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王莽与刘秀 当穿越者遇到位面之子（第4页）

但事实上，更始帝没那么蠢。当日刘演虽死，但他们两兄弟拉起来的舂陵军还在，更始帝要真动手杀了刘秀，就意味着要与舂陵军开战，而这时候更始政权还要面对赤眉军等其他势力的威胁，内部的争斗当然是能避免就避免，既然刘秀这么识时务，不但主动谢罪，还替他安抚舂陵军，那么，更始帝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不介意做上个顺水人情。

当时的天下局势，新莽王朝虽然灭亡，但更始政权还没能一家独大，各地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要与更始帝逐鹿天下，当时有句童谣叫“得不得，在河北”，意思是谁得到了河北之地，谁就可以得到天下。

这时候，更始帝就需要派个人去招抚河北的各个势力，而这个最适合的人选，就锁定了刘秀。

更始帝也考虑过，他与刘秀有杀兄之仇，万一他一去不回，自己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可当时赤眉军在山东日益壮大，威胁着新生的更始政权，更始帝要派个能力不足的人去，耽误时间不提，要是招抚不力，把河北军阀推向赤眉军一边，自己可就真的要步王莽后尘了。

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让刘秀前去河北招抚当地军阀，但前提是他不准带任何亲信，只能独自前往。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住刘秀，却不想给刘秀上演了一出“单车巡河北”的史诗传奇。

刘秀到了河北，凭借他以往的人脉以及自身的人格魅力，一通连削带打，迅速拉拢了当地大大小小的豪强军阀，组织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

当时有个盘踞真定的军阀叫刘扬，坐拥十万大军，可他本人并无军事才能，只能在乱世中做到自保，而无进取之力。刘秀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将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嫁给了刘秀，两家联姻，刘秀的领导才能与刘扬的十万真定军强强联手，一个与更始、赤眉分庭抗礼的第三股势力，在河北大地上崛起了。

更始三年，更始军与赤眉军发生了火并，刘秀选择坐山观虎斗，直到更始政权崩溃，刘玄本人被杀，刘秀这才趁机东进，把更始军与赤眉军给一锅端了。

到了这一刻，刘秀已经成为天底下最强大的势力，他统一天下的步伐即将展开，一个叫东汉的王朝即将拔地而起。

六

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建立了东汉王朝。

刘秀刚一披上龙袍，立刻废除了王莽颁布的种种政策，恢复炎汉传统，并逐步翦灭各路军阀，将中国再次统一。可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直到这时刘秀才意识到，当年王莽面临的问题，现在轮到让他来解决，如果他无法解决，那么下场可能也会如王莽那般身首异处。

刘秀本想恢复西汉传统，在税制上以“一百亩”为单位来进行收税。但到了东汉建立时，因为各地豪强上百年的土地兼并，许多老百姓根本没一百亩的土地，如果再以这个标准来征收税赋，那么这些百姓交不起税，只能逃亡沦为流民，或者给豪强们为奴为婢，脱离官府名册的掌控。

当初王莽给出的办法是将土地收归国有，再平分给老百姓们，这样大伙儿都有土地了。可这一做法无异于虎口夺食，不甘被夺田的豪强们裹挟流民武装暴动，推翻了这个要革他们命的新莽王朝。

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强，跟随他建功立业的“云台二十八将”多半也是豪强出身，他如果也去学王莽“打土豪，分田地”，那么新莽覆灭的结局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刘秀决定退一步，不在土地制度这个**上跟豪强死磕，而是选择改革税制，不再以“百亩”为单位收固定税，而是以“亩”为单位收浮动税。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得清查各地豪强们所拥有的真实土地数字，不然你连他们有多少亩地都不知道，拿什么依据去收他们的税？

建武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终于下定决心，颁布了著名的“度田令”，要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各地豪强的户田数额，这就等同于向这些世家大族宣战。

刘秀的“度田令”刚一下达就遭到了举国反对。在中央，大司徒欧阳歙带头闹事被刘秀下狱论死，他的上千弟子联名上书向皇帝施压，要求朝廷停止丈量土地。在地方，各地豪强发动武装暴乱，攻杀清查垦田的朝廷官员，刘秀虽然四处弹压，可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还有些地方长官与豪强们勾结，包庇这些武装地主，不肯如实核准他们的垦田数字。有一次，刘秀就在陈留郡奏事的文牍上发现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勃然大怒，将陈留的使吏叫上来盘问，这位吏员顾左右而言他，不肯吐露实情，还是刘秀年仅十二岁的四子刘阳（即汉明帝刘庄）出声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即使田宅逾制，官吏们也不敢认真盘查。”

由此可知，刘秀实行“度田”的难度，未必下于当年的王莽改制，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是反对核查垦田的既得利益者。为此，刘秀不止一次地大开杀戒，连秦始皇、汉武帝当年“徙其魁帅于它郡”的强硬手腕都给用上了。

有次，刘秀因“度田不实”一次性处死了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他还向马援感叹：“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因“度田令”杀人过多，有点自责。

马援答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这些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怎会嫌多呢？

在刘秀一连串的打击下，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汉以来尖锐的社会矛盾，促成了“光武中兴”的大好局面。史载当时“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曾经在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够手眼通天的世家大族们，终于在这位汉光武帝面前有所收敛，向这个新兴的东汉王朝宣誓效忠。

但是，刘秀虽然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暂时抑制住了豪强势力，但终归没能做到如先祖刘邦那样能够将社会的财富重新分配。他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到“打土豪、分田地”，所谓“度田令”的意义无非是在承认了豪强侵夺百姓利益的现状下，再让朝廷从豪强的碗里分上一杯羹而已。

对此，刘秀也心知肚明。建武三十年，有个大臣拍刘秀马屁，建议让皇帝去泰山封禅，刘秀就自嘲道：“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东汉田亩数字最高的汉和帝时期以及人口最多的汉桓帝在位期间，在耕田和人口上的数字都还不如西汉末年，而从后世的印象上来看，东汉也始终不如西汉那般生机勃勃，譬如诸葛亮在劝导后主刘禅的《出师表》中，对西汉的形容是“兴隆”，而对东汉的描述却是“倾颓”。

不过，两汉政治最根本的缺陷，还是汉朝一直以来都没有设计出一个良好的官员选拔制度。在当时没有科举制，而是察举制，就是地方长官推荐他们当地的人才，这种人才叫“孝廉”，再由中央对这些“孝廉”进行考察，只要通过了，就可以成为汉朝的公务员。

但这种制度有个漏洞，就是这个人到底算不算人才，全赖地方长官一张嘴。地方豪强只要靠银钱开路，就能打通关节，让自家的子女被举为孝廉。而这些豪强们的子女进入官场，一般都会互帮互助，今天你提拔了我家孩子，明天我就举荐你家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把起初的暗箱操作给摆到了台面上，形成了所谓的“士族”。他们不但抱起了团，还明目张胆地排挤那些寒门出身的子弟，最终在魏晋之际进化到了他们的终极形态——门阀政治。

在光武帝刘秀死后，他盼望自己的后代可以出现一位像汉武帝那样的强势君主来解决豪强问题，可在堪比文景二帝的汉明帝、汉章帝驾崩后，东汉的即位之君不是无知孩童，就是庸弱之徒，外戚与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地方豪强们趁着皇权羸弱，通过举孝廉将东汉官僚系统给渗透成了筛子，原本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的世家大族，现在连中央高官的位置都给他们垄断了。比如袁绍家族就号称“四世三公”，四代人里有三个人都位列三公之尊，这样让普通的寒门子弟根本晋升无望，社会矛盾再次达到了它的阈值。

东汉末年，巨大的贫富差距逼迫农民们揭竿而起，黄巾军的起义声响彻四海八荒。宦官之后的曹操、宗室之后的刘备、豪强之后的孙坚，都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叛乱，最终与其他军阀一起瓜分了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

再后来的事情，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