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康乾盛世 败坏的开始（第2页）

就算横向比较，近代西方人把大清帝国叫“东亚病夫”，把奥斯曼帝国叫“西亚病夫”。然而，同样都是“病夫”，在“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中，奥斯曼军队与协约国打到山崩地裂，给欧洲联军造成了四万四千零七十二人阵亡的巨大损失，仅这一战就可以把清军羞到无地自容。可想而知，假设两个“病夫”若是国境相邻，面对可以硬顶英法联军的奥斯曼军队，清朝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下场？

那么，我们就不禁问一句：为何曾经傲立东亚的东方雄狮，到了近代，就混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了？

我们都知道，积贫积弱绝非一朝一夕，如果要找到近代中国衰弱不堪的答案，只能拷问一下鸦片战争前夕的“康乾盛世”了。

二

经过多年电视剧的洗礼，我们对清朝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康乾盛世”耳熟能详，知道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统治下，清朝走向了全盛。可在乾隆之后，开始了嘉道中衰，国力逐渐不支，到了晚清被西方列强轰开了大门，开始了百年的国耻。

按照以往的逻辑推导，清朝在“康乾盛世”时还是东方霸主般的存在：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退沙俄，号称“千古一帝”；雍正皇帝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乾隆皇帝灭准噶尔汗国，将新疆并入中国版图，人口也暴涨到了四亿多人。

可是，到了乾隆晚期，皇帝年老昏聩，和珅祸乱朝政，清朝开始由盛转衰，等到乾隆驾崩以后，嘉庆、道光都是孱弱之君，清朝的国力一日不如一日，西方列强赶在这个时间点找上门了，咱们能不受欺负吗？

按照这一套说辞，好像问题不在“康乾盛世”本身上，而在于乾隆晚年的昏庸和嘉庆、道光等后继之君的无能上。

然而，顾诚先生早在《南明史》的绪论中就批判过这类混淆视听的说辞。他认为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落后的责任都不该让嘉庆、道光来背，而是要从康熙、乾隆等人的身上寻找答案。

我第一次见有人吹捧“康乾盛世”，还是金庸先生在小说《鹿鼎记》里，上面写道，康熙时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百姓安居乐业，比起明朝的苛捐杂税不知好了多少，韦小宝以此劝说天地会众人，让他们不要反清复明。总而言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清朝时期百姓日子过得比明朝好，那些天地会的“义士”都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单纯不喜欢满族人当皇帝，这才不顾现实地反清复明，他们完全就是在乱折腾、瞎胡闹。

然而，清朝治下真的轻徭薄赋吗？

任何史论都需要证据讲话，不是一拍脑袋的想当然。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源自崇祯皇帝为了剿灭清军、农民军以及训练军队，在收完征税后，又额外加征了“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结果老百姓们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最终在李自成的领导下，大顺农民军打进了北京，埋葬了明朝。

可是，清朝坐稳龙庭以后，是否废除了三饷呢？

不但没有，反而把三饷给划入正税里了。

本来，崇祯皇帝加派三饷，只是个临时税种，约定只要打败清军，剿灭了农民军，这个税咱们就不收了。可清朝倒好，在顺治元年宣布减免三饷，收揽了人心以后，到了顺治三年就立马反悔了。多尔衮给三饷改了一个名，叫“九厘银”，换个马甲继续收不算，还给划入了正赋，规定这是正式的税赋，期限永久，将来也不可能免掉了。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末年，往往苛捐杂税众多，百姓家破人亡，人民揭竿而起，一起推翻了旧的王朝。等到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就会以史为鉴，轻徭薄赋，给老百姓一段与民休息的快乐时光。

可唯独清朝不一样。

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厘定了比明末还要高的税赋，甚至算上清初六大弊政和其他折银盘剥，说清朝时期的人民负担是历朝历代大一统王朝里最高的都没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再宣布大清“永不加赋”，这无论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虚伪——你们把税都收到九十年以后了，这还有加赋空间吗？

可以说，清朝康乾盛世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个“瘸子腿”，到底怎么瞧这个盛世，只看你选择从什么视角去看。

从全球视角去看，这肯定不能叫盛世，以往的盛世，如文景、开元、永乐等，中国文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遥遥领先的，也只有康乾盛世的中国，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实际上已被西方远远甩在了后面，杨师群先生干脆就说：“康乾盛世本质是没有前途的繁荣，中国的自娱自乐。”

从传统角度看，康乾盛世也称不上尽善尽美，社会问题重重，让人很难认同，这能与汉唐并列？虽说清朝版图大、人口多，可一则生民太苦，比不上汉唐百姓丰衣足食；二则文网太密，赶不上开元时代奔放自由。

尤其后一点，我们以前的章节讲过，以往的朝代都是没有无差别杀人的文字狱的，只有清朝的康乾时期，文字狱盛行，打断了士人的脊梁，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鲁迅、梁启超、周思源等文人学者均对这一盛世持怀疑态度，马勇就说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与百姓无关，更与中国文明无关。

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可正如顾诚先生所言，在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成了地道的哈哈镜。

在我们以往学习的历史中，康雍乾三位帝王获得了太多本不该获得的赞誉和鼓吹，他们治下的康乾盛世也没有很多人幻想中的那么繁荣昌盛，而是中国落后西方乃至于全世界的关键时期，或许就像许倬云教授描述的那样：

其实所谓盛世只是败坏的开始。这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已经将中国的资源挥霍净尽。清朝这一个看上去很兴旺的大帝国，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稳定地维持一个大国的声威。

中国在明朝末年还能和西方互角长短，只是个别方面略微落后于西方，且晚明士人在认识了对面的长处后，会自发地进行引进学习，中国始终都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可结果到了晚清，中国不但全面落后西方，在军事等个别方面，居然混到连原始部落的野人都不如了。

而这一切罪恶的开端，恰恰就是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康乾盛世。

三

现在对康乾盛世的赞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一个是疆域。

我之前举过汉武帝的例子，虽然汉武时代的疆域有所拓展，可在人口上却急剧减少，而清朝却可以两相兼顾，在版图增大了一圈的同时，人口从顺治初年的一千多万，增长到了清末的四亿左右，这在古代是一个近乎奇迹般的成就。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清朝人口增长的时间线，就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地方。

顺治初年，国家在册人口不过一千多万，到了康熙四十九年，人数增长至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余口，翻了一倍，到了雍正十二年，人口为二千六百一十一万，即至少在雍正统治后期，清朝的人口增长还是稳步前行的。可到了乾隆十八年，人口忽然诡异地暴涨到了一亿，在十九年间竟翻了四倍，然而这还不是结束，到乾隆三十一年，又翻了一倍，到了两亿，再到乾隆五十八年，人口更是爆炸到了三亿七千万之众。

我想，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口增长绝不是自然增长，它不是因为统治者与民休息、治国有方养育出来的人丁，而是涉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