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篇（第2页）

国事艰难，科举考试最终也和政治扯上了关系。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就在此时，《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亿两白银的消息传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湾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参与署名。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在“都察院”门前请官员代奏朝廷。

这时，科举已经遭到中国学子的质疑。1895年，吴稚晖和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相约，认为科举无益，不参加乙未科考试。结果吴自己没去考试，但康、梁都去了，吴因此退出了康党。在这场考还是不考的投机中，梁启超本来和康有为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暂时不想和他反目。谭嗣同此后看出了康、梁之间的分别。他在北京认识了吴德潇、吴铁樵父子，相见恨晚。吴铁樵后来告诉汪康年，谭嗣同认为“康徒唯此人（梁启超）可与也”，依据是梁启超“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其口，此其佳处”。

所有的考试制度都没有涵盖女子。清朝贵族裕庚原来在沙市居住，后来去了汉口。他将自己的女儿德龄送进了教会学校，其他人都反对，说他太激进，把自己的孩子“出卖”给外国人。从此裕庚得了一个“叛徒”的称号，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清廷为了笼络贵族和大臣，公开采取了一些照顾其子弟的考试制度，恩科就是其中一种。按恩科的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外任官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武官提督、总兵以上，他们的子孙、同胞兄弟，以及同胞兄弟之子，如要参加乡试都称为“官生”，其卷子另外编为“官卷”。“官生”的录取属于“提前批”，每二十名“官生”取中一名。这比其他人考取举人要容易得多了。

对皇帝而言，不存在通过考试获得前途的问题。但是，历朝历代，对于储君的教育异常严格，即便是现任皇帝，如果尚未成人，也一定要应付各种课程。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经历折射出晚清皇族和贵族的状态。

1917年7月，一位有胆识的作家写了《复辟潮》这出戏剧。其中的一个桥段是这样的：张勋对溥仪说，若成功不必再念书，定能取消所有功课。还说，自古有马上天子，焉有读书天子？这样的记述可能是执意诋毁满洲皇帝的人所作。但溥仪本人对传统的教育方式确实厌倦了。

德龄公主后来回忆，贵族子弟只想玩，而不想学任何东西。这一点上，溥仪比他们要好。然而，有些老师是在他退位之后才姗姗来迟的。

20世纪初，为了满足溥仪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为其挑选了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

1918年8月2日，经李鸿章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总统和英国使馆交涉，庄士敦（ReginaldFlemingJohnston）成为溥仪的“帝师”。民国八年（1919年）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十四岁，而庄士敦已四十五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在其离开威海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溥仪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1934年，庄士敦写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清朝盘踞紫禁城两百多年后的黄昏时期，尤其是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这段时间没落的真实情形，引起世界轰动。庄士敦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并于长春造访了溥仪。溥仪准备留下他来在伪“满洲国”工作，庄士敦拒绝了。

二战之后的东京大审判，检察方以庄士敦的这本书作为证据，控诉溥仪在“满洲国”期间的叛国行为。溥仪辩解说，这只是庄士敦为了自己的书好卖，随意编撰而已。

清代对科举考试书籍的痴迷，最终也让他们在革命论战中遭到意外打击。章太炎嘲弄康有为讲的“光绪皇帝享有天命”完全是狗屁。这位博闻强识的学者说，要什么样的“天命”，他都能随意考证、编纂出来。为了打击对方，他马上编了一则清朝即将完蛋的“符命”。当时学子都很熟悉的《中庸》开头一句话为“天命之谓性”，结尾一句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就是“天命”二字开始，以带有“载”字的一句告终。章太炎此论对照清朝历史，清初努尔哈赤的建国年号是“天命”，当时执政的光绪皇帝名“载湉”，正应着清朝国运到光绪为止。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无不以各种符命、童谣为征兆，章太炎这一搞，人心更是离散不少。四书五经还算是有点儿谱的，而学子们学的古史根本就是胡诌。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这样说，中国古史是糊涂账，两千多年随口编造。如舜在孔子时代仅是无为而治的代表，到了后来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明君。

1905年9月2日，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六人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意见，清廷谕令从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停止所有乡、会试，科举制终于灭亡了。

东亚的其他国家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精髓。在黑泽明（AkiraKurosawa，日本导演）的小学时代，日本小学生的毕业歌是：“高山仰止，吾师之恩”；五年级学生唱的歌：“上班诸生，切磋与共，如我之姊，如我之兄”，这些都是过去中国少年的必修课。

清帝国的倾颓，和考试制度无法让精英得到升迁的机会不无关系。明末的驿站问题没有解决好，出了一个李自成。洪秀全屡试不第，干脆自己打天下，直接造成了晚清大乱。孙中山从来没有走过科举道路，但有不少民国历史学家认可他给李鸿章上书的历史。只是这些历史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孙中山像严复那样，不管是读书还是投靠达官成功，被授予一官半爵，岂不是和日后的事情无关？用一句讽刺当代教育的话来形容过去的这段历史，也是恰当的——如果比尔·盖茨念完了大学，恐怕世界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科举与书法

“彭玉麟书法极好，但不能写正楷，不能写自己的名字，所以七试不中。于是不得不投衡州协标营充司书，月支饷以养家。衡州知府高人鉴，偶于客坐见其文字，极为称赏，并招其入署读书，旋补附学生员。”对此传说，外人宁愿相信他有考试恐惧症。从彭玉麟流传后世的对联书法作品来看，他并非不能书写正楷。

不少收藏家看中了馆阁体书法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清代科举盛行，读书人忙于应付考试，花费大量时间练习写白折子、大卷子。他们所写正楷往往笔锋严格、法度古板，被称为“馆阁体”，也叫“翰林字”。当时，欧体和赵体是读书人最喜欢临摹的。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古玩店和旧书店经营的一些“翰林字”售价只有二十元，同样的作品，现在已经卖到上万元甚至更高。

相同的故事也发生在另外一个清代人物身上。清道光朝时期，科举尤其看重书法。据说龚自珍因书法不佳，妨碍了进身。龚二十八岁中举人，之后一连考了六次，直到三十八岁才中进士。殿试的时候还是因为“楷法不中式”，勉强得了个赐同进士出身。和彭玉麟不一样，龚自珍在《自觉跋某帖后》里明确发牢骚：“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在他看来，“专以临帖为事”太难了。有时候，他也提笔描摹，准备好好练字，不过写不了几行就不耐烦，“胸中有不忍负此一日之意”，干脆搁笔。

尤其是在皇帝亲自阅卷的殿试中，书法的好坏万分重要。一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国家，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从科举制度开始，字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脸面，写一手好字是士子的基本素质。

书法是古代学府中的主要项目之一，科举铨选人才以“身、言、书、判”为标准，“楷书遒美”不可缺少。同时，官方还配备了书法教育机构，如唐代设立京师弘文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家纷纷登台讲授书法。各代在这方面都有所因袭，这也使士庶学风大振。及至明代，盛行帖学更为注重楷法，到了清代不过承其遗绪，更加讲究工整而已。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书法由此成为一门普及艺术。在全民学书风潮的影响下，历代书家高手如云，诸如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董其昌、刘墉、翁方纲等，无一不卓然成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书法家通常都有过人的腕力甚至臂力，历史上颜真卿在这方面被传说为力士。上文提到的赵匡胤让两名殿试者手搏，估计是双方不但一样快，书法水准也差不多。于是宋太祖由书法想到腕力，直接让他们手搏了。

《辞海》中的“馆阁体”条目是这样的：“书体名。明清科举取士，考卷的字，要求写得乌黑、光洁、方正，大小一律。至清代中期，要求更严，使书法艺术趋于僵化。明代此种楷书叫‘台阁体’，清代则叫‘馆阁体’。”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透露了对这种拘束精神的书写方式的看法：“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功，而诧为异闻者，今皆是也。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以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

极具讽刺性的是，大奸臣里总有杰出的书法家。蔡京的书法一度让米芾自愧不如，秦桧也因字闻名。在写“标准字”上堪称大家的严嵩（《明史·严嵩传》：善小楷，有书名），在历史上也是祸乱朝纲的大奸相。

字如其人，人如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