页）

马里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项目帮助她的学生提升了自己的自尊心。“他们不是把自己视为这块土地上的受害者，而是懂得了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也能做很多事，也是很能干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尽管从项目随时间演化的视角看，两所学校之间有很多不同，但这两所学校的教师都认为这个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各种非常多样的学习机会，提升了他们的自尊心，帮助他们掌握了生活的技能，如团队合作及坚持不懈等，他们对此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马里讲了一个叫锡德里克的孩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因过于好动、坐不住而苦苦挣扎的孩子，他从来没有为一件任务老老实实地待足过两分钟：

……他在什么事情上都是三分钟热度，很容易放弃，但是在这个项目上，他付出了非常巨大的努力，一直坚持不懈地动手组装机器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非常有耐心，他成了我在这方面要依靠的一个专家，当别的学生在组装机器人上遇到了困难时，我就让他们去找他，想一想这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马里后来就把这个项目用来作为激励锡德里克完成别的工作的一种手段。她要求锡德里克把自己写的法语里面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如果他能做到，就可以让他做一会儿这个机器人项目。到项目结束时，锡德里克甚至主动提出要在科学中心向社会公众做公开汇报。相比之下，凯文则指出，这个项目帮他的学生掌握了团队合作的技能，“他们必须得携手合作，才能把事情搞定。”就像有一天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凯文班级里的学生会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来完成任务，不管是建造房屋，还是对这些房屋进行粉刷，都是如此。有个学生在粉刷的时候非常骄傲地宣布：“我已经成为毕加索啦！”这表明这个项目为学生的深度参与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与形式。这些学生还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就像有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我主要是负责组装会动的机器人手臂，然后完了还做了很多粉刷的工作。”而另外一个学生则说：“有个机器人我已经组装完成了大部分，但接着我要找别人来帮忙，我不能自始至终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这件事，然后就有些女孩子过来了，她们为机器人安上了电线，我们能够确保所有零部件安装的位置都没有错。”从这一点来说，团队合作显然是凯文这个班的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坚持让所有同学都必须参与这个项目所有方面的工作，而在马里的班，学生在这个项目中的参与结构则不同，这种不同的参与结构帮助有些学生在与学校学习有关的某些方面成了专家，并让他们变得非常有能力，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次。这表明，在这两个班级中，项目实施的方式不同，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机会，而活动理论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个项目的各组成部分究竟是如何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各种新机会的。

结论

两次去科学中心参观，在学校里还做了大量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有这么多的工作。如果之前知道的话，我不能肯定自己对这个项目的参与还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我可能早就放弃不干了，我还有其他的项目呢。

就像河滨小学的马里总结的那样，在这个项目中，所有合作方均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估计不足，然而又正是像这样的一些挑战为所有人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机会。它告诉我们，要把学校、科学中心或博物馆团结在一起，共同推进这种具有教育意义的项目，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尽管在这种类型的项目中，机器人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而且科学中心还可以在项目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因为它可以给那些条件差的社群中的学校学生提供项目所需的材料以及各种专门知识，但如何让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向前推进并且不会半途而废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这个例子里，也是如此。这个机器人方面的项目连续维持了四年，但最后还是因为成本太高、困难太大而不得不终止，其中有些原因我在本章中也隐晦地提到过。很多对学校—博物馆合作伙伴关系的研究也仅仅只是对学校与诸如科学中心、博物馆或动物园之类的拥有丰富科学资源的文化机构之间存在的合作进行记录，而没有去考察这种合作形式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与发展进而成形的（Bevaal。，2010）。我把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活动系统来对待，试图以此来描画这个项目的演进与发展，而且揭示了合作各方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挑战是如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的。

研究表明，参与各方之间的各种合作往往只是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资源交换，而不是事实上的合作，在这个案例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在上面描述的这个案例中，科学中心职能的发挥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与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合作制订活动计划，然后把它作为一项服务提供给对机器人技术感兴趣的学校。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学生与博物馆三方究竟建立起了一种什么形式的合作关系呢？如果教师有机会把这种合作关系不断推向更高水平的话，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鉴于本项目各方共主的情形，这会让合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吗？尽管在教育责任与盈利需要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中心来说都是真切存在的，但科学中心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像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的具有较高参与水平的长期项目？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个项目的目的和项目参与各方以及他们在这个项目上拥有的资源与时间在现实中是有些冲突的。

针对学校以及他们借力非正式科学机构的方式，有人可能还会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学校得掌握什么样的资源才能够促进他们与科学中心之间的这种合作？在我们呈现的这个研究中，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以各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为这种合作提供了中介支持。学校里来自社区且掌握资源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简单的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比如安排去博物馆的交通，或为他们向博物馆支付一些本项目的成本费用。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有人可能会提出，教师和博物馆是不是需要为深度参与到像这样的合作性及开放性项目中而准备的更为充分一点。在本章呈现的这个案例中，博物馆非常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显然不利于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在形式上不得不根据参与项目的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与改变。博物馆不应该对这样的合作更有兴趣一些，把那些条件不好的家庭请到他们的单位来参观吗？在本章的这个项目中，所有学生的家长都拿到了去科学中心参观的免费门票，而且还可以在公开汇报的当天搭乘孩子学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到科学中心去。但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使人备感苦恼的是，科学中心的各种文化障碍根深蒂固，而且到博物馆去的河滨小学学生家长也不像国会小学的那么多。马里后来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破这种障碍，她邀请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因为学生建造的城市以及组装的机器人都在这里，但令人遗憾的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后勤保障不足，没有使这种创新举措得以实现。马里无法得到科学中心的批准，未能将机器人最后一次运到她的学校去，从而使其精心设想的这次活动没有成功。显然，要想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是多么不容易，因为界定学校与博物馆二者之间关系的现行体制不能提供有效支持。然而，使用活动理论来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进行考察，可以获得很多有意义的发现，让我们明白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超越这些障碍，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而人们往往把这些问题抛到了脑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进行的分析表明：有必要对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探讨。博物馆必须改变自己仅仅只是提供服务的形象，而学校也必须改变自己只是从博物馆那里得好处、占便宜的形象。像本章中描述的这样的项目要想走向成功，合作各方必须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要真正齐心协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项目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手段与机会，促进所有参与人不断成长，而且还有助于打破各种制度上的羁绊，而正是这些羁绊时至今日仍然频频妨害着期望的教育目的的实现。

笔者在此感谢阿利森·贡萨尔维斯（AllisonGonsalves）和吉姆·基谢尔（JimKisiel），感谢两位在本文成稿期间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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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rèneRahm，UyofMontreal，ada，杰雷内·拉姆，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

[2]1英寸约为0。02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