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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事篇

第一章安森，在中国上岸

1743年，“百夫长”号接近广州。当时，安森手下的船员三分之二因败血症死亡，船队残破不堪。他要求进入广州进行修理和补给，但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拒绝。这时，安森决定“揭穿地方官员的虚张声势”，他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并威胁要击毁驻扎在该港的中国舰队。

故事要从1743年的一次中英交涉开始。这次事件足以让西方世界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把中国人视为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种。这，直接导致了清末的外交弱势和战争危局。

1736年，大清帝国已从雍正手中传至乾隆。在此后的几年内，依然以中华帝国身份睥睨整个世界的大清朝，实际上苦心经营的不过是“a”印象而已。谈到被外人冠名为国名的瓷器，明、清官窑瓷在康乾时期（1662—1796）进入最为鼎盛的时代。清代御窑规模较明代更大，档案明确记载有官员参与督窑。特别是督窑官唐英，以“陶人”自勉，从雍正六年起参与烧制官瓷，乾隆二十一年去世时，已是最高一级的督窑官。这位“陶人”呕心沥血，兢兢业业。这一时期的窑瓷无论大件小器皆制作精湛，颜色釉瓷匀净怡人，不愧为盛世之作。此后中国瓷器大批量行销海外，这一时期的烧瓷水平为之奠定了基础。

1743年，当乔治·安森驾驶他的“百夫长”号首次出现并驶入广州虎门附近的海域时，他的船员疲惫不堪，船队几近不堪一击。

1740年，他主张进行英国舰队的第二次环球航行。行前，英皇乔治二世明确指示，如果有机会，可以取道中国归来，为开拓东方市场作好准备。那时候，航海堪称世界上最危险的活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用测量地球经度的仪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著名的“经度之战”在科学界展开。不过，安森的船队在当时还无福消受任何高科技。

这次航行没有带刚刚研制成功的新经度仪器H1，而是依然靠海员的经验。安森舰队驶过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时，与风暴不期而遇。连续五十八天，狂风暴雨如影随形，把他们彻底吹离了航道，舰队的其他五艘战舰和“百夫长”号失散了。天气转好之后，安森完全判断不出自己的位置。此时给养消耗殆尽，连洋葱等舰载蔬菜都没有了，不少船员得了坏血病，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如果不立刻上岸补充淡水和食品，只有死路一条。

经度之战

在一个平面内，确定位置需要两个坐标。对于航海者来说，这就是纬度和经度。

古代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否则不能判断位置，等待船员的就是迷失、死亡。当初郑和下西洋就只能沿大陆边缘移动，所以他最远只到达了非洲，不可能发现隔海相望的美洲大陆。

纬度非常容易测量。这是由自然法则确定的——赤道就是零度，两极则是九十度，没有常平架等仪器时，有经验的船员依靠太阳、星辰的位置，可以基本确定纬度。但经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地球一直在转，使得经度的确定难以进行。于是，科学界首先要人为规定零度经线，然后才能谈及经度测量。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是最早利用经纬度绘制地图的人。托勒密的方法沿用了一千多年，但画出来的地图都不够准确，夸大了陆地面积，低估了海洋的广阔，这使得远程航海更像是碰运气。

为此，科学家们展开了“经度之战”。主要的流派有二：钟表法和月距法。

前者依据的逻辑很简单：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周，这一周也就是三百六十度。于是，每个小时就相当于经度的十五度。只要知道两地的时间差异，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经度差了。举例来说，如果知道某地的上午十点正好是加尔各答的上午八点，那么就说明此地在加尔各答东边三十度的地方。于是，经度的求解就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测定两地的时间差。

1530年，荷兰数学家伽玛·弗里西斯（GemmaFrisius）首次提出用钟表来测定时间差。按照他的设想，先制作一台钟表，始终保持某地（比如阿姆斯特丹）的时间，然后带着它旅行到新的地点，利用太阳高度测定“当地时间”，再和“阿姆斯特丹钟表”作对比，就能知道此地和阿姆斯特丹的经度差。这个设想严丝合缝，但在那个时代无法测定经度，因为当时的钟表精确度太差了。

1514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沃纳（JohannWerner）提出利用月球的移动来测量经度。在他之前，众所周知，月亮在天空的相对位置一直都在改变。沃纳精确测量，月球每小时移动一个本身直径的距离。他因此假定，假如地球上观察到的月球移动都是一样的，只要在两地分别观测月球，准确记下它在某个位置上的时间，就能算出两地之间的经度差。但月距法也有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时的星空图标既不完备也不准确。此外，在各地观察到的月球移动并不规律。

1714年，远程航海使得经度问题显得越发重要，英国国会因此成立了一个“经度委员会”（LongitudeBoard）。同年7月8日，英政府正式颁布《经度法案》。该法案规定，若有人能在地球赤道上将经度测量确定到半度范围内，奖励两万英镑；将经度确定到三分之二度范围内，奖励一万五千英镑；将经度确定到一度范围内，奖励一万英镑。

1735年，著名钟表匠哈里森兄弟生产出一台被称为H1的航海钟，全部零件总共重达四十二公斤。第二年，英国海军大臣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把哈里森送上了“百夫长”号军舰。船长普罗克特将H1安装到自己的休息室，为了尽量减小震动，他用铁钩把H1吊在天花板上。这次航行回程时，“百夫长”号遭遇风暴，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才返回不列颠。就在船临近终点时，船长按照航行经验，判断前面是达特茅斯附近的斯塔特。而哈里森根据H1给出了一个经度数据，和纬度一起确认后，认为即将抵达彭赞斯半岛上的利泽德。最后证明H1更接近利泽德，其实当时还距离这地方差不多一百公里。

1741年，哈里森曾经乘坐过的军舰“百夫长”号再度航海远洋，新船长乔治·安森没有带H1，依然靠水手经验来判断经度。这也成为安森“错误地”到达广州的原因之一。

1884年，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在华盛顿召开了“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宣布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全球的本初子午线，即经度零度线。

需要介绍的是，月距法未被钟表法彻底击败。在远航的船上，海员们坚持使用这个方法对航海钟进行校正。这两种方法互相补充，更好地保障了远洋船的安全。

1995年，卫星定位法进入商业化时代，远在太空中的二十四颗定位卫星，信号覆盖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航海钟和《航海年鉴》在航海时代从此谢幕。

根据航海日志，缺少给养的安森打算前往南纬三十五度、南美洲太平洋一侧的费尔南德斯岛。可在完全不知道经度的情况下，舰队只能先向北驶到南纬三十五度，然后沿着纬度线横向航行。具体向东走还是向西走呢？安森凭经验决定向西，可航行了四天都没有见到大陆，一帮人心里发毛。这时，船上每天都要死掉六至十人，如果再不登陆获得给养，连操作航船的人手都不够了。测不出经度使“百夫长”号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赔进去八十多条人命。

此时西风正烈，安森决定调头往东走。借着风势强劲，两天之后陆地就出现了。但这是地理上的拯救，他们出现的地方属于西班牙人占领下的智利，海岸线全都是悬崖峭壁，对方严阵以待，不许英国人上岸。没办法，安森只好掉转船头。他事后回忆，如果不掉转方向，“百夫长”号距离费尔南德斯岛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发现这个岛并成功登陆。

事已至此，这些人只好沿海岸继续北上。终于，西班牙人没能防守好秘鲁西北部的港口城市派塔，英国人成功洗劫了对方的居留地。在那个时代，船队的航海内容几乎和海盗无异，安森的舰队无恶不作——袭击商船劫掠港口，在定居点绑架贵族，勒赎妇女儿童，然后将目之所及的建筑物付之一炬。

1743年，“百夫长”号接近广州。当时，安森手下的船员三分之二因败血症死亡，船队残破不堪。他要求进入广州进行修理和补给，但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拒绝。这时，安森决定“揭穿地方官员的虚张声势”，他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并威胁要击毁驻扎在该港的中国舰队。前不久，这些人在派塔就是这样发出了同样的威胁，并在对方拒绝后立即开战，将其夷为平地。

那次战斗英国人虽然赢了，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尊敬毋庸置疑。因为对方勇于作战，只是输掉了战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