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悔把恩仇抵死分（第2页）

这样的文章，多年后未必激人愤慨，因为挨骂的不以为自己挨了骂——林志钧编成此书的民国八年之时已经没有人在意谁是“无知小辈、万死奴仆”了。可是在文章发表的一九一三年初，恨之切齿的还真不会是袁世凯，而是黄远庸如椽之笔所切责的那些“利用政党以毁国家”之人，其中国民党人最多，这道理也很浅显易明，因为国民党是最大党。

早在民国元年（1912）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吸收四小党改组国民党成功，眼看就形成了国会之中的最大政治势力。袁世凯见招拆招，利诱章太炎、梁启超等也来组党，选举参、众两议院之国会议员遂成为这个阶段的全国大戏。

新的时髦政客在几乎已经被革命消灭的士绅阶级的簇拥和金援之下，忽然登上讲坛，放论自由民主，人各有一党，党各有一章，招牌纲领齐备，名词小异大同。有身为甲党而复为乙党者，有昨为甲党而今为乙党者，有一人而贯通三五友党者。这种滥象，黄远庸也在《政党安在》中一力挞伐，其见解之犀利、议论之透彻，当世无匹。

可叹复可笑的是：他所拆穿的对象当然包括南北两府，对国民党和它的对手打击都很大，但是袁世凯所卵翼的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虽然也受到抨击，这却是袁世凯私心所乐见的——他本来就是要消灭一切政党的；其中，当然也包括看似由他一力扶植的小党。

在黄远庸看来，当时真正对政党有定见、有灼见、有远见的只有一个人：章士钊。“章君向持毁党造党之论，大得时谤，而章君力持其说不变，可谓刚毅近仁者矣。某向者亦颇怀疑于章君之说，谓党势既成，毁造当非时势所能实现。今乃自悟向说之谬……”

这个“真正的记者”黄远庸真情流露，不吝自责其昨非而今是，正是从“毁党造党”的坚决论述里看清楚国民党打从一开始缔造，就是“名与实大戾”，且“病国病人才”的一个党！

从民国元年而后，黄远庸主要的工作，就是当逐鹿问鼎之各路诸侯提出他们的见解、揭橥他们的理想、展现他们的企图或是流露他们的野心欲望之时，予以客观、冷静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擘析、拆解甚至抨击。他似乎无所与可，但是每每在实务问题上都能掌握新国家、新政局、新思维所迫切需要的理性。下引一篇短文可以例其余：

吉林代表翟君，以蒙古事抗言而责袁总统。袁总统因深为不怿。退而唐在礼（按：袁之侍从武官）语翟君：“代表性质与立法机关异，奈何面折总统？”翟君愤谓：“国事如此，奈何尚禁人发言？”呜呼！翟君之言是也；唐在礼之言亦是也。然国事败坏之先，不知分别责任；至于事后，乃以法律权限云云责人。呜呼！法律权限，多少之罪恶，假汝以行。（《送吉林代表翟君》）

通篇不过一百二十余字，拆穿了民国肇造之初野心家政客的惯技——有法可守之时，并不在意守法；无事可成之际，却假法律权限为辞，以卸其责，以诿其过。

当看见政客以辞职表现风骨的时候，他并不急着喝彩，反而一手拆穿：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求去，“特用以为牢骚无聊之一法门”。他真正要指出的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官员之去留，是要和政策之用舍相互绾结的；食禄当差之人，乃以政策之用而进，亦以政策之不用而退。但是黄远庸的话不仅如此，他总有能力以灵活如弹丸的文笔，激怒各方人士：“诸君之家不用仆媪乎？稍加斥责，便声称要去，及真命算给工食，则又顾恋饭碗而求勿去矣，此辞职之解释也。”（《辞职之解释》）

民国初年，曾经担任过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参政院参政的陈敬第是宦门世家，哥哥陈汉第还当过国务院秘书长，兄弟俩又都是书画界的耆宿，颇负时望。到一九三五年，陈敬第曾经应黄远庸之子所邀，为《远生遗著》作跋，在那篇简短的、看似交代出版背景琐事的文字里，陈敬第两度提及史量才：“去年夏天，余在莫干山，乃欲书陈君匋遗、与史君量才，商由申报馆印行，慨然允诺。”以及：“未几，量才亦以狙击死，距远生死十九年，然则言论自由，固不适用于吾国也，夫复何言？”

原本不过是重辑故纸，更张发行，以存斯文，以志斯史，为什么一笔搠上刚刚被暗杀的史量才呢？这当然是陈敬第的春秋之笔，他就是要提醒《远生遗著》的读者：远在十九年前、远在太平洋彼岸之地遇害的那个人，和史量才所遭之横祸并无二致——都是国民党干的。黄远庸遇刺的真相的确是被淹埋一时，而且是被举国若狂的反袁、反帝制狂潮所淹埋——他死后第五天，袁皇帝登基，举国唾骂，正好给了国民党一个大肆宣传的机会，把黄远庸抬举成反对洪宪政权的一个标杆型人物，则一方面既张扬了袁世凯的阴狠凶残，另一方面也借着烈士的鲜血，染红染热了国民党与北洋斗争的义愤。

黄远庸的儿子黄席群（1909—2009）也在吴相湘教授所认可、赞赏的那一版《远生遗著》跋文中透露：“溯自民国九年迄十九年，凡经三版，迨重请审定，主其事者，谓中有二篇，触迕时讳，应加削乙。群（按：黄席群自称）以先人著述，未忍芟夷，遂寝其议。”

这话更加让黄远庸的死因得到覆按：他不但极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刺客打死的，在他身后，还不断有来自党方的各种势力，意图窜改或删削他的遗作，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眼中无伟人的记者。至于动手的刘北海——林森的侍卫——在死前的觉悟颇令人想起南宋的权相史弥远的遗言：“早知泡影须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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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结束在刘北海赍志以殁的那一刻。这人间没有一个人在意他杀了谁，又是受谁的指使，法律追诉期早就过了，政治、历史、甚至情感的集体记忆也是人人寡淡而不知味，不觉有抚怀惊心之必要。时隔一世纪，刘北海和黄远庸一样，在大众甚或历史专业的小众之人心目之中，都只是两个极为模糊的名字，没有人闲来无事会想要还某人以清白、还某事以真相——

——除了做戏之人；所以，王家卫接下来是这么说的：

“我们做戏的。”说完黄远庸遇刺的故事，王家卫才忽然抛出了这个主词，之后停顿了一会儿，而我的脑海里立刻走马灯似的浮起了曾经在我身边出现的好几张脸孔，静芝老师、胡导演、张彻、藤井贤一、柳亨奎……无论涉入影剧事业或深或浅、或久或暂，他们都曾经认真地追问过一些总是在现实中被人们迅速而彻底遗忘的事，他们也总想藉由人们还有兴趣或者还愿意好奇的题材，去挟带那些早已被抛弃了的故事；因为那不只是说来爽口、听来贴耳的笑谈罢了，还包括了刻意被人们、被历史淹没的东西。

“我们做戏的不去翻一翻那些老账本，谁还会翻呢？”

“所以，容我大胆猜一猜，”我抢着说，“薄无鬼、丁连山、宫宝森，还有什么叶问，这些都是面子？你要翻的里子是孙文、林森、刘北海和黄远庸？”

“也不一定。胡导演一定也同你讲过袁世凯、秋瑾、吕公望罢？”

“也说过梁启超。”

“张彻还和我说过王亚樵，还说完全是陈观泰应该主演的片子。”王家卫神秘地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