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从A到Z02（第1页）

外篇从A到Z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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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欧美兴起了一股反体制运动，70年代流行开发个人潜力风潮，到了80年代中叶，形成了NewAge。信徒发源于加利福尼亚一带，他们坚信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人类的精神将得到更高的净化。这批人相信占星学，喜欢打坐，吃天然食品，相信前世与轮回，对东方的禅、西藏密宗也很感兴趣。

经过这些细节刻画后，也许中国人会觉得这个时代不但已经来临，而且已经过去。这不就是清朝时中国人的普通生活吗？

在西方传教士的笔下，清朝的中国人食物简单，仅仅依赖种类很少的食品，诸如稻米、豆子、蔬菜和鱼。

中国人的节俭，在小零售商中也有反映。他们能够知道不同品牌的火柴一盒中具体的根数，从而提出更好的建议。他们见面就问“你吃了吗”，但盎格鲁人说“你过得怎样”。一旦宴请，中国人的宴席总是没完没了，多得让人绝望。外国人总期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格言早点儿发挥作用，但总是失望。

20世纪，西方占星学开始走向大众化。占星拥护者创立神秘会社，研习占星及其他神秘学知识。其中以英国占星家亚伦·里欧（AlanLeo）功绩甚伟，他创办《占星家杂志》，出版占星学书籍，开办占星课程，以通俗的说法解释艰深难懂的占星术语。现在报纸杂志的每周星座运程所使用的太阳星座，便是由他首先提出。此时，在东方的中国，好不容易才捡起来丢失已久的天文术数。在康熙之后，陆续有皇帝任命学者跟随西洋传教士学习天文知识，尽力搜罗中国占星古籍，并编收进《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百科全书。但只能说是挽回了一些皮毛，更不用说在西学技术基础上，综合前人的占星观念，发展地道的中国占星学了。

在中世纪的符腾堡，新任命的官员上任之前，都要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如蒙陛下降恩任用，本人将荣幸地献上多少多少钱，并立刻付清。普鲁士的诗人朗穆勒（RonMoler）曾任柏林士官学校的教官，写信给朋友说他“真的不行了，因为他甚至没有钱养个情妇”。法国作家龚古尔（JulesdeGoncourt）在那本著名的《十八世纪的女性》的书里写道：“在1700年到1789年之间，女性是促使一切动起来的弹簧。她是最高级的力量，是思想领域的女王……到处都是多情的法则风流在起作用，差异仅仅在于雅俗。”

而这也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在默默进行的生活。不同的是，欧洲随后进入了新世纪，晚清则保持了原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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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1894年的慈禧万寿庆典视为大舞台，清朝的民间则只存在非百老汇的小剧场。

清代的说书业相当繁荣。以苏杭沪为中心的评话（说大书）和弹词（说小书），以及从北方农村逐渐流入京、津等大城市的鼓书极为兴盛；此外，北方大鼓、竹板书、子弟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和后起的山东、苏北琴书，以及南方的扬州弦词，浙江南词、渔鼓，广东木鱼书，四川竹琴、相书等等也很流行。说书内容从演义、英雄传奇到公案侠义、烟粉灵怪都有。上自宫廷府第中的帝王将相、士绅，下至勾栏瓦舍、茶肆酒楼里的市镇平民，都是忠实的听众。擅长说书的石汉曾专为皇太极说书六年；江南评话家韩圭湖是顺治内廷供奉；大说书家柳敬亭虽主要在各地热闹场所献艺，亦常周旋于文坛幕府之间。

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第四章第四节谈及大鼓书：“彼等（鼓书艺人）系于清初从龙过来，初为传道，所唱之词除劝善外，暗中兼有劝人服从清朝的性质。故彼等在内务府有龙票八张，每到各州县唱劝时，可携龙票前往……到各县预先报名，则各县堂上旁边特设座位，以便说唱。至一切费用，亦归县中供给。”

小剧场中公案小说的兴起，和清代国运转衰等社会时代的特点密切相关。自嘉庆以后，大小官僚贪污成风，民间反抗不断。嘉庆元年爆发川楚白莲教起义，先后参加者达数十万人，转战五省，前后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首领李文成在河南起义，林清一支曾潜入北京，一度攻进皇宫。道光十一年底发动的湘西瑶民起义，持续二十来年。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发生了一百多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仅1847年就有二十六次。咸丰元年，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差点儿让清朝提前退出历史舞台。当时，八旗军和绿营军腐败堕落，缺乏战斗能力。《清仁宗实录》记载，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业务生疏。有一次，嘉庆在杭州阅兵，八旗士兵箭箭虚发，满人虽有马背民族之称，但甚至有士兵从马上掉了下来。绿营兵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将领们克扣军饷争置田产；军队每到一地，将官纵兵大肆抢劫。有战事则一触即溃。面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工作思路，一方面转而重用各州县地主武装的“团练乡勇”；另一方面在剿杀主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注意策反工作。清廷在以上两方面的工作中都收到了明显的实效。咸丰、同治皇帝用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围歼太平军和捻军，又招抚张嘉祥（后改名张国梁）、李昭寿等反攻太平军和捻军。公案侠义小说中的卢方和丁家兄弟以及黄天霸、贺天保之流，便是地主武装和变节分子起而效忠王室的现实反映。也就是说，公案侠义小说这种内容上的改变，是顺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

在无数说书人的口中，清代小剧场里的清官忠君色彩大大加重，爱民思想却越发淡化。清官的对手已从单个流氓土匪、劣绅变成大盗、群体反抗者。这样，清官必须有更为高强的英雄帮助才能制伏对方。听书人的最大希望是生活在一个执法公平的世界里，受人欺凌和遇到困厄时有人来解救。然而，从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到太平天国、列强侵华，世界太不清净了。

Pidgin洋泾浜

两种文化接触时，为了沟通的需要而形成一种混杂的语言，就叫做Pidgin。其特色是沟通的单词十分贫乏、简单，糅合两种语言的特色，没有字尾时态的变化，发音更是僵硬无比。

对我们来说，最常见的Pidgin就是PidginEnglish，洋泾浜英语。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洋泾浜，中国也不例外。协助外国的买办、洋行，都得和洋人沟通，他们所操的英语，不中不西，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但仍然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洋泾浜。清代至1949年，“广东英语”有单词160多个，例如“Haveyouboughtsometeafromhim（你是否在他那里买茶）”。

19世纪，大量华工前往美国修筑铁路，大多数人一个英语单词也不懂。这时，他们的工头使用的语言也是洋泾浜。其中有一些甚至已经在当今英文中成为惯用句子，比如“Longtimenosee”，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英文句子，原来就是洋泾浜英语的“好久不见”，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口语的固定搭配了。

洋泾浜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演化成混血语（Creole），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后者的词汇更多了。比如，19世纪华工营地里出生的小孩，一直使用洋泾浜，没有汉语的启蒙，就会在这种语言中衍生出大量词汇和一些文法变化。

在近代中国和外界的文化交往中，林纾绝对是无法回避的人物。他和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他一生著译颇丰，翻译小说达两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但他本人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连洋泾浜也不会说，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至于翻译，全靠懂外文的留学生口译给他听，林拿笔记录，很快就可以拿出成篇的文言文来。传说，他的合作者口译完，译文就可完稿。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其丰富的译作就可窥斑知豹。

由于不懂英语，林纾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根据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做原作；把莎士比亚（eare）和易卜生（HenrikJohanIbsen）的剧本改变了体裁，译成小说；把挪威人易卜生的国籍错注为德国。这位翻译者足不出户，不懂外语，但从这些外来文字中坚定了志向：中国必须师法西方。

Quaker贵格会

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GeeFox）。Quaker有“震颤者”之意，因一名早期领袖的诫令“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

成立于17世纪的贵格会，作为英国国教的反对派出现，在清教徒中也是少数。他们愤世嫉俗，抨击时事，反抗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人人平等，并明确反对奴隶制。在宗教仪式上，贵格教徒比清教徒更加崇尚去繁就简。他们反对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也没有等级结构划分，刻意避免在内部涌现居于领导地位的神职人员，例如牧师或主教。聚会一般会在沉默中开始，只要愿意，任何一位聚会者都可以自由发言。

美国成立之前，贵格会曾经试图在北美殖民地打造一个乌托邦。然而，他们的宗教情感以及让其服务于世俗世界的强烈愿望与现实格格不入。最终，他们慢慢退出了议会。不过，他们在社会福利事务方面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1887年，美国贵格教会派遣第一位传教士雅司特·巴特（EstherH。Butler）来华，在江苏南京（1890年）和六合（1898年）工作。英国贵格会曾经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三台等地工作。

贵格教会对道德和理想的追求近乎疯狂，他们甚至以受压迫为荣。贵格会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加深了他们对信仰的执著，也更加极端。当罗德岛殖民地当局对其平等对待时，他们便决定离开，去寻找一个需要普及“人人平等”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贵格教派去对了。但传教的效果之差，似乎又让最狂热的贵格教徒沮丧。

Riffraff下层阶级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层社会关怀的并非义理，而是实利与技艺。这也是市井之人比士绅更容易接纳洋器、西学的原因之一。晚清进入中国的外国人迅速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手工工人不仅观念上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工人更容易接受机器生产，而且他们过去所受本地手工业的综合训练，使之更能适应各种细致复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