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个没有名字的国家（第2页）

其实，叶名琛的准备工作做得极为细致。1856年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成功捕获七八十人。他还独树一帜，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承认，几乎得不到广州的军事信息。和平时期，叶名琛事先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当战争来袭时，叶名琛启用了这些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

英军占领下的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生活必需品。广东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物品及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籍负责封锁行动。陈桂籍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不足，香港已不能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这次禁运，使香港几乎陷入瘫痪。这些都给英国人以及后来在“马神甫事件”中加入的法军沉重打击。

但一些不必要的对抗方式，最终激怒了英国人。那个时期中英双方摩擦不断，即便没有正式宣战，双方也处于“沉默”敌对的状态。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香港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军官。总督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是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潜入英国人的面包房，悄悄投放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包括包令的夫人。这些事件使在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1859年7月，包令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由于整个国家状态的落后和迷乱，即便有良好的谍报系统、封锁方式，以及使用和现代战争法则抵触的手段，叶名琛也无法逃避最终的败局。他被俘后，被军舰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在那里绝食而死。英军将其棺木送回广东，体现了英国人对他的尊重。

实际上，叶名琛在关键时刻未能顶住，主要是因为大量广东士绅因对外贸易断绝，失去了收入来源，再难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对抗洪兵时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无钱可花的窘境。1857年10月，额尔金（JamesBru）爵士“啃”不下广州，有意避开这座城市直接北上。结果清廷途经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这个消息使他大喜过望，他不顾自己已经被解职，冲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其改变北上的决定。这时，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暗中通敌，于是英军轻易占领了广州。叶名琛忠于职守，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广州陷落四十八天后，“无畏”号离开香港，驶往印度加尔各答。叶名琛曾声言“欲面见其王以理论”，并且自备粮食，耻食敌粟。但是，英国人并未给他面见英皇的机会。《香港纪事报》载：“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后，叶名琛被囚禁在威廉炮台，后移往托里贡一处住宅，他日诵《吕祖经》不辍，自认是“海上苏武”，表达了对祖国的忠心。次年4月9日戌时，郁郁寡欢的叶名琛绝食死于囚所，英国人将他的尸体运回中国。他的一些文件现在还封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TheNationalArchives）。

叶名琛并不愚蠢，其作为尚能称为爱国。而当时的清朝，由于伦理纲常丧失，几无国家概念可言。发展到最后，民国已经成立四年，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讲课时说，现在大乱是因为没有君主。比如说，你说法律吧（小声），没有人害怕，而你要说王法（大声），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就不行。陈独秀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教员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课可以不开了。”

皇帝有没有，倒无关紧要，而民众集体意识趋向于国家管理者可有可无，是谁也无所谓，那就是亡国之兆了。

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弗朗茨·法侬（FrantzFanon）说，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有一种谵妄的情结，白人被优越感束缚，黑人（或黄种人）却依据一种有病的顺从而自我忽视。他一度描摹了后殖民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形成的三个阶段：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对本土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白人的优越感，有些来自莫须有的传说。17世纪末、18世纪初，苏格兰籍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在东印度公司服役，不知是何原因，他叙述起中国人养鸭子的方式。他说：“在中国，进行家禽、家畜的兽奸几乎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华的欧洲人只敢吃自己养的动物。”

没有人知道汉密尔顿从何处得来这些传闻，但外部世界认为，中国人就是低于白人的种族。那些去了欧洲和北美的中国人，做的也是低级营生。1852年到1870年，旧金山有一百七十六家华人开的洗衣店，洗衣价格一度低到极点。华人对洗衣行业的控制，最终体现到后来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以书中神探波洛（HerculePoirot）之口埋怨：“中国人把衬衣领子浆洗得一点儿也不舒服。”

只有少数欧洲人对中国人有好感。17世纪的英格兰学者约翰·韦伯（JohnWebb），写了一篇《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的论文。韦伯本人并不懂汉语，两个多世纪之后，他的同胞、汉学家阿瑟·威利（ArthurWaley）毕生研究中国文化，说汉语和母语一般流利。威利病重时，他妻子说：“我去泡茶，你也来一杯（Youtoo）？”结果威利回答：“别说，别说这话。”另一位汉学家霍克斯（DavidHawks）听说后愕然，知他听成了“幽途”，“幽途渺渺，谁与招魂”。

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是法侬所说的“第一阶段”，不管是否正确，国家沦落，知识分子因此对本国文化的信心衰落，太正常不过了。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主张取消母语。1946年，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直言不讳，复杂的日语使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孤立，因此，应以法语作为日本的国语。

吴稚晖认为，汉字的一大缺点是“无音可读”，如若能为其“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加以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普通民众，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早在1895年，吴稚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这和卢戆章的“第一切音新字”一同开启了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客居巴黎期间，吴稚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研究。

吴稚晖针对国人的麻木多次作文鞭挞，甚至于将昏睡的同胞讥讽为“猪生狗养”。语言虽粗陋，但他希望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其毅然奋起。这一点，他和萧伯纳（GeeBernardShaw）对爱尔兰的态度相仿。当时在东京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则坚持国粹派语言立场。不过，论及对中国前途的向往，两人都属于乐天派。

国家形势之危急，使颇具远见的知识分子也难以承受。1907年，杨笃生、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办《神州日报》。杨笃生妙笔生花，总能引起读者共鸣，被人称为“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因受各种不利消息的刺激，杨觉得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留下一纸书信给吴稚晖，说“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而死。遗嘱中，他将历年积蓄的几百英镑捐助革命。

吴稚晖在巴黎主持发行的《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6月26日，1910年5月21日停刊。每周一期，共出了一百二十一期。吴稚晖始终作为主笔，为《新世纪》称为革命党喉舌立下头功。该报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呼应，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许多重大问题。吴稚晖屡屡重炮抨击清室，认为“清贼不除，四百兆人进步无望”。如果要让中华民族迎头赶上，与优等民族并驾齐驱，非破除一切障碍不可。他认为，破除一切障碍首先要取消帝制，尤其是满洲皇统，更是必须除去的“鞑虏”。“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压根儿不相信清廷立宪，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其头，放弃统治权。而一个王朝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了。

梁启超对中国人自我定位的担心一直没有停止，中国人的表现更是引起外国人的疑惑。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访华，他在宴席上吃到了茉莉鸡汤、三色鱼翅和樟茶鸭。回国后，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活得很愉快。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CoadyWeydemeyer）在《华盛顿星报》发文批评蒙哥马利，认为他忽视了中国民众的现实。

1972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来华，他回忆说：“宴席上那花样繁多的珍馐美味，让我忍不住推测，可能中国人在数千年前曾被指责怠慢了重要客人，所以现在他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显然，中国再次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让人误解的事。

梁启超洞悉民族的弊端，但精明如他仍然不能彻底了解以及控制自己。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国人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他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全书约五万字，蒋百里请梁启超作序，想不到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也写了五万字。“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人评价说，梁启超成就一段空前未有的文坛佳话。其实，说成是“大腕”的一次走神，也不为过。

一巴掌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在“气力”上。看一部中国历史，当权者在外交上的创新层出不穷，令人咋舌。当初，王莽通过潜心钻研，证明少数民族称王是不合规范的。于是派人去匈奴，要求“匈奴”改名“恭奴”、“单于”改名为“服于”，结果引起对方的愤怒，导致匈奴出兵攻打雁门关。

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王莽占据了绝对军事优势，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才会以如此轻佻的方式激怒对方，顺理成章地宣战。遗憾的是，他就是这样没头脑。

“亚罗”号事件中，一个中国水手打了英国领事巴夏礼一巴掌。此事也并非杜撰。

上世纪80年代由李翰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已经故去的故宫专家朱家溍先生是电影的顾问，他曾说过：“历史故事片不能只照搬历史过程，在不超越历史条件的原则下有所创作是允许的。”

而在这些电影里，僧格林沁和巴夏礼摔跤属于杜撰情节。“譬如我们从史料知道，在和局破裂时，僧王逮巴夏礼回京，没有任何记载说僧王和巴夏礼摔跤，而且僧王也没有参加议和。但这一段摔跤情节，我觉得是可以允许的。这一段创作在写分镜头剧本时，李翰祥先生把这段读给我听，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表示可以。他当时是连说带演，旁边还有副导演王淑琰同志，也表示赞成。不过，传统的摔跤，没有‘啊’、‘啊’的嚷，拍手的动作也是没有的。还有一个近年来相沿袭的错误，就是僧王准备摔跤时把辫子绕在脖子上。近年来，一些电影、电视剧、话剧，还有京剧《火烧望海楼》等，都有准备打架先把辫子绕在脖子上的动作。在生活中，这是绝对没有的。请设想，先绕上自己脖子，如果给对方揪住了，一把勒紧，岂不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弱点吗？实际上，在有辫子的年代里，打架都是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劳动时也是这样。”朱家溍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晚清多种外交事件宣告了其思维的落伍，因此显得和世界格格不入。

1757年，英国和孟加拉军队交战的普拉西战役，能够让人看到这种破坏外交公约的行径。

普拉西战役（theBattleofPlassey），英国军队大获全胜，仅仅损失了二十三人，孟加拉军队损失了五百人左右。罗伯特·克莱武（RobertClive）将军的这次胜利，让英国获得了巨大财富。当时，英国的工农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笔财富正好可以满足发展的需要。技术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在征服孟加拉的战斗中得来了。

当然，如果西拉杰（NabobSuraj-ud-Daulah）不在这件事情上和英国人发生矛盾，由于对方在其国土上殖民统治的存在，也势必发生冲突。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冲突，让殖民者迅速获得了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

对僧格林沁和巴夏礼摔跤的杜撰情节，朱家溍先生说：“在放映时还得到热烈的掌声，说明这个创作是观众批准的，欢迎的。”这个理解大错特错了。观众欢迎的不是因为影片反映了一个没落王朝不正确的外交方式，而是因为痛打了侵略者。直到今天，在电影院里为叶问起立欢呼的观众，他们受到的驱动也不是朱家溍预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