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个没有名字的国家（第1页）
第四章一个没有名字的国家
梁启超一直诧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国家连名字都没有。中国，“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他认为，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共同体，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不存在”。梁启超警告，这种称谓有“惊人的错误”。
梁启超一直诧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国家连名字都没有。中国，“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他认为，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共同体，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不存在”。梁启超警告，这种称谓有“惊人的错误”。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最先提到割让香港。北京的一帮官员晕头转向，竟不知香港在哪里。因此，历史学家蒋廷黻后来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一个连当权者自己都不了解的国家，如何不翻天覆地？
从两广总督叶名琛的遭遇便可知道，当时的中国人几无国家意识。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把叶名琛俘虏了。民众不但不同仇敌忾抵抗外侮，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用诸如“麻木”等字眼，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广州发生了什么。
1856年10月，两广总督叶名琛从英国商船“亚罗”号上捕获一名中国籍海盗并处以死刑的事件，触犯了《虎门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就是《虎门条约》，除了具体规定《南京条约》附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如凡是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英方如何定罪不关中国政府的事，“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照办”，这等于承认了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在“亚罗”号事件中，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并不适用这些条例。而英国领事巴夏礼态度极为强横，双方争执不休。一名中国水手气愤难平，上前打了他一巴掌。
在晚清历史中，这种场面屡次出现。1900年6月19日，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Freiherrvoeler）同翻译前往总理衙门抗议，途中端王部属恩海率士兵巡逻。双方发生口角，克林德在轿中首先拔枪，恩海躲过子弹开枪还击，打死了克林德，成为八国联军入京的导火线之一。
巴夏礼反应强烈，立即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他要求在其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押的水手，并公开道歉。面对英国人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作一些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还除了海盗的另外十人，但坚决不道歉。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收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战争伊始，叶名琛的第一步骤是发布告示，将英国人贴上“猎物”的标签。布告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按照他这一时期给咸丰帝的上书，叶名琛的战争策略大体如下：和洋人直接角力，必败无疑。但是，“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
一句话，叶名琛认为，既然外国人贪恋和当地人做生意，必不至于把广州搞成兵火之地。这种逻辑，不是发动群众或者厉兵秣马，而是站在侵略者视中国为“自留地”的立场，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
此时的广东人，并没有像总督期望的那样，联合起来阻止外人入侵。二十年来，粤地的内战，早就让民众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政府，或者压根儿没有可靠的政府可言。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四方义军蜂起。咸丰四年，在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义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叶名琛就是这场保卫战的领导者。因此他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时期中唯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
在广东洪兵起义的高峰期，叶名琛忙得不可开交，还要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已经就是“很少”了。1855年6月至8月的三个月中，七万五千人因反抗政府被杀。刚从美国回来的容闳说：“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
经过了长久动乱的广东，人心涣散。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出售粮食、饮水、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意思是，当时除了外国正规军外，还包括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从1858年至1861年，五千英军统治的广东，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广东人基本上服服帖帖地做了三年英国臣民。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叶名琛发动人民战争的想法，显然只是一相情愿。当时，只有在一方短暂退去的情况下，当地民众才显示出有限的倾向性。1856年10月1日，英军攻陷广州，因本方人数少，为安全旋即主动退出广州。叶名琛向朝廷奏称“大捷”，认为是自己打退了英军，又放任广东民众火焚城外各国商馆及洋行。不过，以当时的治安，即便是中国人的店铺，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保不被洗劫。
综合这些因素，在战争发生之前，英国人屡次要求进入广州城，当地政府以“粤民鸷悍”拒绝，实在不算是一个好借口。
洋人最早想要进驻广州城，地方势力强烈抵制。史载当时因广州绅民“平英团”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战斗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谜），双方矛盾已很深刻，乃“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入城”。
面对英国人屡次要求履行条约，允其入城，两广总督耆英既不敢接受又不敢拒绝，只好“推心置腹”地告诉英人：“粤民鸷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前总督耆英的答复。徐广缙秘密召集诸乡团练，人数达到十多万。他们驾着小船在英国舰船四周游弋，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这次成功的“彩排”之后，英国人暂时不再提入城的事情了。
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时任港督的包令（J）爵士此时又重提入广州城，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实际上，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中，英国人逐渐知道清廷底牌很烂，正如薛福成说的，“益知中国易与”，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看过叶名琛给咸丰上书的内容，就能了解他的要诀只是“拖延”，“高谈尊攘，矫托镇静”。三艘英国海军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还在阅看武乡试，闻讯后强作欢颜，认为“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次日，英军攻占广州对岸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地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有点儿忐忑，劝他说“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借机退堂，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断言“十五日无事”。
“十五日无事”这个期限，与总督衙门设立的“长春仙馆”有关。在这个“仙馆”里祭祀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退都取决于卜筮。过“十五日”就太平了，就是两个大仙测算的结果。而广州城恰恰在第十四日沦陷了，因此后来有广州民谣：“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作为一个曾经有效镇压民间起义的官员，叶名琛当然不是束手待毙、只求助于神灵的昏官。广州整备团练两万余人，各地民团也在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只是，这些民团对英军只能起到骚扰作用，从未与之正面交锋，自然也谈不上真正的“同仇敌忾”。
与英国人的军事素质相比，广东水师完全是个笑话。据说，他们安放的水雷，居然在对方舰艇来临之前就爆炸了。当英法联军强行从大沽口登陆，并使天津被迫开埠时，清政府才开始意识到水雷作为战略性防御武器的特殊功能，于是从建设近代海防开始，在购买西式军舰的同时，开始采购和仿造大量的水雷用于天津港的防御。
不过，这对叶名琛来说，是后来的事了。
11月14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叶名琛在副督统双喜的衙署内被擒获，押送至停泊在香港的英军军舰“无畏”号。当时人们评价叶名琛是“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238年8月，公孙渊被司马懿围城，他让自己的相国和御史大夫出城请求退兵三十里，承诺他一定会率群臣自缚投降。司马懿对此小把戏不屑一顾，将两位使者全部斩首。公孙渊又派侍中请求指定日期，派送人质。司马懿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馀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
叶名琛当时的举动，实在是被时局逼进了“六不”的死胡同。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时，广东人尚有余勇可贾。在叶名琛的指挥下，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以赴作好守城准备。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Collier）报告说，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形成了“人自守卫，戈矛耀路，锣鼓震天”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改变了过去的炮舰政策，改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当时的总督徐广缙一起伪造了皇帝诏书，使英国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实现，广州人兴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当民心涣散，这样的把戏又怎么能再次成功奏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