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柳宗元和刘禹锡 诗人的旅途（第1页）
一
柳宗元二十岁的初春，荣耀与忧虑结伴而来。贞元九年（793年）二月进士科放榜，柳宗元的名字赫然在列。为了犒劳这场百里挑一的残酷考试中的胜利者，朝廷安排了丰盛的庆祝：游曲江，杏园宴。最英俊的两名进士会成为骄傲的探花使，在雨水过后，当长安城开始恢复新一年的色彩与生机时，一日看尽长安花。甚至，在这样孔雀开屏似的展览之后，成为朝廷达官贵人的女婿。
对于柳宗元，他还来不及考虑个人的光荣。他更迫切地需要走入官场，帮助父亲一起复兴这个衰败许久的家庭。只是，这个进士或许来得太晚了——他的父亲柳镇一病许久，总也不好。黑暗里那层通向死亡的薄幕，正缓缓揭开。而年轻的柳宗元还没有准备好告别。
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才刚刚团聚了一年。四年前，执掌刑法纠察的父亲因为平反冤狱得罪宰相，被贬夔州。亲故避之不及，只有柳宗元去送他，从长安一直默默送到蓝田。父子分离的时候，都没有哭。被欺负了，哭有什么用？在长安这个势利的地方，拜高踩低是人人都会的技巧，鲜花与冷眼的转换只需要几个瞬间。
人人都知道河东柳氏曾经是朝堂上的顶级氏族。柳宗元的四代祖柳奭（shi）是高宗王皇后的舅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宰相。当时柳氏在尚书省做高官的有二十多人，一时风光无限。
人人也都知道，那已经是久远的历史：唐高宗宠幸武则天，为了做皇后，武则天对支持王皇后的朝臣进行了血腥的清洗，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禁止出入宫廷，一贬再贬，也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柳氏从此衰落。
家族衰落的后果是直白的贫穷。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祖宅，里面藏有三千卷皇帝赐书，都是往日辉煌，却没有米，也没有钱。衰落的大家族不只柳家，别人家把祖传的书籍卖掉也能换点粮食渡过难关。柳家却不。柳宗元小时候，倔强的一家子饿着肚子，也还是要教小孩子读书。威势断了，文化还在。柳宗元小小年纪就知道，总有一天，柳家的孩子要靠着考试再次回到他们祖辈曾经站过的宣政殿。
他迫不及待地长大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人人都夸赞他少年英杰，京城里的人都知道，柳家得到了一个好儿子。柳宗元终于可以与父亲并肩合力。但命运总有愿望与努力所不能到达的层级，捱到贞元九年（793年）的初夏，父亲还是去世了。从此柳宗元常常陷在一种“来不及”的焦虑里，父丧需要守孝三年，不得做官。进士科考中，也不能立刻做官，需要有官职空缺，等待吏部授官。柳宗元等不得了。三年守孝期满，柳宗元没有继续等待吏部授官，应考博学宏词科。落榜，再考，终于考中。博学宏词登科的考生不需要像进士一样等待官职空缺，立刻授官。
二十五岁这年，柳宗元成为集贤书院正字。这是应该骄傲的成就：做集贤书院校书、正字，然后出任京城附近的县令、县尉，再回到尚书台、中书省做官，从此就在人人艳羡的传统升官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但是，这条路的尽头毫无悬念，可以想见——等到三十年后退休，运气不错也能混一个高级公务员。
柳宗元并不相信运气，与这个国家一样，运气已经很久不眷顾这个家庭。父亲十七岁考中明经科，没多久，安史之乱爆发。复兴家族的努力必须让位于生存。父亲带领族人流浪江南，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再迁回长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安史之乱的平息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跟随安禄山反叛的军将原地放下武器，受封为节度使。“投降”只给朝廷圆了一个面子，之后，节度使们不断地重新反叛。在朝廷疲于应对藩镇叛乱之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抓住机会屡屡发动战争。柳家刚迁回长安没多久，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当时的皇帝唐代宗不得不放弃首都逃亡陕州。柳宗元十岁那年初冬，被调往河南襄城镇压藩镇叛乱的泾原士卒经过长安时，忽然哗变，攻陷长安，酿成“泾原之变”。当朝皇帝唐德宗不得已，也从京城逃跑。正在读书年纪的柳宗元也因为避祸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家，远避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
国家动荡，朝廷上宦官与权臣争斗不断，柳宗元需要别于常人的勇气，创造自己的命运。但除了一个过时的姓氏，他一无所有。柳宗元不得不去寻找跟他一样无所依傍的“新人”。比如，与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刘禹锡。同榜进士，如同同班同学，唐代人也知道这是以后用得上的人脉，总是格外用心维护。刘禹锡只比柳宗元年长一岁。这两个家里的独子，总幻想着自己有个兄弟，甚至屡屡把朋友当作兄弟。但别人大多有自家兄弟，总差了一层。现在，一个庶族外地人，一个衰落了的世家独子，同样怀有对做出一番事业的迫切需要，再也没有比这更亲密的友谊了。
比起柳宗元，匈奴后裔刘禹锡甚至连显赫的祖宗也没有。不过，刘禹锡会编。为了一张显赫的名片，刘禹锡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有名的祖先：跟三国时代的蜀国开国之君刘备一样，刘禹锡找上了西汉的中山靖王，汉景帝的儿子刘胜。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之后这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开枝散叶，世系混沌不清。到了刘禹锡这里，又几百年过去，正是浑水摸鱼瞎认祖先的好选择。他的朋友们也很有眼色，从此便都称他“彭城刘禹锡”。
贞元十八年（802年），刘禹锡做渭南县主簿，柳宗元做蓝田县尉，都在京城附近，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学问，切磋文辞。更重要的是，都疯狂地想要建功立业的柳宗元与刘禹锡谋划起在盘根错节的朝堂里找到自己位置的方法。
看向未来，刘禹锡向柳宗元提供了一个机会：刘禹锡考中进士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东宫做太子校书[28]，靠着他豪爽的性格结交了许多太子身边的朋友。陪太子下棋的“棋待诏”王叔文尤其欣赏刘禹锡。王叔文表面上陪太子下棋，实际上是陪太子观察朝政，制定未来的施政策略。得到王叔文的喜欢，就得到了太子核心决策圈的入场券，成为太子的心腹，他们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唯一的一点儿风险是，皇帝并不喜欢太子，正考虑着要废了他。
二
儿子长大了，父亲总是最欣慰，但在当朝皇帝李适（后世所谓“唐德宗”），伴随着欣慰的，还有恐惧、厌烦与犹疑。见过太子的人都说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但儿子的能干，是用老子的无能衬托出的。
德宗纵容宦官，一面是宦官完全掌握了护卫皇宫的神策军，一面是曾经由京兆尹下属官员负责采购的皇宫物资全部落入宦官的掌握，宦官假“宫市”之名几乎强抢民财。白居易曾在《卖炭翁》里记下一个卖炭为生的老头，明明衣单衫薄不能御寒，又盼望着天再冷些，自己的一车炭可以卖个好价钱。在夜雪里赶着连夜烧成的一车炭在清晨进城。迎面碰见两个黄衣使者白衫儿——负责“宫市”的宦官。宦官只丢下半匹红纱一丈绫，往赶车的牛头上一挂，就强行拉走了一车千余斤的炭，甚至连车也一并拖走。
皇宫内为皇帝豢养飞鹰走狗的“五坊小儿”[29]也学着宦官的样子欺行霸市。张网在里坊门口，不许人出入；张网在井口，不许人饮水，非得留下买路钱。在酒肆饭馆吃霸王餐，老板如果胆子大，敢问他们收账，一定被打骂。
太子看不过，见到位高权重的宦官如同空气，从没有好脸色。太子的正直让满朝大臣欣慰，他们已经忘记当朝皇帝年轻时也是这样立志扫平藩镇统一国家的有为青年。老皇帝感觉到这样的欣慰是一种对他的死亡心照不宣的期待。贞元三年（787年），太子的丈母娘郜国大长公主私下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早死被发现。愤怒的皇帝第一个就想到了太子：始作俑者一定是这个等不及要做皇帝的儿子。“废太子”这个想法被老皇帝不遮掩地提了出来。惊恐的太子一边与太子妃离婚，一边给为他讲话的宰相李泌写信：如果陛下不能原谅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自杀的毒药。但皇帝要废掉太子也不容易——从来会招致满朝大臣的反对。更何况，还有李唐皇室从唐高宗到唐玄宗这些不久远的历史屡屡提示废太子的可怕后果，皇帝终于没有下得了这个决心。
太子从此收敛起来，只热衷于下棋。实际上，缄口不言的太子通过陪他下棋的棋待诏王叔文、陪他读书的太子侍书王伾（pi）悄悄网络着朝廷里的年轻才俊，规划着老皇帝死后的革新。太子的选择并不多——正左右逢源的朝臣没人愿意沾染一个随时可能被废的太子。他能够说服的，要么是家里没有势力的外地人，要么就是衰弱到没人理的大家族后人，比如刘禹锡，比如柳宗元。后来，负责修撰这段历史的韩愈在《顺宗实录》里写道，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定为死交”，仿佛在描述一场铤而走险的狂热旅程。
满怀热情的柳宗元并不能预知他与太子就此捆绑的未来，但他有太多这个时代不公正的记忆：柳宗元刚做集贤殿正字那年，国子司业阳城请远贬的同事喝了一杯酒，因为这杯酒被判“结党”，远贬道州。柳宗元下班回家，在司马门乘车，听见吵闹，发现两百多个国子学生跪在宫前阙下，求皇帝收回远贬他们老师阳城的诏书。他感动于学生们追慕道义的勇气，又担心他们因此牵连性命，于是主动给学生们写信，赞扬、劝慰。但是，他一个小小的集贤殿正字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实上的改变，他甚至只能虚假地安慰学生们：“哪怕你们的老师被贬谪了，他也能够造福一方。”
正直的遭到谗谤，冤屈无法伸张，如同阴云笼罩在他与他的父辈头顶上。而他的责任，是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朗朗晴空。为此，他需要站到更高处去创造历史。不仅因为有利，更因为正确。不过，在更多人那儿，仅仅正确并不够，长幼尊卑、面子和自尊心更重要。
三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有惊无险地继位，就是后来的唐顺宗。扶持顺宗继位的一班老臣等着论功行赏，没想到新皇帝却翻脸不认人，立刻开始安排自己的亲信占据关键位置：王叔文做翰林学士，为皇帝草拟制诏，有自由出入皇宫的权限，是为“内相”。吏部侍郎韦执谊，被封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禹锡改任屯田员外郎，专管盐铁经营。谋划许久的革新以遏制宦官和打击藩镇为核心迅速实施起来，就是后世所谓的“永贞革新”：
罢宫市，罢除五坊小儿；
放出宫女三百，放出后宫、教坊女伎六百人；
诏令天下，除去法定的税率税项，不准再收苛捐杂税；
除去法定上奉，不得再有盐铁使每月向宫中送钱。
命令下来，集市百姓欢呼。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掌管礼仪、祭祀、选举。从六品的高官，这是他的父亲奋斗一生的终点。对于柳宗元，不过是三十二岁时一个意气风发的开始。他的父祖不能做到的，他可以。
改革税制、抑制宦官与藩镇的那些动作，并不知道柳宗元参与了多少，这短短的几个月倏忽而过，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有意模糊。但在史家后来拼贴完成的因果里，宦官与藩镇并没有坐以待毙，甚至，他们以更老练和强势的政治手腕给了年轻的改革者们许多难堪：为了彻底把神策军军权从宦官手里夺下，顺宗任命自己的亲信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30]，韩泰做行军司马。以俱文珍为首的一派掌军权的宦官很快明白了这次调任实为夺权。不甘心就此让权的俱文珍很快向神策军诸将发下密令：不许交出兵权。范希朝和韩泰到达奉天军营，神策军中诸将一个都没有来见他们。改革者们的这次夺权至此失败，从此神策军一直掌握在宦官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