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人之下 海瑞和张居正（第1页）

第18章一人之下：海瑞和张居正

一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连皇帝都成了敌军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来，北京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慌之后，以于谦为首的大臣果断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是为明代宗，并且召集各地军队守卫北京，打退了瓦剌人的进攻。

蒙古人退兵，瓦剌的太师也把明英宗送了回来，过了八年，不甘寂寞的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推翻了弟弟明代宗，第二次当上了皇帝，改元“天顺”，还杀死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

关于明英宗朱祁镇，按照一些书籍对他的描述，大伙儿对他的印象就是“打败了一场仗，杀错了一个人”，但晚年能废除殉葬制，可见虽不是个好皇帝，但能勉强算作一个好人。

其实，历史上的朱祁镇是荒唐无耻的，因为他贪生怕死，就当了瓦剌军的带路党，在大同城下叩关叫门，大同守将郭登忠于职守，不肯开门，朱祁镇便怀恨在心，复辟后将其问罪流放；他还平反了奸宦王振，为瓦剌太师也先立祠建庙，寒了多少忠臣义士的心；他重用锦衣卫逯杲、门达，推行特务统治，连在瓦剌保护他的袁斌都被诬陷下狱、险象环生；他在荆襄流民问题上处置失当，酿成百万流民有家难回、生计无着；他轻信阿罗出“换道入贡”的谎言，放对方进入河套，造成了困扰明中后期的“套虏”之患；他开设抚顺关马市，导致建州女真坐大等。从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来看，他非但不是好皇帝，也不是什么好人，一个堪比宋徽宗一家的吉祥三宝，就算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排个号，朱祁镇都可以稳居倒数前三。

到了天顺八年，明朝在朱祁镇的统治下已衰弱不堪，套虏频频入关抢掠，建州女真蠢蠢欲动，荆襄百万流民爆发起义，俨然一片末日景象，如果真让他继续活下去，明朝很有可能和元朝一样百年崩亡。

幸亏明英宗驾崩，他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开始了救亡图存之路。

这里多提一句，《明史》称明宪宗本名朱见濬，后改为朱见深，误。按《宪宗实录》记载，朱见深才是明宪宗的本名，等他当了皇帝，就改为了朱见濡。其实真要较真的话，明宪宗叫朱见濡才对，只不过因为《明史》毕竟是正史，朱见深这一名字影响深远，为了方便起见，咱们书中只好将错就错了。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某条野史故事套在明宪宗头上：明宪宗最宠爱的万贵妃，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逼其他怀孕的妃子堕胎。朱祐樘（明孝宗）刚怀上时，万贵妃就让太监张敏溺死他，可张敏动了恻隐之心，放了这对母子一马，还和一群太监宫女把朱祐樘秘密抚养长大。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张敏才告诉了明宪宗真相，事后朱祐樘的母亲纪氏就被万贵妃毒死了，张敏也吞金自杀。

因为这个故事被写进了《明史》，很多人就据此认为，明宪宗为了万贵妃不理朝政，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这不是昏君是什么？然而，现在我们可以考证出，这个故事最早出自万历年间于慎行编的《谷山笔尘》，按照作者于慎行自述，这是他从南京的一位老太监那里听来的，可此时距万贵妃去世已105年，从一个南京老太监处听到了一百年前北京发生的宫闱秘事，这个可信度你们可以自己掂量。而这个故事再一次丰满是到了明末的《胜朝彤史拾遗记》，而这本书的作者毛奇龄也参与了《明史》的写作，他就把这个故事写了进去，这件事有多不靠谱呢？就连后来乾隆看了这段，都觉得这个事编得也太扯了吧。

《明实录》中的记载是，内阁首辅商洛在奏章上称“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踰于巳出”。意思是朱祐樘被万贵妃抚育过一阵子，对他比亲儿子还要亲。满堂大臣对万贵妃的印象也是“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可以说在当时的人眼里，万贵妃从来不是什么善妒祸国的妖妃，而是一个群臣以及都城士庶都交口称赞的贤妃。

可《明史》的编修官放着《明实录》和《继世纪闻》这种一手权威材料不管，非要相信一个一百年后南京老太监的话，这册史书的质量咱们就可想而知了。而令人遗憾的是，《明史》这种不负责任的写法影响了好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业内的专家学者，让原本功勋赫赫的明宪宗始终没能得到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明宪宗在位期间，他安抚荆襄流民，平定满四之乱，收复河套地区，捣灭建州女真，挽救了即将走向大元百年噩运的大明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方志远先生就说过，他留给弘治朝君臣的，乃是一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敌、百业兴旺、万民乐业的太平世道。

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驾崩，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登基。《明史》把朱祐樘夸成了一朵花，一些学者等人还把他与汉文帝、宋仁宗并列，称之为中国古代三大贤君。

可如果仔细看一下《孝宗实录》，就会发现朱祐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位十八年能吹的只有个人品德比较好，却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实在政绩，从头到尾都是在吃父亲为他攒下的老本而已。

明孝宗在位时期，任用叶淇毁掉了开中法，边军糜烂从此开始；放任外戚兼并土地，皇庄经济愈演愈烈；修黄河所用非人，结果河道始终未能修好，无数钱粮打了水漂；修改《大明律》，官员贪污受贿不能杀，明朝成了另一个“不杀士大夫”的北宋；本来早被明宪宗赶跑的“套虏”，在弘治年间又回来了，时时刻刻威胁着明朝边境，而明孝宗朱祐樘对此毫无办法，方志远教授甚至怀疑明孝宗很有可能是个“弱智”，或许从私德上看，明孝宗是个好人，但他真不是什么好皇帝，正是在他“弘治中兴”的十八年，给明朝种下了无数引而不发的暗疾。

有人问，明朝什么时候由盛转衰的？

很多人的回答是土木堡之变，但土木堡之变充其量只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国家实力是损失了，但本身体制未坏，很多东西还可以循环再生，但经过明孝宗公然对明朝政治环境的破坏后，这才让明朝在整体上开始马不停蹄地走向了下坡路。

在明孝宗朱祐樘死后，他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继位，这就是那个不守礼法、热爱玩闹的正德皇帝。

明武宗不像他父亲那样毫无主见，而是太有主见了。他在位期间，不是南巡，就是北征，还亲自带兵和蒙古小王子在边境打了一架。但因为他的种种举动不合儒家士大夫们的心意，又因为他死后无子，堂弟朱厚熜在《武宗实录》中对他百般抹黑，故而在史书上他一直都是个昏君的形象。

明武宗虽然在政治上荒唐，但从未误事，他自己南巡北征，却把政事交给了杨廷和、王琼等内阁大臣。明末文人陈子龙就说：“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可见明武宗虽然本人经常出去打仗巡游，但朝政并未因此而荒废。

总的来说，明武宗在政治上比较拉胯，但却敢放权给有能力的大臣，倒也没有耽误政事。而他在军事上则有一种天然的兴趣，试图改良弘治以来明朝边军持续废弛的军事危机。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对军队的赏罚管理明显严格了许多，因为皇帝的特别关注，正德时期的明军在战斗力上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

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中期的五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昏君；明代宗朱祁钰能力一般，但敢放权任命于谦等贤能之臣治国，算是个不错的君主；明宪宗朱见深是位造就了国家中兴的明君；明孝宗朱祐樘则是个见面不如闻名的庸君；明武宗朱厚照在政治上或有不如，但在军事上却可圈可点，一减一增，可算得上中等之君。

可是，明朝的政治在经历了明孝宗的公然破坏之后，走向了衰变的死胡同，因为继任者明武宗对政务毫无兴趣，未能着手改善，故而正德年间的政治风气继续缓慢下滑，等明武宗死后，明世宗朱厚熜上台，一场大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二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没儿子，大臣和太后迎立了他的堂弟朱厚熜当皇帝，这就是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一上台，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发生矛盾，即“大礼议”事件。在这场争斗中，一个叫张璁的官员站在了皇帝一边，最终杨廷和退出政坛，嘉靖皇帝胜出，成功地独揽大权。

嘉靖皇帝刚亲政，就提拔张璁为内阁首辅，进行了明朝的第一轮政治上的改革。关于具体的改革内容，田澍教授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有详尽介绍，我们在这里只稍微谈上几点。

首先，张璁整顿了学政，规定了官员的双向流动，清除翰林院内的一些积弊；其次，他还裁革了各地的镇守太监，有明一代，就“嘉靖—万历”这段时间宦官之祸最轻，此皆张璁之力；最后，对于皇亲国戚、文官勋贵等违法侵占的土地，他力排众议进行清查。至嘉靖九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五百二十八处，计五万七千四百余顷，其中二万六千余顷都还给了原来业主。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顾诚等明史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之为“嘉靖中兴”。

在一些书中，有作者把张璁贬低得一文不值，这未免失之公允。事实上就连张居正的改革，都是滥觞于张璁之时，比如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张璁的搭档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还有张璁加强了内阁的权力，让内阁首辅真正意义上凌驾六部尚书，故有“至嘉靖而始有相与首”的说法，这也给高拱、张居正等人的“隆万大改革”提供了权力基础。

不过，张璁真正遗泽后世的，则是他改革了科举制度，国家不再唯进士是举，而是“三途并用”，只要有能力和成绩的官员，都可以大力提拔，不再拘泥于科举出身。

而这一措施的直接影响，就是让地方县城当教谕的海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

嘉靖本人是个智商极高、又极度自私的皇帝，他一生中只对张璁推心置腹。嘉靖十八年，张璁病殁，之后他任用的夏言、严嵩、徐阶等人，都不过是皇帝的工具，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故而“嘉靖中兴”在张璁死后戛然而止，国家再次走向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