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美酒与毒药（第3页）

就这样，战争彻底地调整了苏联的能源产业结构，石油工业在苏联开始真正地崛起。[6]

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裂缝”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成为了继任者。经过三年的政治斗争，最终赫鲁晓夫坐稳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在大会上做了旨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7]。

为了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在当政之后随即放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铁腕作风，转而向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官僚集团放权，希望通过权力让渡换得中高层官员对他的支持。各个部委和地区经济计划委员会因此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多到超出了苏联体制的承受能力。这种明显带有短期目的色彩的权力让渡，使得苏联的政治生态在横向和纵向都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各部委手中更多的权力不但增加了他们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也让他们在处理利益平衡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把局部利益摆在首位——前面说到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对于领导层的问题“容错率”非常低。

相比而言，面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让渡所产生的隐患更为深远。赫鲁晓夫似乎忽略了一个俄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千百年来俄国同样浸**在“城邦文化”之中——简单地讲，在欧洲人们认同感最强的是自己所处的城邦，而不是国家。因此在各个欧洲国家，地方政权对于中央政府的忠诚度都始终是个大问题，说的再直白点，只要是欧洲国家，理论上就存在分裂的隐患，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国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等。早在伊凡雷帝时代，俄国政府就制定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1550号法令》，但即便是伊凡雷帝，面对地方势力和官僚集团时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妥协——自立国以来，“反分裂”其实就是沙俄帝国政治生态中一个长期的主题。

更要命的是，苏联之所以能称之为“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于除了俄罗斯之外，在她的西部和南部还存在着14个加盟共和国，而这14个加盟共和国在行政上并入俄国疆域不过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有的甚至不超过百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面临的地方忠诚度的隐患可能比西欧国家还要明显。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就已经开始丧失对俄国基层的实际控制力，从那时开始，皇权陨落就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俄国历史巨大的惯性在其中依旧起着极大的作用。

斯大林凭借个人权威，以铁腕集权的方式不断地加固着这个国家的“统一骨架”，这在俄国的历史上其实是常态，但凡是强势的沙皇，都会如此操作。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他对这个国家的“加固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凝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又使得一切回到了原点。大面积放权导致各个地区政府变得如同中国周朝时的封国，地方利益被放到了首位。

苏联的石油工业自然也受到了波及：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管理趋于混乱，新领导为了树立威信会成立新的部门，而一旦个人失势，其部门也会跟着被边缘化乃至直接被撤掉，而刚刚制定好的计划，也会因此推倒重来。苏联高层对基层的利益让渡同样产生了出人意料的问题。当时，一线部门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分得比例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缺乏监督，一线生产始终处于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在石油开采中他们往往倾向于弃难从易，因为深层油田的投入大产出小，虽然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一线的短期利益。

虽然如此，但终归要承认一点：在斯大林之后，苏联的国势在巨大的惯性之下依旧在往上走，“数量”只要庞大到一定程度，“质量”上的问题就会被稀释掉。在这段时期，苏联的石油产量始终在稳步增加，从远东地区到莫斯科等工业城市，苏联的燃油管道新增加了2万公里。第二巴库在赫鲁晓夫时代也从纸面规划变成了现实。在这段时期，人们还发现天然气的价值。在最初的时候，天然气一直被视为石油开采中的副产品，在开采中被白白的烧掉。在苏联的“七七计划”期间[8]，天然气成为继石油之后苏联又一大能源产品。

农业——苏联的阿喀琉斯之踵

很多观点都认为，苏联的解体从经济上讲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大跌，由此导致苏联在经济上的崩溃、政权解体。但我们把整个历史铺展开来会发现，与其说苏联是死在石油上，不如说它死在了农业上。

很难想象，这个领土世界第一、拥有最强大的核武库和仅次于美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人口不到3亿，它的粮食供给却一直是个大问题。

在斯大林时代，1951～1953年粮食年均产量是8400万吨，人均则是每年450公斤粮，这个标准甚至不及俄国1913年时候的水平（当年粮食产量为8600万吨，人均540公斤）。很多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斯大林强行搞集体农庄，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事情恐怕并不是如此简单。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工业化的冲刺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发展的初期，必然会出现工农之间的剪刀差，必然会在资源集中的情况下损害到农民的利益，这并不是苏联的个案。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他们在高速工业化时期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是通过海外殖民消化掉了这个问题，美国是通过屠杀印第安人。苏联的情况则与日本类似，由于缺乏外部空间释放，只能由本国的农民硬抗下来。

看待这段历史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当时的大背景：苏联从建国的那一天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列强环视的局面，周边的各个国家，包括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的中国，都曾对苏开战过（1918年北洋政府曾派兵参与美、日、英、法等国所组成的干涉军，出兵西伯利亚，站在中国的角度说，这其实是北洋政府试图收复清代丢失国土的一次努力。在同一时期，北洋政府同时还曾出兵外蒙。然而由于莫斯科很快稳定了局势，以及北伐战争的客观影响，这次收复失地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在这种强敌环视的局面下，你要想让国家和民族生存下来，必要有足够的钢铁、炸药和内燃机，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工业化才能得到，而恶劣的周边环境又不容许你慢慢来……仅仅从纸面数字来看，斯大林时代的农业的确没有开好头，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其实也不该过多苛责。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平心而论，相对于政治和工业领域，赫鲁晓夫最初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当时苏联已经有了比较厚实的工业基础，政府开始减小工农业的“剪刀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把计划和管理方面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集体农庄和农场，并且取消了粮食义务缴售（就是强行收购），免除了之前集体农庄对于国家积欠的欠款。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刺激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当时赫鲁晓夫还号召农民进行大面积的开荒，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当时开垦的这些荒地，后来成为了苏联以及俄罗斯主要的产粮区。

但遗憾的是这种状态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58年，为了应对来自苏共高层的权力挑战，赫鲁晓夫急于确立自己的权威。因此高层给农业部门下达了更高的生产指标。

在高指标的压力下，政府把刚刚给予农场和农庄的自主权又重新收了回去，很多小规模的农庄被强行合并、改造成了国营农场。除此之外，在对土地的利用方面，当时苏联开始采取了寅吃卯粮的耕作方式：最初，苏联农业采取的是田草轮作的耕作方式，一块田耕种一年，再修养一年，恢复土地的肥力，1958年之后这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被彻底放弃。在当时，苏联的农业用地曾一度按照中央的要求，统一种植玉米，结果导致当年农作物大量减产，由于日照不足，很多指令范围内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合种玉米的。

整体国力世界第二的苏联，把农业搞成这个样子，细分析起来有下面几个原因：

长期以来苏联工农业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从外部来讲，1917年十月革命后要应对外国武装干涉；之后由于欧洲局势越来越糟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是时间问题，所以斯大林时期必须搞工业化大跃进；“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又开始了，苏联以及她的同盟国面对的西方阵营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业能力，在这种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还是不能放松对工业的要求。可以说从建国的那一天算起，苏联的经济体系始终没有一天是真正轻松过的。由于投入不足导致农业设备不足，每年因此要少收粮食4000万吨。

从内部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军工部门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国家生产任务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在它的背后，哪个权力集团拿到的生产任务大、获得的资金更多，它在整个权力架构当中的权重也就更大。冷战让苏联的军工集团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而反过来，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安全，国家的各项资源只能一如既往地向军事重工业不断倾斜，这就必然影响到农业发展。

其次，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在苏联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小农意识。苏联政府为了鼓励农业生产，曾制定过“固定收购，奖励超售”的激励政策。即国家对定额之内的粮食以标准价格收购，超出定额部分的粮食加价收购。苏联政府以这种方式来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各个农庄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上报的时候往往是尽可能压低预计产量，这样一来定额就不可能制定得太高，如此一来，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在付出更少劳动的同时，收入反倒会增加不少，人们反倒不愿意多干活了。

此外，农民们对于农庄的资产和设施普遍缺乏责任心。当时苏联曾经透露过这么一组数据：农庄由于谷仓不够或者谷仓设备不足，每年损失的粮食占总产量的5%，打出来的粮食在储存、烘干、加工过程当中，由于工作人员的不注意，其中的损失又要占到国家总收购量的6%～8%，之后在运输过程当中，还要损失掉一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苏联的自然条件对于发展农业而言也确实不算理想。苏联的大部分国土处于高纬地区，虽然这里有大量的肥沃黑土地，但自然降水一直偏少，这个国家四分之三的谷物生产集中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流域，还有北高加索，再加上哈萨克斯坦，这几个地方普遍都是降水量少的干旱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都没有像我国建国初期那样大修农田水利设施——先是国内革命战争，接着工业化大跃进，等到“二战”结束后又开始搞冷战的战备，而且前苏联也拿不出那么多人力资源。截至1979年，全苏联有灌溉设施的土地1600多万公顷，这个数字只占耕地总面积的7。1%，其中用于种植谷物耕地的灌溉设施只覆盖了300多万公顷，仅占谷物种植总面积的2。3%。

如此一来，苏联农业就成了靠天吃饭。按照之前的气象历史统计，1936～1970年，34年里16年是旱灾，1971～1980年，10年里5年是旱灾，平均每隔一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有时候还是连年干旱，只要一逢旱季，粮食产量就要大幅下降。其中，70年代旱情最严重的1975和1979年，粮食产量都比前一年减少了5000万吨以上。

除此以外，农业投资虽然从总数上来讲不少，但利用却非常不合理。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对农业的投入都优先放到了畜牧业上，譬如培养优良的畜种，修建牛羊的棚舍，而最需要投入的农田水利，在历年的投资中只占15。6%。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畜牧业的最终产品是奶和肉，相对于粮食，副食品更容易让老百姓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度也会因此提高。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导致苏联农业计划缺乏培本固元的考虑。

而从人口来看，农业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偏偏对于苏联来讲，人口一直是不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一共损失了2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男性，随着战后工业产能逐步恢复、扩大，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已经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满足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于是只能从农村大量招收青年，导致苏联农业人口从50年代开始一直在流失，平均每年至少有160万人要进入城市。

在后面我们会发现，粮食问题将最终引爆了这颗名叫“苏联解体”的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