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写蛮笺传心契（第1页）

第11章写蛮笺，传心契

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最初发表于初复刊的《甲寅周刊》，当时是一九二五年，行文以水浒一百单八将为榜名，点评清末士林、文苑、骚坛诗家，有很多人被封以较次要的绿林好汉，颇不服气，还会争得闹意气、动肝火。此书列民国教育家严修（范孙）为“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这是一个不怎么高的地位，严范孙当时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就算目睹这排名，应该也不会在意的。他是伟大的教育家，作诗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热忱。不过，名篇传世，本不在多，偶有妙句，足为世征，也往往出些佳话。

由于严范孙曾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此为改革科举的一大步，他还两度东赴日本考察新式教育方法，引进中国，后来还创办了南开学校，创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大事。

有一次严范孙到欧洲考察，道经意大利，游览了在公元七十九年遭维苏威火山一夕掩埋的庞贝，留下这样一首妙诗：“平生不入平康里，人笑拘虚太索然。今日逢场初破戒，美人已去二千年。”（《游古罗马庞贝古城诗》）

这位前朝的老翰林自有一番豁达襟抱和宽慈心胸，非等寻常那些个缅忆深忧、长吟痛哭的遗老。他的诗多有这样一种滑稽突梯的趣味，因为他对诗的不庄严也反映在他对其他事物的冷隽和抽离态度上。像是嘲调胡适之提倡白话诗，他会如此写道：“五十为诗已最迟，况将六十始言诗。此生此事知无分，聊学盲人打鼓词。”

尽管是玩笑，细读这两首诗，仍旧不难体会，作者能够将个人一时之间、油然而生的小小感触很自然地融入广袤的历史情境里去。无怪乎汪辟疆在评注里这样说：“范孙通方之彦，尤负时望，诗亦渊懿可诵，在美时游山诸作，骏快似东坡可诵也。”一连两声“可诵”，便知严范孙的诗的确是妙趣通俗。

对照于另外一种以古典诗词写异域风景的作品，《游古罗马庞贝古城诗》真是开玩笑。许多前往东洋、欧西留学的年轻人也能纤毫无碍地以吟哦讽诵异邦殊俗，于风土人情，留下了可观的情采；然而一旦寄托起家国感慨，就会沉重、沉郁，甚至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比方说王陆一写过几首《朝鲜海峡赠同舟韩人》，无论寓怀纵目，毫无“外国”特色：“苦听箜篌引，苍凉唤奈何。连波侵海岸，聚鬼瞰山河。国已东其亩，公毋北渡河。至今箕子国，犹动黍离歌。”

这是一首音节铿锵，辞义嵚崟的佳作，随手送给陌生的韩籍同舟之客，当然有些上国衣冠、霸才欺人的豪气。不过，读来不像是与外国有关，倒像是要把朝鲜半岛收归我之所有的企图和感慨，还比较强烈些。

通过这样的几首作品作比较，我们就可以读读“足与易安（按：指李清照）俯仰千秋，相视而笑”（潘伯鹰语）的女词人吕碧城了。

吕碧城（1883—1943）是在严范孙中进士的那一年出生的，于晚清词人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和朱祖谋）之外自树一军，别为锦帜，称其“三百年来第一人”者有之，誉为“近代女词人中第一”亦有之。她在登上阿尔卑斯山之后，留下了这么几句“豪情直下惊千载”的句子：“十万年来空谷里，可有粉妆题赋？写蛮笺，传心契，惟吾与汝。”

这里的汝，不是另一个词人，而是山——就是女词人脚下的阿尔卑斯山。

吕碧城的“蛮笺心契”只能写给遥远的“山灵”谛听，不是没有缘故的。

她在九岁那年，就曾经由父亲做主，和同乡汪姓官绅家的孩子订了亲事。甲午年（1894）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因病去世了。母亲严氏只是个填房，在吕家备受歧视，由于争家产，还遭到吕氏亲族教唆外人绑架裹胁。这一年吕碧城只有十二岁，却能够拈笔成文，写了一封能让人立刻联想起救父缇萦的长信，给她父亲的老同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樊增祥（樊山）。藩台大人出面，吕碧城的母亲很快就获释回家，可是当年议定的亲事，却倏忽生变。汪家不敢娶这房媳妇进门了。

吕碧城母女无论在吕家、在汪家，都受尽了排挤和欺凌，其间耻辱，又无从对那样一个社会里的任何外人倾吐呼号。及至随母亲回外家寄食，辗转赴塘沽投奔舅舅严朗轩，也受到相当严厉的督责；严朗轩则不知道这样管束外甥女，将来是有报应的。这些遭遇，对吕碧城的人生和创作无疑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她终生未嫁，甚至没有发展过任何恋爱的关系，显然与这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

到天津投奔舅氏，前后有六七年，吕碧城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词作，最著名的那阕《浪淘沙》——也就是上片结于“人替花愁”，下片结于“花替人愁”，极空灵幽窅之致者——也写于这个时期。然而，这位女词人既不以婉丽为能，也不以僝僽为足，她更多的好奇和渴望是朝向诸般广泛的“新学”而开敞的。

一九〇四年，她和严朗轩盐务衙门里一位秘书方小洲的妻子商量着要结伴去天津转往“女学”读书。作风和想法都极端保守的舅舅当然坚决反对，在日后所写的一篇论宗教观的文章里，她如此写道：“濒行，被舅氏骂阻，予愤甚，决与脱离。”

根据这番回忆所叙，吕碧城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之下，既无旅费、且无行装，跳上火车之后，巧遇了一位“佛照楼主妇”，让她于抵达天津之后至少有一个可以暂时落脚的地方——“佛照楼”是一所开设在天津法租借区的客栈，后来也曾出现在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

只有在小说里才会出现的那种天外飞来的巧合再度出现，原先和她商量着要“同往探访女学”的方小洲的妻子在天津的住所是《大公报》报馆，吕碧城就把这一段离家出走的经历完整地写入一信，向方君夫人说明。

这封信被当时《大公报》的总理兼编撰英敛之看到了，大加赞赏，亲自接见，并且安排她和方小洲的妻子同住，甚至还提供了一份襄办编务的工作给她。接下来，吕碧城从一个“孤女”“奔女”摇身一变，立刻成为天津文化社交圈里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两句话说来云淡风轻，其中却有相当值得玩味之处。这样的“飞上枝头”并不寻常，一个无籍籍名的女子，仅仅凭借着一篇自述逃家经历的文章，非但声动词林，而且立刻打入方面大员的官署文化圈，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最奇怪的是接下来的一番周折。当严朗轩也听说这外甥女逃家之后的下落，正准备追究——在当时，他是拥有这样的权利、也不得不履行此一义务的。然而，就在此时，他却因为另外一个案子遭到弹劾，蓦然去职。接着，容留吕碧城“唱和无虚日”的督署主人——袁世凯——居然任命这个倒霉的舅舅帮助吕碧城筹办女学。

这，不是诚心要严朗轩难看吗？

袁世凯饬令严朗轩为他破口骂出门去的外甥女“襄办”女学，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干了不多久，严朗轩就辞了差，回老家了。

这时的吕碧城才二十出头，已经能够藉由《大公报》上的文字，造成普遍的影响，包括举国知名的革命家秋瑾——她也取过一个号叫“碧城”；据说就是因为有人在报端读了署名“碧城”之文，鼓吹进步思想，疑是出自秋瑾之手，传告之下，秋瑾也读了，遂亲自到天津请见。

一见惺惺两碧城，秋瑾还在大公报馆里留宿了一夜。吕碧城回忆此事，描述得十分有趣，说报馆司阍一接过上写“秋闺瑾”三字的红笺名片，看一眼这位身着男装的女子，便高声呼报道：“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次日一大早，吕碧城睡眼惺忪地瞥见床头的官式皂靴，登时吓了一大跳，回过神来，才发现秋瑾正靠着床头，开奁箱、对妆镜、往鼻头扑粉呢。这是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号的事，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了。支持她的，不只是袁世凯、英敛之，还有当时许多的社会和文化名流，其中也包括前文曾经提到的严范孙，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直隶学务部总办。

曾经于一九一八年与章太炎、蒋作宾在上海创立佛教团体“觉社”的陈飞公为吕碧城的词集《信芳集》题评，其中有《沁园春前小序》，信笔写道：“昨与寒云公子夜话，泛及当代词流，公子甚赞旌德吕碧城女士。”陈飞公旋即将《信芳集》“寻览一遍”，立刻给了惊人的佳评，说她：“奇情窈思，俊语骚音。不意水脂花气间，喜吾世见此苍雄冷慧之才，北宋南唐，未容傲睨；今代词家，斯当第一矣。”

这里所谓的“今代”，也许只能看成是模模糊糊以晚清为范围的一个词，以后世视之，总令人觉得过誉；但是袁氏父子在不涉及任何非分之思的前提下，如此竭尽心力地提振吕碧城的社会地位，重视她的议题和论旨，以她所关心的教育人才之论为治国张本，这都是很不寻常的。民国肇造之初，南北角力的腥风血雨几乎无时无之，吕碧城却以她数年来所积累之声誉、地位，跻身新华宫百僚之一，挂名咨议，但是所办的公事大约还同当年在直隶总督府差不多，不外是与寒云公子以及他的一帮清客——如易顺鼎、何震彝、闵尔昌、步章五、梁鸿志、黄浚以及罗惇曧等人歌诗咏和。前述诸君一九一三年冬结社于北京南海流水音，被人称作“寒庐七子”，有画家汪鸥客为之绘《寒庐茗画图》，吕碧城是女界，称不得子，但是有一阕《齐天乐》题咏此图，署“为袁寒云题”，可知亲即的情况。

但是这一阕词后来改动了三处。原先写作“一泓空翠蓬壶境，重见汉家宫宇”的开篇，改成了“紫泉初启隋宫锁，人来五云深处”。这两句改得恰切，因为原语空泛，改后用的是李商隐《隋宫》诗句为典实：“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便让读者油然而生黍离之思了。还有三句，原作“莺花无恙谁主？只天教赋予，平原吟侣”，显然是“吟侣”二字似乎容易引起男女相悦之思，遂改成“鞓红谁续花谱？有平原胜侣，同写心素”，这样一改，就显得清净多了。

至于原作结句“**漫赋，且料理千秋，奇才休负。廿纪风涛，同舟沧海渡”，一个小毛病是重了“风”字；一个大问题是，词意像是对寒云提出一个兴办某种邦国大业的邀请。然而此前一年多，正是谣啄纷纭、喧呶不已地传说袁寒云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时候。吕碧城遂改作成这样一个转结：“低回吊古，听怨人霓裳，水音能诉。花雨吹寒，题襟催秀句。”“题襟”，典出中晚唐诗人温庭筠、段成式等人的《汉上题襟集》，指友朋唱和。对照原词可知：吕碧城悄悄把袁寒云从共赴一事之同志，降格为遥催赓咏的友人，其间差别，不可谓不大。

同为袁世凯赏识、提携的女教师，吕碧城和她自己教过的周道如很是不同。周道如始终委婉顺承，仰体旨意，吕碧城却一直相当贯彻自己的主义。洪宪帝制大开历史的倒车，也大开人民的玩笑，事在一九一六年。而早在一九一五年八月，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被具名”的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杨度亲手起草宣言，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吕碧城便不辞而别，离开了新华宫，奉母至上海，非但专心研究英文，时间和精力都还能够有相当的余裕，从事贸易。在她的词集里有一小则题注，是如此写的：“先君故后，因析产而构家难，唯余锱铢未受，曾凭众署卷。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生活上讲究，不吝靡费，且慷慨为言，不畏讥谤，这不仅在民国初年时少见，即使是在今日，也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二〇年七月，她如愿得以自费旁听生的身份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主修文学，还兼任着《上海时报》驻纽约的特约记者。两年之后，由美归国，曾经有一段短时期的停留——也就是从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出：她的智慧、见识、性格已经随着年事的成长，而有了演化式的改变，对于旧中国也好、新中国也好，已经不再有强烈的关怀和浓厚的兴趣。一九二六年秋，她再度展开了更彻底的“逃家行”，取道美国，展开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欧洲之旅，从英国到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还选择瑞士“建尼瓦”（即日内瓦）定居了下来。

吕碧城在此完全展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各种“异数”。她如此亲近机要，却从未恋栈权位，更难得的是，视权力如敝屣很常见，视权力如敝屣却不以此为诗词怨悱凄恻之主题则很难。而吕碧城则根本不屑于在诗词间雕琢这种“寒外热中”的情愫。

这当然是因为她固有智慧得知：自己在民国政坛上**风鼓云之力或可有之，可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虬结和攘夺，一个女人总不免沦落到“花瓶化”或“边缘化”的地位。这一远见让“少小离家”的经验焕发出积极而坚决的力量，她从天津舅家出走的行动便不断扩大、重置，而丰富她一生的诸般知识、语言的学习，以及财富的累积，都让她得以随时弃家而走，天涯浪迹，去不复顾而了无牵挂。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里，她是唯一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