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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篇

第八章中国孝道，光绪不会谋刺慈禧

孟子曾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封建时代的社会贤达、志士仁人，无不以孝为起点，而后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的地位可谓极高。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评价光绪是英明坚定的君主，这无疑体现了他对中国极为不了解。

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无一名亲属或廷臣在其身旁，被人发现时已死去多时。第二天下午，掌握晚清权柄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在中南海仪鸾殿内死去，终年七十四岁。

无数历史学家认为，光绪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无法摆脱悲剧命运。

究竟什么才是令他屈辱一生的束缚？历史学家甚至像光绪本人一样羞羞答答，首鼠两端。事实上，他根本无法，也不曾下决心，软禁乃至擒杀慈禧。

“万恶**为首，百善孝为先”，这充分体现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家关于孝道的经典《孝经》不惜篡改古训。春秋时本来说的是“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而《孝经》为了强调孝，改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其重要性被放在了第一位。孟子曾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封建时代的社会贤达、志士仁人，无不以孝为起点，而后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的地位可谓极高。清廷的头号敌人孙文一度认为，《孝经》所言的“孝”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种全方位的孝道，当然包括“二十四孝”和“掘地见母”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我们应该理解，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爱新觉罗·载湉所面对的人生何其复杂。光绪的父亲奕[imgalt=""sragesrareWe_97_10。png"]，是道光帝第七子、咸丰之弟醇亲王。光绪的母亲又是奕[imgalt=""sragesrareWe_97_14。png"]的嫡福晋、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因此光绪拥有双重角色：慈禧太后的侄子兼外甥。慈禧之所以选择载湉嗣位，是因为她可以通过控制载湉从而控制大清政权。当时的慈禧已经执政十三年，在朝中确立了威信，她提出立载湉嗣位后，无人敢反对。于是载湉顺利登基，成为清朝第十一任皇帝，慈禧顺理成章地成为“母后”。

在光绪的人生中，第一阶段是从光绪元年至十四年（1875—1888年），被标注为“读书阶段”，其实，这个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性格的养成。光绪入宫时，慈禧就不断嘱咐那些服侍他的太监和教师：“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了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曾对人讲述，她对幼年载湉“调护教诲、耗尽心力”，这是一种充满母爱的恩德。“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这些并非假话。作为大清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即便从培植一个良好傀儡的角度，慈禧也愿意如此投入。可以肯定的是，慈禧的这些行为，使深宫中孤苦无依的载湉获得了些许母爱。但慈禧性格中骨子里的阴冷和严厉，又使载湉对这个他称为“皇阿玛”的人畏惧如虎。慈禧为载湉订立了各种规矩，如“每日每致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立长跪”。慈禧乘舆出行时，载湉必须随行，“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

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对慈禧、光绪母子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西后待皇上无不疾言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立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这种在特殊的环境中，慈禧怀有的特殊动机和交往方式，形成了她和光绪的畸形关系。这决定了光绪性格的养成，对光绪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文曾带着赞赏的口吻，说，“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道，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对“母亲”这一角色，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反思。西方文化价值之一，是把“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放在第一位，思想感情的基调是“反思乡、反怀旧”。这种哲学将母亲视为人生早期的化身，拖累独立人格的成长。1958年的电影《热昏》（HotSpell）从一个家庭故事入手展开情节，表面上看起来，母亲是家庭团结的维系者，爸爸对她漠不关心，在外面另有年轻情妇，子女各管各，但故事愈开展，愈暴露出母亲的愚昧。

光绪可能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在王位继承过程中，母以子贵固然多有，立子杀母的现象也曾大行其道。主要目的，即消除女主对朝纲的垄断。

汉武帝刘彻年老之后，下令立太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对于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则下令处死。当时有人提出疑问，汉武帝回答说，国家之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孝义的折磨，往往使帝王投鼠忌器）。吕后当权，让汉帝国后来的统治者吸取了教训。对此，早有学者指出：“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明人张燧《千百年眼》）汉武帝名义上对吕后擅权之殷鉴念念不忘，事实上，他之所以作出如此残忍的决定，与祖母窦太后早年秉政，自己形同傀儡有关。早年深受女主垂帘之害，刘彻深恶痛绝，更不愿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

换句话说，杀母立子，这是皇帝对继任者的呵护。据说咸丰临终时，曾有遗诏限制慈禧。其实即便没有这个遗诏，根据宗室和朝廷的相关法规，对慈禧的限制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咸丰帝没有想到，他死后，叶赫那拉氏凭借个人能力迅速摆脱了这些桎梏，成为实际上的一国之君。

1861年8月，咸丰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载淳当时只有六岁，被拥戴即位，年号定为“祺祥”。咸丰留下遗命，要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名军机大臣中的四名（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大臣”，一起辅佐年幼的载淳，八人因此有了“顾命八大臣”之称。咸丰临终前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同时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生效。

载淳即位，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而慈禧则开始紧锣密鼓进行夺权。第一步，她指使廷臣提出建议，因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由于慈安压根儿不喜料理政事，实际上就是慈禧自己要掌握实权。这种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遭到了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人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加以反对。当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比赛”的第一阶段，慈禧只能隐忍。咸丰归天时，热河行宫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只好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此时，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作所为也极不赞成，于是慈禧串通了慈安，秘密将自己的心腹提前派回北京，与恭亲王奕訢串通，最终发动了“辛酉政变”。

政变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被当场逮捕。慈禧又发出上谕，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一一拘留。醇郡王奕[imgalt=""sragesrareWe_99_22。png"]奉命在京郊密云秘密埋伏，拿下了护送皇帝棺木（梓宫）必须经过此地的肃顺，后者是八大臣中最关键的人物。11月8日，慈禧以上谕之名，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赐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

这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政变，使慈禧奠定了掌权基础。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注重实战技巧，终于在“辛酉政变”中将自以为老谋深算的八大臣击败。垂帘听政后，慈禧有板有眼地开始注重理论学习。她以两宫太后的懿命，要求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其实就是给自己阅读，慈安对这些“选修课”并不感兴趣），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内宫讲课。经此，后来慈禧亲自批阅奏章，虽偶有语句不通之处和些许错别字，但她对自己的进步是颇有信心的。

1889年农历二月初三，光绪大婚已过了七天。按照祖制，慈禧此时应该把政权正式移交给光绪。于是，朝廷在太和殿举行了正式“亲政”典礼，但这时的慈禧又提出了一个新词：“归政”。这次“归政演出”从光绪十二年六月开始，热热闹闹地搞了将近三年。结果，由“垂帘听政”到“训政”再到“归政”，没有实质性改变。慈禧“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质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清史又说：“当其优游于颐和园之中，仍时时监察皇帝之所为，保护其任用之人。”而光绪皇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他本人成了一个秘书，“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

朝中一些大臣早就看出，如果不消除光绪对于慈禧“母亲”这一角色的认同，这个皇帝注定当不出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初八，慈禧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帝党重要成员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永不叙用。此事绝非偶然。慈禧的线报说，长麟对光绪表示：“太后系穆宗皇帝之母，实际上不过是文宗皇帝之妾。皇上现今作为文宗之嗣入承大统，没有以父妾为母之礼，皇上真正的嫡母是慈安皇太后。现今皇太后就穆宗朝而言，可称为太后，就皇上言之，不过先帝一遗妾耳。”这些话总结起来无非一句：光绪和慈禧本非母子，当皇帝的理应尽早收回大权。长麟的这番话，就是想帮助光绪消除对慈禧的畏惧，点燃其心中的叛逆之火，早日行使皇帝的权力。

没有史料表明，慈禧是否对自己的作为作过反省。但从1898年同意光绪进行国家改革这一点来看，她还是乐意让自己的外甥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一句话，自己去日无多，而此前诸多对外战争的失败，内部反抗的有增无减，作为清朝皇室的她也不想让天下颠覆。但造化弄人，慈禧最终在患得患失中倾向于重新收回权力。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7月24日，光绪谕示李鸿章切勿贻误军机，并多次下令加兵筹饷，试图制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他个人认为，李鸿章没有听取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接连攻下九连、凤凰诸城，后马上侵袭大连、旅顺，最后占据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海军覆丧殆尽。光绪认为李鸿章作战不力，授意王文韶接替李鸿章直隶总督职位，命李鸿章往日本议和。战场上不得力，议和自然是任人鱼肉。光绪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之时，用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强。

国难当头，如果慈禧放手让正值壮年的光绪锐意改革，清廷也许会获得一丝转机。1898年，光绪已经二十七岁。慈禧夺权发动“辛酉政变”时，三个主要人物都同样风华正茂：慈安二十五岁，慈禧二十七岁，恭亲王奕訢三十岁。不少史学家认为，戊戌年慈禧准备放手让光绪改革，是想让一部分人“先跳出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但从逻辑上仍然有一种可能被忽视了：1898年的光绪让她想起了辛酉年的自己，她考虑过让光绪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危局，自己乐享晚年。

1898年，慈禧对光绪的意见变成了“凡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从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信息：她也在寻求变化。

这个表态等于是首肯了光绪的改革。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向中外正式宣布了变法革新的宗旨，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明定国是诏》中提出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与慈禧“不违背祖宗大法”的要求是符合的。

然而，在实际施行中，微妙的矛盾最后产生的激变，又岂是一两句“根本”之言所能概括的。

光绪一度向慈禧摊牌要权，只是表面强硬，内心深处，还是对对方畏惧不已。1898年春，光绪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维新派成立的“保国会”，阻止了顽固派对维新派人士的迫害，“决意变法”。光绪孤注一掷，通过当时代替奕訢主持清廷政务的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这是光绪自当上皇帝以后，第一次公开向慈禧要权，而且态度相当强硬。但如果光绪的内心像表面一样强大，就不会像他的亲信恽毓鼎在其所著《崇陵传信录》中说，“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慈禧通过对其宠臣荣禄的任命，牢固地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事力量。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光绪的御令大多如泥牛入海，全国改良性诏书遇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上面下旨催问，浑然不睬，置若罔闻。究其原因，还是对光绪能力的不信任，不看好其政治前景。

维新派则幼稚得令人哭笑不得。他们一度将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当时，伊藤博文卸去日本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游历中国。9月14日这一天，伊藤到达北京，他的到来使心存幻想的维新派兴高采烈，于是奏请光绪把伊藤博文留在北京，作为顾问，“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留之京师，著其参与新政”。9月16日，康有为到日本公使馆拜访伊藤，提出请他劝说慈禧“回心转意”。第二天晚上，维新派官员张荫桓又夜宴伊藤。在维新派的安排与策划下，光绪在9月20日接见了伊藤。

维新派将伊藤博文视为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试想，以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立国梦想，急于扩大生存空间的逐步谋略，伊藤又怎么会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清朝而献计献策？这一点，此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已验证。甲午战争输给日本后，中国派出无数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但作为帝王和维新的主要力量，将国家的成败看得像一场普通的体育比赛，将敌人视为赛后可以倾心交谈的对手，未免太过于轻率了。

同样的肤浅还表现在维新派和袁世凯的交往上。光绪接见伊藤博文时，他的“皇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两天了。自1898年9月18日起，光绪在处理政务时，必须遵循原先“垂帘听政”的程序：每日各件折奏呈上来，光绪首先签拟一个处理意见，必须立即“恭呈慈览”，等慈禧认可发下来，“再行办理”。这说明，光绪再一次丧失了处理政务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