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袁世凯忠诚与背叛（第1页）

第九章袁世凯，忠诚与背叛

1908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行列中。《纽约时报》当年6月14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采访，记者托马斯·米拉德（ThomasMillard）说，他看到的袁世凯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1912年1月16日，北京冬季的寒风吹过乔治·恩斯特·莫里森（GeeErMorrison）的马车。马车行至丁字街，时近中午，店铺中却食客寥寥。那时的中国，不少劳苦大众一天只吃两顿饭。

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人将莫里森称为“莫理循”，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也是老资格的外籍顾问。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1894年从上海步行到仰光，写下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记述了自己用十八英镑完成三千英里行程的故事，算是历史上最早的穷游中国的外国背包族。凭借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泰晤士报》将其聘为通讯员，并资助他继续从曼谷到昆明一线，以及后来穿越东三省的旅行与采访。

这是莫理循在北京的第五个年头，此时他多了一个新身份：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顾问。他的马车就在袁世凯的车队中。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刚好退朝，带领大帮幕僚、卫兵，乘马车出东华门，行经东安门至丁字街，也就是今天的王府井。

此时，莫理循听见了重物飞过的声音，爆炸！车队迅即陷入了混乱。

“我马上意识到有人投掷炸弹，一匹马冲过追赶的人，片刻的沉寂之后，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在卫兵保护下迅速从出事地点冲了出来。感谢上帝，袁世凯安然无恙。”莫理循后来回忆说。

但莫理循没有预知到，他当时担心的这名中国英雄，随后会走上称帝的道路。莫理循之于袁世凯，就像当年贝多芬之于拿破仑，从钦佩到不理解到最终唾弃。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只有两个字：背叛。他背叛朋友，背叛朝廷，背叛皇帝。很少有人探及他的真实内心——他只忠于自己。

这就是东华门事件，又称丁字街炸弹案。辛亥首义之后，北方地区京畿附近的起义被袁世凯消灭得一干二净。革命党人认为，如果不除去袁世凯，中国统一并迈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就不可能消除。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吴若龙、钱铁如、杨禹昌、郑毓秀、罗明典等十八人，预先埋伏在路边店铺楼上。当他们看到车队驶来时，纷纷扔下炸弹，当场炸死袁的卫队长等十余人。但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等十人被捕。1月17日，黄、张、杨等人在北京就义。

1907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时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行列中。《纽约时报》当年6月14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采访，记者托马斯·米拉德说，他看到的袁世凯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有点儿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其为“半截皇帝”。不过，美国人一向重才不重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儿麻痹症也未能阻止其走向总统之路，袁世凯这“半截”又何足道哉。

此时的袁世凯，逐渐成为西方世界极为关注的关键人物。西方媒体有一种看法，如果中国在袁世凯这样的人手里发生重大变革，甚至比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更加有利。

1905年，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威廉·塔夫脱（WilliamHowardTaft）访问上海。塔夫脱体重肥胖，超过三百磅。在菲律宾担任总督时给友人去信，说骑马走了三十英里，结果对方不问他，而回电问“马怎样了”。

在中国，访问团一行在长城边野餐，参观皇帝的紫禁城，在钟鼓楼俯瞰北平城。袁世凯后来对米拉德说，他希望塔夫脱竞选总统成功，因为塔夫脱“对远东的了解更多”。

1905年，塔夫脱离开上海回国后的表现，让袁世凯对美国人的能力感到钦佩。从中国出发的两天后，塔夫脱一行抵达日本，他和日本首相桂太郎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正式结束了日俄战争。因此，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赢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自由处置权，换取日本放手菲律宾和支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美国宾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日关系研究专家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son）认为，《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是外交史上的重要基准。

米拉德感受到了袁世凯对强大国家的景仰。这位美国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是，大清朝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

对于如何获得西方人的好感，袁世凯比所有的满洲贵族都做得好。他说：“美国一直是大清朝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以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然而，袁世凯从来没有相信国家可以通过“民治”而强盛。在东亚国家历史中，人们只对君权、强权感兴趣。

二战之后，日本的华族才告终结，而那个时候，博闻强识的吉田茂（后担任日本首相，其外孙麻生太郎后亦曾任首相）也仿佛几十年前的袁世凯，不肯相信日本可以走民主的道路。面对盟军司令部民政局的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Kades）上校，他说：“你认为能把日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吗？我认为不能。”“我们可以试试。”上校的回答证明了美国人改变历史的决心。

袁世凯虽不对民主政治感兴趣，但其势力的庞大已经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翘楚。

按照《三国演义》的套路，有人给袁世凯集团作出如下分类。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世昌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槃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杨度善辞，王揖唐善谋，张仲仁善断，曹汝霖善计，陆宗舆善策，章宗祥善治，汪衮甫善政，金伯屏善文，顾巨六善道，施鹤雏善事。福将王聘卿，主将冯华甫，重将段芝泉，儒将张金波，老将张子志，猛将张绍轩，守将田焕庭，勇将曹仲三，大将倪丹忱，战将段香岩，健将雷朝彦，胜将陆朗斋，强将江宇澄，骁将田韫山，武将陈二庵。

袁最得力的朋友莫过于徐世昌。年轻时，袁世凯凭借世家底子和随军入朝的积累，慷慨好施，招罗了大量有能力的寒士。徐世昌有意投奔，前往袁世凯的府邸，恰逢袁世凯的门人外出，徐直接闯入，与正在书斋读书的袁不期而遇。一席长谈后，二人互相倾服。徐家贫苦，袁资助他入京城应试。徐世昌考取进士后，袁世凯对其更加器重，常对人说：“菊人，妙才也。”袁曾问徐：“我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徐说：“诸葛亮。”袁说：“岂敢，岂敢。”又说：“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衍之下。”徐说：“安石、夷甫何许人也？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却说，叔叔辈的徐世昌是“不搽粉的曹操”。之所以作此评价，原因是传说徐和袁曾誓言废科举，但徐世昌昂然去参加了考试。据说后来袁世凯还试图和对方“讲道理”，但徐表示这不过是求出身而已。当年，吴稚晖和梁启超等人约好不参加考试，但梁启超去了，直接导致吴和梁终生不来往。不管怎样，袁世凯和徐世昌的个人关系一直都很好。两人在玩弄清政府和孙文的道路上，相互协助，一唱一和。

说到袁世凯，就不能不提到小站练兵。

小站原为退海之地。《沧县志》在“中塘洼条”下称它为“下污”，明代盐场管辖之下的一个草**而已。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大沽口同时出现了英美法三国的军舰。同治帝下旨，要李鸿章的淮军去附近驻扎。李出任直隶总督后，其亲信周盛传部的“盛字军”九千人由临汾调往天津，次年开始于青县马厂驻扎，之后又设防新城（今属塘沽）。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在马厂和新城之间修筑了“马新大道”，沿途设立驿站，规定四十里一大站，十里一小站，共设大站四所，小站十一所。光绪元年（1875年），“盛字军”由马厂移屯涝水套，这里是大沽以西的第五个驿站，军士习惯称“小站”，这就是其地名由来。

既然是“退海”之地，军队在此还得提防海啸。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比新建陆军早九个月成编的津郡团练“津胜三十营”，当年正月才由统帅曹克忠整编完毕。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把全军吞没无遗，只剩下了“营盘圈”——成为小站附近的一个地名。

“盛字军”在小站训练时，步兵已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散星阵”。提起这个名字，很容易让看过《说岳传》的中国人产生误会。旧时的散星阵，又称撒星阵，是岳飞当年对抗金兵的标志性阵法。他靠着这一阵法用少数步兵大败兀术的精锐铁骑，从而闻名天下。其具体用法大致是，骑兵冲来时不正面硬挡，只求尽量避开，而当骑兵转向或减速势衰时，步兵们便一拥而上。

新军的散星阵，指现代战法中不密集成队冲锋。“盛字军”在冬训中对“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李鸿章来检阅，周盛传挑选出精壮兵勇参加“悬靶考试”，三百步能五枪全中者，赏银五十两。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请来一批德国教官任教，德国教官李宝在检阅了“盛字军”后颇为满意，认为中国军队目前学习的操典和西方军队大同小异，稍作变通即可。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病故，由其弟接收“盛字军”。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字军”奉调丹东，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1894年冬，也就是“盛字军”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年，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收编淮军残部，招募新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胡将这些人编为十个营，命名为“定武军”。编练工作刚开始不久，清政府又急切地命令胡燏棻去督办津芦铁路，于是军队领导人选需要重新物色。清廷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保举袁世凯担当此任，认为袁“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等等。于是，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正式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

既然是新军，建制也完全不同。袁世凯到任后，“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兵额招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大体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分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其余炮、工、骑兵各设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连、排、班）。

训练新军，袁世凯网罗的人才无不大名鼎鼎，在中国历史上，从小站走出的、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三十四人，其中包括四位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一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官（段祺瑞）。甲午战争后，冯国璋本来在驻日公使馆当武官，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段祺瑞在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以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其实就是出自冯、段、王三人之手。据说某德国教官在阅兵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其势雄浑，军容整齐，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由此便有了“北洋三杰”的说法。后来民间又以其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