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唐绍仪传奇人生的悲惨结局（第2页）

袁世凯四面表扬别人，要的就是四面收罗人心。此后，唐绍仪才知道，顶头上司并不是真要当华盛顿那样的“总统”，而自己搞“责任内阁”一直寸步难行，也就不难理解内中原因了。

唐绍仪“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甚为不满，两人的裂痕加深。和章太炎一样，唐绍仪在民国用人上，也主张“务贵新不贵旧”，因此拒绝了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当然，赵秉钧深知当时的政局首脑不是唐绍仪，而是袁世凯，于是以辞职相威胁，公然对抗。此时还有一件大事：为了获得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基本同意了对方“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在袁世凯看来，为了袁系的茁壮成长，资本是不可不借助的力量。但唐绍仪坚决不让步，这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此后发生的“王芝祥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这一选举结果符合民国《临时约法》，唐绍仪作为总理也必须承认。但袁世凯看不惯自己的老根据地居然被选举抄了后路，本能地拒绝承认，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变成一纸空文，“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下野，时任总理不足三个月。

从总理位置下来，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邀请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的拉拢。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与唐绍仪十分熟悉的叶恭绰，晚年回忆道：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孙退位，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

唐绍仪不断劝别人退位，而自己在耄耋之年还不断思进。1931年，蛰居多年的他突然心血**，出任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他做县长，如当年做巡抚、尚书、总理一样，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区区四年，他到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地区还流传着唐绍仪那段时间的趣闻。他修马路的时候，民工不敢搬掉当道的土地公公，唐绍仪上前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的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也许就是这种不甘寂寞的做派，最终让唐绍仪付出了生命代价。

1938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经过军统的精心策划，一辆黑色小轿车载着三位不速之客停在福开森路上一座花园楼房前，两位商人打扮的来客每人携带了一只小木箱，另一人原系唐府旧随从人员谢志磐。正因为谢是经常来往的旧人，所以应门者毫不犹豫地将三人引入客厅，并从楼上请下主人后即退下。仅仅十几分钟后，客人就携箱告别，登车疾驰而去。正当门卫有所疑惑时，客厅中已传出呼叫声。原来唐绍仪已被谢志磐等三人用斧头砍杀，横尸厅堂。

当时，土肥原贤二积极拉拢中国政坛老将，组成“以华制华”的伪中央政府。1938年9月间，土肥原两次来到唐府，督促唐绍仪尽快作出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决定。而唐绍仪并未明确拒绝，他推出了自己的女婿岑德广，由他出面与土肥原进行谈判。

此时，人们一度认为，唐被杀是日本人遭到拒绝后的举动。后来，台湾地区《中外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这就是著名的“必杀论”。唐绍仪的意外死亡一度成为讨论热点，沈醉先生也曾发表意见，认同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但称这是“误杀”，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但有大量细节表明，唐绍仪对于以什么方式重登政坛，有自己的考虑。1938年3月，广州抗敌后援会致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从速南归。3月12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民函唐绍仪》的公开信，信中恳切劝告，希望唐绍仪“与国人共争民族的独立自主”。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和社团再度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且汇去了旅费两万元。对于这些明确、热情的民意，唐绍仪置之不理，连旅费也没有收。

更令人感到惊愕的是，日本人一手成立的南京伪维新政府中，二号人物竟然是唐绍仪的老部下温宗尧。温宗尧曾经一直紧密追随唐绍仪，可谓嫡系。温宗尧执掌维新政府，唐绍仪难脱干系。南京伪维新政府的伪立法院的院长居然来自“唐系”，这不能不引起当时重庆方面的猜疑。

国民政府进行了继续试探，承诺唐绍仪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为了争取唐绍仪，国府做工作很细致，他们甚至动员了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得很倜傥：“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但又苍白地推辞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这位已经七十六岁却不断有众多“家事”的老人迟迟未见动静。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显然说明其正在去留未定的焦虑中。国民政府的选择不多了。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10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这可能算是“被”成全名节的一段历史。

南唐，北吴

二战中，日本人在华寻找傀儡政权的代言计划，一度被人称为“南唐北吴”。唐，指唐绍仪；吴，指吴佩孚。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暗杀。一年之后的12月4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猝死。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当时还有人指出，不排除吴也是被国民政府刺杀的。实际上，众多细节表明，吴在对日态度上远比唐明确，确系死于日本人之手。抗战胜利后，为表彰其保持晚节，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而被“错杀”的唐绍仪，只拨给了五千元治丧费用。

吴佩孚比唐绍仪小十二岁，他和日本唯一的盟友关系，就是在当下级军官时，曾奉官方指示，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服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对外宣称“中立”，实际上暗中联合日本。这不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而是时局进退两难，“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最后，清政府作出了决定，打破俄国独占东北的局面，试图维护东北主权。

日俄战争前夕，在日驻华军事顾问、日本近代间谍战鼻祖青木的主持下，从北洋督练公所中选拔出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十六个能干得力的青年军官，与三十一名日本情报人员秘密组成“中日混合侦探谍报队”。这支部队的头领是守田利远少佐，他带领队员们渡海，分别到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军事活动情报，尤其是俄国东方舰队的情况。

在执行此次任务的过程中，吴佩孚“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所自信以为是者，则行之以渐……”其出色的情报工作才能，深受守田的青睐。日俄双方开战不久，2、3月份日本海军对盘踞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进行攻击，遭到猛烈还击，久攻不下。主帅东乡平八郎决定对俄国舰队实行封锁战。俄军设立多道防线，日本船只能自沉在指定海区，以围困俄海军。对手自然看懂了日军的计划，于是凶猛袭击日军舰船，导致日军遭到重创。在吴佩孚的提议下，日军用多只普通渔船日夜不停地对俄舰队进行骚扰、试探，趁其麻痹之际，把日军情报船混在渔船中送到海上阵地，于是港内各舰阵位信息成功反馈到指挥舰，为日军歼灭俄国远东海军残余，以及陆上要塞决战作出了贡献。10月，已荣升为上尉的吴佩孚奉命携带重要情报到奉天附近的新民屯参加秘密会议，途中被俄军以“间谍”之名逮捕。吴佩孚拒不承认自己谍报员身份，在被押往哈尔滨的途中跳车逃脱。

1905年，俄军从三万公里外赶来的“波罗的海”舰队被消灭，陆上战争日军也获得了胜利。吴佩孚屡次立功，日本赠其六等“单光旭日勋章”一枚。在历时一年有余的日俄战争谍报工作中，吴佩孚初露锋芒，可视其为日后跃居北洋之星的开端。

顺便提一句，在众多因素汇集之下，对马海战成为历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战事：俄军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八艘主力战舰有六艘被沉，两艘被缴获。俄军参战的全部三十七艘战舰，有二十二艘被击沉，六艘被缴获，还有六艘被扣马尼拉，最后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仅有三艘，而日本仅损失了三艘鱼雷艇。俄军死亡四千余人，被俘近六千人，近两千人被扣押；日军有一百七十七人死亡，不到六百人受伤。

东乡平八郎前去探望被俘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宽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看你是否已经履行了军职。”但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涅博加托夫回国后都受到了审判。

这场战争，是吴佩孚最后一次和日本人同袍。1924年9月8日，吴佩孚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是最有希望统一国家的人物。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被冯玉祥暗算，他彻底走下了政坛。

抗战爆发后，日军曾以吴佩孚的名义在河南征召伪军。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采取拉拢、威逼等各种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对吴佩孚作出了中肯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其后人吴运乾、吴运坤回忆说：“日本人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务头子拍桌子，掷茶碗。”

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几乎就是抗日声明：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这和唐绍仪的表现有极大差别，因此也促成了日本人解决吴佩孚问题的决心。

据吴运乾、吴运坤回忆，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务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吴佩孚牙病，脸部发炎）。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掩护下鼠窜而逃。

吴佩孚坚决不做汉奸，因为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汉奸是种最可怕的职业。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精卫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五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

抗战的陪都时期，磁器口曾发生过轰动陪都的新闻，成千上万市民纷纷前来观看最新制作的汪精卫和他老婆陈璧君的跪像。从那时起，他们便一直跪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