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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清末皇室，依旧豪奢

那彦图的府邸，光鲜自不待言。仅仅他一人的冬衣，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五十三件之多。全家不到三十口人，雇用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却超过三百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八个。仅吸食鸦片一项，府中每年就要支付白银一万二千元。

沈秉坤，字幼岚，湖南长沙县人。1907年在四川省任成绵龙茂道道台，后四年又连续任甘肃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官至云贵总督和广西巡抚。武昌起义后宣布广西独立，被推为广西都督。

1912年，孙中山、黄兴入京，两人和袁世凯的关系仅仅维持在表面的一团和气。此时孙已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了显示双方合作的诚意，袁世凯准备选择一个国民党人担任总理。他心里非常清楚，绝对不能把这个重要的位置交给对方干将，否则自己无从谈及操纵内阁。想来想去，袁世凯便想到了沈秉坤。沈秉坤和黄兴同为湖南人，两人关系很亲密，他经常称呼年仅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辛亥首义之后，沈秉坤被推为广西都督，但副都督陆荣廷政治技巧炉火纯青，加上地利人和，沈秉坤受他排挤，只好带兵以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国民党成立，沈被选为参议。袁提议沈秉坤组阁，完全是敷衍国民党。沈秉坤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威望也不高，陆徵祥辞职后遗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头总理，其他各部总长原封未动，沈即便出任也只是光杆总理。国民党内部认为，与其背这个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还不如干脆暂时搁下这个话题，等待机会。因此国民党决定：“在正式国会召集前，国民党不拟组织政党内阁。内阁以维持过渡性为宜。”

已经五十岁的沈秉坤称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一方面是对强悍后生的尊敬，一方面是他熟知清末的官场掌故，与人交往不敢有丝毫大意。清代晚期，贵族对家天下的不珍惜，假公济私，生活放纵，沈秉坤就是亲历者之一。

沈秉坤一度想通过庆亲王奕劻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都被拒绝。一位御史对沈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通过巨贿方可。”沈这才大悟，把两万银券亲手交给庆亲王府邸的门人，并说：“此是小意思，聊为王爷果饵之需。”门人果然飞快入报，顷刻间奕劻马上出迎于中门，沈且喜且惊。离开的时候，奕劻又亲自送他出门，沈秉坤极为震动，对人说：“金钱魔力若是其巨耶？”几日后，沈即得升迁。

康熙时期，因为征讨准噶尔需要大量军费，不得已开始卖官，作为开辟政府财源的一种形式。此后，卖官之风逐渐发展，不可收拾。史料提供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些官衔的价码：“京官里郎中二千零七十三两，主事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地方官里道员四千七百二十三两，知府三千八百三十两，同知一千四百七十四两，知县九百九十九两，县丞二百一十两。”关于“一两银子值多少人民币”，目前还有争议，但大致认为：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一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元左右。换算下来，价格不菲。康熙朝卖官，收入都归国有，而这时宗室贵族已将这当成了发财的捷径。

卖官不算是晚清政府发明的生财之道。至少在清中期之前，“卖官者”会相应考虑很多细节，官位也仅限“闲职”。并且朝廷在操作此项时，均有一定规章制度，不会任由亲贵自行“贩卖”。作为直系宗室，出生于1838年的爱新觉罗·奕劻，居然被两万两银票打动得“出迎中门”，若祖先有灵，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光绪十年，奕劻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封庆郡王；光绪十七年，他又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光绪二十年，上谕晋封庆亲王；光绪三十年，奕劻入军机处；宣统三年，任内阁总理大臣……堪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但他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有何作用呢？请看一次中外政治交锋时奕劻的表现。1900年6月5日，奕劻和英国公使窦纳乐举行了一次会晤。窦纳乐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庆亲王和我会晤时，迅速作了例行的回答，表示遗憾，而在前一天的会晤时显然没有这样。但是，当责难他处理镇压义和拳不当的时候，他回答的语气，据我看来，意味着他即便同意，也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和庆亲王会晤的结果，就是让窦纳乐确认了长期以来他所担心的事情：庆亲王虽然形式上是总理衙门的主宰和发言人，但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

在慈禧的强权统治下，奕劻的“不管事”并不令人吃惊。他对于公事的圆滑，对于私利的执著，在其极高爵位的映衬下，已成为晚清一景。1904年，御史蒋式揭发说：“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但这份奏折如泥牛入海，并无应答。

1917年，奕劻去世，谥号为“密”。在清代亲王谥号中，这是最差的一个字。《谥法》中提到：“追补前过”曰“密”。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述，当时已经“下野”的清廷在为奕劻拟谥号时，第一次被溥仪退了回去，第二次溥仪父亲又拟定谥号为“献”。溥仪又坚决不同意，非要给“谬”、“丑”、“幽”、“厉”等恶谥，搞得南书房翰林们搔首不已，最后商议了一个“密”字，又半哄半骗地告诉尚且年幼的溥仪说，这已经是顶级的“恶谥”，溥仪方才同意。

人事安排不当，直接造成了清廷庚子年（1900年）和八国开战。这一年6月10日，内阁明发了一道上谕：“端郡王载漪，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那桐，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佚名的《庸扰录》在评论这新入署的四个人时说：“四人皆系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匪者。识者忧之。”对此，英国公使窦纳乐给索尔兹伯理写信，对清廷的安排表示极度不满：“6月10日，官报宣布任命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三位满族官员在总理衙门任职，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是宫廷设立义和拳神坛的主要支持者……”

窦纳乐所说的“大阿哥”就是溥儁。1900年1月，慈禧立溥儁为皇储，后者是支持义和拳的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在列强的联合干预下，慈禧坚持了十个月，不得不废除溥儁皇储的资格。而在发出上面提到的人事安排之前四天，慈禧召集众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争论，这四人的主“抚”派逐渐占了上风，而这意味着即将和洋人开战。

内阁学士兼侍郎那桐，和慈禧一样是叶赫那拉氏，隶属内务府满洲镶黄旗，是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一味要和洋人开战。在日常生活中，那桐的做派令人称奇，即便在市井小民看来也过于出格。

某次，庆亲王奕劻在家中为福晋祝寿办堂会，著名戏曲演员谭鑫培应邀前去献艺。庆亲王出门迎接（前番因有人巨贿出门迎接，今番又因为演员到来出门迎接，全无亲王之尊），他和谭鑫培商量：“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指既有文戏又有武戏）？”因为是熟人，谭鑫培也开玩笑说：“行。但得有大臣给我磕个头。”庆亲王面有难色。孰料那桐双膝跪地，无比虔诚地说：“请谭老板赏脸。”这下把谭鑫培几乎吓倒，自然唱了“双出”。在谭鑫培上台演出时，在下面的那桐不顾四周惊奇的眼光，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仰慕。

晚清王公贵族嗜戏成癖，肃亲王善耆亦未能免俗，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自饰石秀，杨小朵饰潘巧云。据传，一次演到“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加了一句台词，厉声呵斥：“即令你是王爷，也非逐你出去不可！”闻听此语，满座皆惊，而杨小朵谈笑自若，善耆也不以为忤。

醇亲王之子载涛、载沣兄弟都爱好戏曲。载涛平时最喜翻唱《盗御马》，经常召集家人串演。有一次母亲病重，载沣前来探视。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正准备演《黄鹤楼》，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认真地回复说：“你又不是不知，我从未学过武生。”其母听到这番对话，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娱乐，真死不瞑目矣！”

那桐为母贺寿，召三弦名手王正如弹风流焰口。王正如建议：“此不祥之词，怎能为太夫人贺寿？”那桐反而很不高兴：“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王正如出门后对人说：“那中堂实为不孝之人，母寿而乐闻不祥之声。”放焰口本是一种佛事活动。庄严之事务一旦戏谑起来，喜剧效果非常。焰口音乐性很强，颇具特色。在传统曲艺中，单弦、三弦、相声一度都存在大量风流焰口。所谓风流焰口，指的是不讲究、乱唱，内容多有**、戏谑成分。

即便在后世，风流焰口也受到世俗批评。20世纪20年代，京城的一家报纸曾报道：“京城风俗，每遇人死时，便请僧道，施放焰口，往往丧家故意叫和尚演唱种种伤风败俗的**词，殊属不成事体。现为整顿市俗起见，特通令各区署界内各户，以后如有这种事情，就要严厉禁止。”

1911年后，那桐发辫长垂，以示不忘故国。人问何以不剪掉？回答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过去的浪**公子，如今的前朝遗老那桐，试图以这种方式“忏悔”。1912年，孙中山赴京时，曾三次到那桐的私邸“那家花园”。清皇室成员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也在此府邸中。此时，那桐已经移居天津，算是“眼不见为净”。

法国大革命前，著名的外交家塔列朗说，如果没有在1789年之前活过，就压根儿不算活过。他以享乐和说俏皮话闻名。1789年，眼看着自己优哉游哉的生活远去，他不得不哀叹“失去了天堂啊”。

在没有失去中国这边的“天堂”之前，晚清贵族确实也像塔列朗一样醉生梦死。

以上文的那桐为例，清史说他“性豪侈，酷嗜声色狗马”，又特别讲究吃，“非嘉肴不入口，每食必具燕窝、鱼翅二簋，啖之立尽”。那桐的厨师每月买菜都需六七百两银子。

蒙王那彦图和那桐一样，对美食颇有心得，每顿饭都得吃得水陆杂陈、珍馐交错。他从老丈人奕劻那儿学会了做“香白酒”，在自己的王府如法炮制，长年饮用。那彦图特别钟爱“卫水银鱼”。卫水指今天的天津附近水域，那里盛产一种小银鱼，肉质极嫩，曾作为贡品进入朝廷。清人曾有“草桥荸荠大于杯，卫水银鱼白似玉”的诗句。每年春天，直隶总督为了讨好慈禧的红人那彦图，总要派专人捕捉“卫水银鱼”送到那王府。那彦图的大厨将之洗净，用鸡蛋炒好。这种小鱼非常珍贵，一般百姓根本吃不到。清帝逊位后，那彦图在饮食上不肯放松要求，时任黑龙江督军的吴俊升还时常派人到京，给那王府送黑熊掌和松花江鱼。

那彦图名义上是奕劻的女婿，但这只是政治婚姻，一直都不和谐。据说嫁给那彦图的这位庆王爷之女，是奕劻与一女仆所生。按照清制宗人府规定，此女不得入宗籍。奕劻情急之下，让福晋（正夫人）把腹部用布棉垫起，假装怀孕，同时把这个女仆关在东厢房内，不让人看到。后产一女，对外说是福晋所生，算是奕劻的大格格。大格格嫁给那彦图后，这段内幕才被那彦图闻知，因此夫妻之间经常口角不断，冷嘲热讽。

那彦图的府邸，光鲜自不待言。仅仅他一人的冬衣，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五十三件之多。全家不到三十口人，雇用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却超过三百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八个。仅吸食鸦片一项，府中每年就要支付白银一万二千元。而那彦图的收入即使按王爷食双俸的最高标准，也年仅四千两白银、俸米两千担。其他收入均来自地租、房租，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从各衙门贪污。

1907年，任军机大臣的世续则在居室和服装上有奢侈爱好。“家有会客厅五楹，高大异常厦，隔扇以巨玻璃为之，栋梁皆红木，雕刻花草工致绝伦。”世续颇为内敛，是清政府中可以和西方国家正常交往的官员。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时，慈禧吓得西逃。世续留在北京联络联军，保护内宫和坛庙。两宫回銮后，赏黄马褂，转吏部兼都统。

世续喜欢奢侈的生活，在政治见解上却并不糊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世续认为国事艰危，应该让年龄稍长的皇室成员当皇帝。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宣统改元，他借病告假。1911年，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辛亥革命起事，他赞成顺应形势让宣统逊位，并奉隆裕太后之命与南方民军磋商优待条件，清廷授其太保之衔。1917年，张勋复辟的那场闹剧，世续竭力劝阻，甚至带好了棺材，准备不时之需。

1850年，年仅七岁的世铎就开始世袭礼亲王爵位，此后长期统管宗人府，任军机大臣十余年，基本上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的工作，碌碌无为。他的子侄辈中，不乏前往欧美游历后归国者。世铎和他们聊天时问道：“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而笑，又很认真地回答说：“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也是一样的。”世铎听后，默然不语。

许多清朝贵族迷恋于打麻将。“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胡思敬议论士大夫的癖好，曾说：“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