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张之洞成败的暗合（第1页）

第十章张之洞，成败的暗合

张之洞练洋务时主推的“汉阳造”，虽然没有赶上甲午战争，但此后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堪称中国军队主力武器之一。由清朝新军开始，北洋军、北伐军、中央军，“汉阳造”武装了无数中国部队。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白米斜街十一号院溘然长逝。中国俗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也没有迈过七十三岁这道坎。

张之洞去世，朝野上下痛惜不已，挽章极多。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的挽联除哀伤外，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骑箕”一词，来源不浅。箕是星名，即二十八宿之一的箕宿。按照古代的星象，箕宿、尾宿两星之间有一颗“傅说星”，传说是殷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去世后升天变成的，所以后来传统诗文中常用“骑箕”、“骑箕尾”来指国家重臣之死。之前，咸丰赐给林则徐的挽联中也有此词，“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从张之洞去世到辛亥革命爆发，只有两年零六天。如果当时他仍活在武汉，又当如何？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这一下就触发了清廷和地方实业、群众的矛盾，激成民变。同年9月8日，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抗议转变为武装革命。这一百二十多天中，四川出现了三场以“破约保路”为中心，经和平请愿到罢市、罢课、抗捐、抗粮的强大风暴。这场风暴来势之凶猛，席卷地域之宽广，震撼力度之强烈，近代史上从未有过。面对这样的民间挑战，清廷生怕四川出事。1911年9月上旬，瑞澂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湖北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这项调动，使湖北腹心地区清军兵力空虚，有利于革命者发动起义。

1873年7月，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又任四川学政。至1876年（光绪二年）12月，他一直在四川继续整顿科举积弊，年底任满交卸返京。1889年12月17日，已逾天命之年的张之洞乘船抵达武昌。他没有想到，从这时起一直到1907年进京，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他担任湖广总督会长达十八年！

张之洞一生中将近二十二年的时光都生活在武昌和成都，如一首道情曲唱的那样，他和这场革命绝非毫无关系。

道情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曲目。东汉末年《道曲音乐》制为乐章，用诗词歌曲等文艺形式编写道教题材，歌唱道义，合并起来就称为“道情”。

古人把道情视为一种高级艺术形式，信奉道教之道士，奉守论典传播教义。道情内容多为离尘绝俗、出世入世之类，形成了一定的音乐格式。13世纪以来，道情逐渐演变为民间曲艺演唱形式，到了清代，道情在民间流传更广了。

当时，武汉一首流行的道情曲风趣地唱道：“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张之洞字香涛），把清朝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

孙中山对此一度明言：“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三十九代孙（元代张养浩的十六代孙）。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年方十一，即被认为是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年纪尚幼就作《半山亭记》，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名噪一时。十二岁，张之洞在贵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1853年）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如果不是因其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张之洞参加会试并及第的时间还要提前。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终于得以入京会试，廷试对策因“指陈时政，直言无隐”，险些惹祸，好在大学士宝鋆力排众议，总算给了他一个二甲第一。结果他的试卷进呈两宫，反而得到了慈禧太后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张之洞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

这之后的六年里，张之洞似乎只是以“清流”领袖的方式议政。清流派标榜“严义利之分”，维持名教理学是其主要特点，从而在晚清内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派别。清流派，又有“前清流”、“后清流”之分：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算是中流砥柱。这些人多出生在北方，故又称“北派”；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后清流”的主将，主要骨干为侍读学士文廷式、南通才子张謇和礼部侍郎志锐等，这些人大多来自南方，故称“南派”。

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1879—1880）的一年多时间里，张之洞上瘾般不停地给皇帝提建议，共上疏达十九次之多。大事涉及皇统继承、言“中俄条约”、“十不可许”，并力主整修武备，与俄另订新约，治出卖主权的崇厚以“应得之罪”，请加强海防；又绝不放过地方上的治安细节问题，比如奏议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诬民为逆”。时人皆以“清流清谈误国”，将清流派谐音戏称为“青牛”，而张之洞这只“牛角”的表现，丝毫没有纸上谈兵的意思。

张之洞当官有庞统之风，行为不羁，但对其所处之地细节无不了然于胸。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勾结地方劣绅，巧立名目，致使税额陡增近十倍。百姓难耐其荼毒，聚众请愿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孙定扬担心丑事败露，便向省府先行谎报百姓谋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没有官场经验，轻信了孙定扬所言，于是马上派遣记名提督李有恒率兵进剿，酿成冤杀百姓数百人的“东乡惨案”。事情发生后，清廷虽对当事人有所惩处，但明显量刑过轻，首恶仍逍遥法外。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对冤案前后掌故了解甚详。于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一日连上三道折子，详细叙述“惨案”始末，指责四川方面不明事理滥杀无辜。张之洞说明了聚众抗粮真相，有理有据地为东乡百姓鸣冤叫屈。这篇奏章一出，朝野上下一片附和，刑部不得不重审，致使多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按照新的判罚，孙定扬、李有恒被处以斩刑，文格被革职查办，其余一干知府、总兵、局绅等也被革职充军。

在四川的三年多，张之洞正当壮年（三十六至三十九岁），虽然其位在学政，但对官场了如指掌，绝非懵懂空谈之“清流”。他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形象，就是敢于直言的清流派健将。他言必有故，字字句句切中要害。很多幕僚都了解，他对自己的汉语水平颇为自矜，一字一句不容他人更改。

这方面，他的幕僚颇受其影响。1885年，辜鸿铭在返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偶然得见，以他为经世奇才，推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就这样，辜鸿铭进入了张之洞幕中，被委任为洋文案办理邦交事务。刚上任时，他看到西方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goods（土货），大为气愤。辜鸿铭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动笔将之改成“ese”，明明白白地告知这是“中国货”。

张之洞平素的作息时间和庞统在耒阳为官时相似，庞统是三月不上班，他是几十年如一日不上班。

梁敦彦在武昌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做翻译和私人顾问，工作了十五年。他的“老板”张之洞既有才能又颇具菩萨心肠，但上班时间极其古怪。梁敦彦不知道何时该到“老板”那里去，也许是凌晨两三点，也许是其他时间，于是他的工作中，经常有无尽的等待。

张之洞起居无常，每日下午两点始入睡，到晚上十点起床视事。幕府中人及臣僚有事，一般都在夜半请求拜见。由于张之洞公务繁忙，这一等不是一两个时辰，甚至有候至天明才获得接见的。总文案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都在晚十点以后与张之洞商洽公务，往往工作到翌日早晨。照理说藩台、臬台级别的官员，若在其他省份，一般在上午前来拜见总督，讨论公事。但上午刚好是“夜猫子”张之洞神疲体倦之时，于是官员们只好在门厅坐候，动辄数小时。至于道府以下属官就更惨了，有等好几天也见不到总督的。有时与客人谈话不到几分钟，张之洞忽然闭目假寐，鼾声大作，将客人冷落在一旁。客人不好惊动他，只得退出。这样的工作态度，也难怪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

对这封弹劾他的奏折，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先前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李瀚章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直接奏复道：“誉之者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此事总算敷衍过去。倘若又有人弹劾张之洞平素“喜蹲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不知道李瀚章该作何解释——那的确是张之洞奇怪的个人秉性。

放眼清代官场，张之洞并非唯一的“号令无时”者。李慈铭捐官后在户部任主事二十年，基本不入衙署办事，终日“争事冶游”，“酒垆对集，灯宴无虚”。两者的区别是，李慈铭不办事，而张之洞只是要求大家的工作时间和自己的生物钟一致。

1882年1月7日，张之洞奉旨补授山西巡抚，实现了无数闲散京官的梦想——跃居为实权在握的地方大吏。在山西任上，张之洞遇见了一位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外国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李提摩太将自己所著《救时要务》、《富晋新规》及其他西方书籍赠与张，张因此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李提摩太提出了极富工业革命色彩的治晋方略，主要以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方式改变山西，藏富于民，开启民智。

四十五岁的张之洞观看了李提摩太氧气助燃、磁石吸铁等科学实验及炼钢法，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科学基本知识。清朝愚昧落后的现实危机，激发了张之洞“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第一次觉得，原来被视为奇技**巧的西方科学，在现实中有着无穷的应用性，因此他说“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张之洞聘李提摩太为顾问，在山西初涉洋务运动：太原设洋务局，购买西学书籍仪器，修筑现代公路，筹办织布局，订购新式农具，在土法制铁、冶铁方面引入新方式……这些，都像是在为担任湖广总督做提前演习。

1884年5月22日，清廷下旨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全权负责对法战事。在张之洞的精心策划下，清军在镇南关一役取得胜利。列强都在远东屡屡得手，而法军却意外“失足”，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然而，法国议会旋即通过了增拨军费、增调军队、扩大战争的新议案。张之洞的局部胜利无法从总体上扭转整个中法战争的大局势，内外交困的清廷不得不“趁胜即收”，和对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优惠”的条约，因为不用割地赔款。

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并非偶然心血**，而是有所计划，步步为营，最终举国皆知。1889年11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兼筹办芦汉铁路大臣。他在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任上，惊叹于洋人和中国人在生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认为如果不效法西方，就会失去发展的大好机会。可以这样说，在署理两广事务之前他醉心于清流，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而一头扎进对外事务之后，越发觉得在山西任上通过李提摩太接触到的西方科技的实用之处。

此时，对张之洞的任用，清廷还停留在传统的地方大吏要相互“牵制”的思路上。将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清廷的主要用意是让他借筹备修建芦汉铁路之机，顺便在武汉开辟一处新的洋务基地。这样，张之洞就可以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相互牵制、抗衡。在广州时，张就初步确定了施政方针：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也就是兴办新式军事教育、开办煤矿和枪械厂。张之洞认为“有人才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才得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于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意思是这三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内陆城市，河运也未能改变它在当时的落后，但在张之洞任上，武汉迅猛发展，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发展迅速，和张之洞把广州的旧部署全部“随身带走”有关。当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接任两广，但他相当保守，认为张之洞的洋务工厂全是无用之物。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鸿章也来信希望其兄不要多事，认为张之洞在广州“抑扬铺张”、“大言无实”，断定“恐难交卷，终要泻底”。于是，张之洞索性要求将这些工厂迁到湖北，居然得到了李瀚章爽快的应许。而他个人原先为广州工厂订购的诸多外国机器设备，随之改变了目的地，直接运去了武汉。

汉水和长江在武汉被截成三段：武昌、汉阳和汉口。张之洞有意将三镇职能分开：湖广总督督府放在了武昌，以此作为行政中心；汉口以商务、外交为主，沿江是德俄英法日五国租界，不少清朝官僚也住于此；汉阳则布置了众多工厂，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均在此处。

1894年6月30日，经过中国工人和西方技术员三年的艰辛努力，汉阳铁厂第一炉钢水顺利出炉，长江中下游的众多西方报馆纷纷发布消息，电告各国。其中一家报纸是这样写的：“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美英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

此时，清朝危机重重，朝廷无暇对“局部胜利”感到高兴。汉阳钢铁厂出铁半个月前，制枪厂由于管理不善，引发大火，房屋及设备几乎全部烧毁。1895年，侍读学士文廷式上疏，指出湖北枪炮厂不可半途而废。当时，该厂开办几年，几乎没有为军队提供任何有效的武器保障，上至局员、司事，下至工匠均多被裁撤。文廷式上疏时，张之洞兼任两江总督，清廷仍要求他直接参与管理湖北枪炮厂事宜，张之洞慨然允诺。他很快呈奏要求扩大规模，改换机器，增制无烟火药等，开出了白银两百万两的注资要求。

1894年6月25日，朝鲜和日本外交摩擦升级，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朝鲜驻扎的日清两方军队极有可能卷入。为此，光绪皇帝曾批评李鸿章备战不积极，并发布上谕说：“口舌争辩已经无济于事，现日军已进汉城，再图挽救，已落后着。”

皇帝只要胜利，但对负责参与外交的官员，具体事务令人沮丧。在汉阳铁厂开业的前两天，远在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发出了急电，汇报又有三千日军登陆，其中一千人已经赶到了汉城，请李鸿章速拿主意。李鸿章次日复电，日军派兵的消息不确切，让他暂时“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