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从A到Z（第2页）

国家形势之危急，甚至连最为严谨、颇具远见的知识分子都承受不起。1907年，杨笃生和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办《神州日报》，他的文章被人称为“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因受黄兴死去等不利消息刺激，留下一纸书信给吴稚晖，说“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而死。主要原因是他听说广州起义失败，遗嘱中，他将历年所积一百英镑捐助革命。

在法医学的一些文件中，提及在所有被淹死的人中，接近50%和饮酒有关。而溺亡似乎成为表明心志之文人的首殁之道。英国浪漫诗人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822年在意大利航行时溺亡；以《奔流入海的河流》而闻名于世的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SaraTeasdale）1933年四十八岁时自溺；多产的作家和女权主义者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将自己的口袋塞满石头，然后跳进一条河中自杀。

Embargo禁运

每当清廷意识到国内和国际危机时，禁运是他们最常用的抵抗方式。

乾隆时代，皖南等处水灾甚重，各地均禁运米粮出皖境。在对外交往中，军器、盐等重要物资，一直是国家专营，其他人不得染指。彼时，到日本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主要分官民两种，官商亦称皇商，多是由内务府指派的商人。这些人享有许多特权（如免税、可以出口禁运品，等），并具有垄断性质。国家预先为其支付资本，他们再四处采办货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民商亦称额商，他们的特点是要自备资本，“先铜后帑”。按照规定，他们从日本购买的洋铜十分之六必须卖给江浙两省官府，剩下的十分之四才能自由处理。即便如此，仍然获利颇高。

清中晚期，海外贸易逐渐增多，但禁运令还是无处不在：船只的进出口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领取执照。在贸易中，五百石以上的大船不准参加出口贸易，但是可以进口，只是禁运军器。在进口贸易中，大的木材（樟木、樟板）、硝磺（制火药用）、铁货（包括铁锅）数量很大，后来也被禁止了。粮食不许贩运出口，只许携带船上海员所需的数量，为此出海人数也有所限制。经商的人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海，事前一定要经审批取得许可。清廷在一点上做得很出色：禁止贩运人口，杜绝把人口贩运出口作为奴隶，这显然是针对外国人来中国拐骗人口当奴隶的计划。这一计划受到阻碍后，改为招募华工（即所谓“猪仔”）。卸任的美国总统格兰特和李鸿章会谈时，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夷商规条》。其中规定，外国商人销货后即须回国，禁止在中国过冬；商馆不准交易；公行行商不许拖欠外商债务，使外商有所借口滋事。外商没有雇用中国仆役的权利，其居住地由清廷官方加派兵丁防范。这些条规以后又经增订、改订，搞得越发严格，如禁止外商打听中国行情，外商不许坐轿，禁止外商家眷上岸，等等。1755年，因为往浙江贸易的外船逐渐增多，乾隆决定把定海的税额提高，目的不在于增加收入，而在于限制外商，防止出现另一个澳门。

但是，清中晚期对外贸易的政策帮助了美国。当时，初生的美利坚遭到了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就连独立战争时支持美国的法国，也只勉强向美国开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海港，只允许六十吨以下的船只出入。这方面，中国慷慨地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本国海港。

1784年8月底，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过六个多月的航行抵达广州黄埔港。因为美国人说英语，广州官员最初把他们当成了英国人，当后来得知美国是新独立的国家时，不仅没有轻视，反而对其十分友好。他们盛赞这些“花旗国”的商人遵纪守法、态度谦逊。“中国皇后”号生意空前顺利，他们卖出带来的货物后，购买了大量中国货物，其中包括红茶两千四百六十担、绿茶五百六十二担、瓷器九百六十二担，以及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在“中国皇后”号返回前，广州官吏还特意赠送两匹绸缎给美国政府。1785年5月15日，满载中国货物的“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这趟买卖的利润高达三万多美元。

这次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让美国看到了突破禁运的希望。为了推动对华贸易，美国国会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各大报纸竞相报道此事，并发表评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在政府推动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下，美国对华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超过法国、荷兰等国，18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仅次于英国排在第二位。早期的对华贸易使美国迅速积累了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为其走上世界第一强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Fire火灾

据说在公元前400年，救火水管就已经诞生了——当时是用牛肠子做成的，连接在一个大水桶上，消防员通过猛踩或是坐在水管上提供压力。1673年，两名荷兰人发明了现代水管的雏形，这种水流的力度是淋浴喷头的十二倍。

故宫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到清朝溥仪离开（1924年），有记载的火灾大概四五十次，其中大多数来自雷击。有记录的雷击事件约有三十四起，其中不乏造成严重火灾的情况。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大殿因雷击火灾而焚毁，共毁坏三殿、二楼、十五门。晚清时，在乾清门，东、西华门等处，都配有一种专门的工具，称为“机桶”或“激桶”。从文献记载来看，它大约是一种人工操纵的喷水灭火设备，靠人力将水压射出去。

清朝盛世时，紫禁城火灾极少。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时间最长，但宫中失火次数最少，这绝非偶然，是他非常注意防火的缘故。对失职引起火灾的人员，康熙规定的惩罚极为严厉。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负责防火的六个人均以绞刑处死。雍正在其幼年时就耳闻太和殿失火的惨状，直到他二十岁时重新建此殿，不论对宫中还是官衙、民间的防火都抓得很紧，尤其是紫禁城内，曾谕令“紫禁城内每年冬令禁饬火烛”，并经常告诫“宫中火烛最要小心”，还增加房屋建筑的防火设施，建立和加强了宫内的防火组织。

这一时期，火灾是全世界问题。1871年芝加哥大火，从德科文街的一百三十七号一间机房开始，近一万八千栋房屋被烧毁，三百人死亡，十万人无家可归。同一晚，在威斯康星州的佩什蒂戈，一场大火也烧掉了八百间屋子，一千8百人死亡。这两起火灾，都有人称是“流星”引起的。在这样恐怖的火灾面前，民众谈“火”色变。1902年9月19日，两千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巴普蒂斯特教堂。有人听错了一个词，以为是发生了火灾，于是大家都惊慌失措，夺路而逃，一百一十五人因踩踏丧命。其实，现场自始至终一点儿烟火气都没有。

1888年11月，紫禁城宫中开始安装电灯，这为产生火源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1923年，紫禁城发生一场大火，从敬胜斋烧到延春阁、静怡轩、香云亭、广生楼……整个西花园化为灰烬。大藏经、大金塔、全藏真经、历代珍贵书画、吉云楼和凝辉楼数以千计的大小金佛和金制法器，全部化为乌有。种种迹象表明，建福宫火灾名册上的旷世宝物，其实有许多早在失火前就已消失。即便如此，对起火原因，当时的清政府只给出了看起来像是推卸责任般的推测——“电线走火”。

溥仪自己认为，当时宫人虽未正式下岗，但早就自谋生路，其中的主要“业务”就是偷携皇家器物出宫出售。火灾和偷盗有一定的关系。大火之后十八天，溥仪将太监全数遣走，他的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说：“溥仪请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派他的一些亲信部下带军队来保护紫禁城。王怀庆一向和皇室的感情极好，他的军队驻北京城至颐和园一带。同时又召见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吩咐他负责处理这件事，叫他召集全部太监在某一宫殿的院落上，宣读‘圣谕’，叫他们即日离开紫禁城。如果太监们表示什么不满意或者意图捣乱秩序，就叫王怀庆派来的军士将其赶出紫禁城。”

Gangsters帮派

在众多电影的熏陶下，现在大众对帮派的感觉已经从震惊、恐怖转变成浪漫了。

在晚清历史上，帮派确实很浪漫。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除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外，其余九次起义的基本队伍都是依靠帮派会员（如洪门武装）。冯自由在《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中指出，1899年，“三合、哥老两会首领虽有推崇孙总理为总会长之举，然仅属洪门一部之特殊动作，究有泾渭之分”。

洪门是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系统，清代时迅速在南方诸省传播，主要特点为“歃血为盟、异姓结拜兄弟、反清复明”，在晚清和孙领导的革命有共通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得到洪棍一职，并非最高头衔。同时，黄兴也在哥老会中有和龙头类似的职务。

青红帮由于参加辛亥革命，推动民国建立，在民国初年成为半公开的权势组织。孙中山由海外返沪就任临时大总统，青帮老大应桂鑫曾组织卫队，护送其到南京。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在民国初年拜会黄金荣，当场赠对方十枚刻有袁世凯头像的纯金纪念币。这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典礼前特意让人在英国制造的，存世数量极少。

在张善亭的策划下，袁克文以“大”字辈入帮。青帮按二十四个字排辈分（辈分主要通过字辈来体现，主要特征是同辈份的人中，都有共同的一个字，一般排在三字姓名中间），民国前排到“元、明、兴、礼”，民国后多为“大、通、悟、学”。袁克文有总统公子的身份，帮会当然不敢怠慢，特意祭出“跳方”的形式，即打破规矩，由“大”字辈大弟子代师收徒，相当于“大”字辈收一个新的师弟。据说“大”字辈的帮人上海也就二十多位，杜月笙才排到“悟”字辈，比袁克文低两辈。

这名充满文艺范儿的公子，不肯按帮派规矩让人叫自己“老头子”，而是称“老师”，顿时为黑社会增加了书卷气。袁克文曾担心有人在外面打着他的旗号招摇，于是在报上登了一篇《门人题名》：“不佞年甫三十，略无学问。正求师之年，岂敢妄为人师。乃有好事少年，不鄙愚陋，强以人之患者，加诸不佞，既避之不获，复却之不可，忝然居之，自觉愧悚。而外间不谅，更有不辞自卑，托言列门墙者，殊繁其人。在彼则偶尔戏言，在予则益增颜汗。或且讥予冗滥，诟予妄谬，不尤自恧欤！乃就及门诸生，记其名字，以告知我厚我者焉。”意思是，在外号称自己门徒的，大多是信口雌黄。

Holocaust大屠杀

清初，满人军队入关若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有资料说，中国人口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余万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不到两千万人，净减三分之二。

对这两个数据有必要保持怀疑，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人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数十万。

清为了建立全国性政权，最初不得不采取种族大屠杀。而在其倾颓之际，大屠杀更是比比皆是。这其中，有国内镇压内部斗争的杀戮，如在广东洪兵起事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6月到8月，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同时，外国侵略势力也在大清朝的土地上肆无忌惮，杀人如麻。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两万人，只有埋尸的三十六人幸免于难。《世界》杂志强烈谴责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有野蛮筋骨的怪兽，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而露出了野蛮真面目。”

面对国际舆论，首相伊藤博文指示外相陆奥宗光；“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

半个月前，慈禧刚刚度过了“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六十大寿。彼时，日军已在攻占金州、逼近大连的路上了。

Invulnerable刀枪不入的

一个义和团成员的“基本素质”就是刀枪不入。

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将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谈。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人和物，义和团都极端仇视，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各色人等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至于打击对方需要的能力，教主号称其成员“刀枪不入”，口口相传，声威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