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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诗诈

《寄陈筱石制军二首》写于袁世凯初隐洹上之时，接到这两首诗的陈筱石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袁项城是想勉我，还是想害我？

武卫同袍忆十年，光阴变幻若云烟。

敏中早已推留守，彦博真堪代镇边。

笑我驱车循覆辙，愿公决策着先鞭。

传闻凤阁方虚席，那许西湖理钓船。

北门锁钥寄良臣，沧海无波万国宾。

湘鄂山川讴未已，幽燕壁垒喜从新。

鸣春一鹗方求侣，点水群蜂漫趁人。

旭日悬空光宇宙，劝君且莫爱鲈莼。

德宗升遐，西后归天，清廷一变，朝柄在转瞬间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载沣有杀袁世凯以为光绪报仇的素志，有一天还召见了一向与袁不和的张之洞，询问下手的机会。张之洞却立刻跪地碰头，连称：“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

袁世凯掌握了这个危及身家的讯息，立刻找上了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1852—1925），也就凭借着朱尔典的掩护，袁立刻搭乘火车潜逃出京，躲到了他的亲家——袁之四子克端的老丈人何仲璟天津的故居。当时何仲璟已经物故，其弟何颐臣暂时予以容留；直到朱尔典居间斡旋多时，算是保驻了袁的性命，才有日后“洹上隐居”的一段岁月。

袁世凯号称退隐，如何甘于在池中久蛰？这种“我将再起”的话是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不能说，是为了避免亲贵疑忌；不能不说，则是为了试探与号召同其心、齐其志的侪流。于是他想到了一招：写诗。诗以言志，有倾诉隐衷的传统，尤其是经由诗句中“用事”（操弄典故）的伎法，借古述今，引喻成义，让那个特定的读者通过对典籍所载故事的独到体会，转化成对写诗之人的亲切理解。袁的学力当然无法支应这种事，于是他身边便少不了“二杨”——杨士琦和杨度。

前引的两首诗大约就出于这“二杨”的手笔。第二首比较简单，首句出自《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末句则用了《世说新语·识鉴》里张翰那个知名的段子：“张季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这就把话说得很直白了：阁下如今身寄边防大命，千万不要轻言退隐啊！一个自己已经作态退隐之人，为什么还要劝人进取呢？尤其是他所劝的这个人跟他根本不熟！

对照陈筱石的说法，更能见出袁世凯诗中的虚矫。陈筱石，名夔龙，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顺天府尹，河南、江苏巡抚，漕运及四川、湖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根据他的《梦蕉亭杂记》所言，他和袁世凯之于新建陆军的交情，只有一次奉陪荣禄往小站阅兵之际，算是一面之缘。但是在前揭袁世凯的第一首诗里，竟有“武卫同袍忆十年”，图将“十年前见过一面”之语，化为“十年来同袍不弃”之意，这是很狡狯的。

倘若依着写诗之人相互酬答的惯例，陈筱石必须有所回应；然而，这的确很难响应。试看：袁世凯以既退之身，申劝进之意，把明明没有什么深交的关系，倏忽拉近为袍泽知己，关键就在第一首诗里所运用的典故——颔联“敏中早已推留守，彦博真堪代镇边”——袁世凯显然要拖陈筱石下水。陈筱石本来就是一个老实朴厚、带几分固执傻气的人，从多年后他大力拥护辫帅张勋复辟可知其“宁效愚忠，不合时宜”的脾性。袁之所以倩“二杨”撰诗相挑，就是要藉力于这人的天真。

这还得从“敏中”“彦博”说起。

“敏中早已推留守，彦博真堪代镇边”是《寄陈筱石制军二首》之一的颔联（第三、四句）。袁世凯拿这两句诗中的于敏中、文彦博来自况，足令后人啼笑皆非，陈筱石不会看不懂，然而越是看得懂，越是笑不出来。

有清一代，大臣遭毒杀的传闻很多。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据说是被大学士明珠毒死的。乾隆朝的制艺名家管世铭（韫山）到处宣扬要弹劾和珅，却让和珅一党的人给毒死。传闻江南狂生龚定庵则是介入了贝勒奕绘和西林春太清的婚姻而遭毒杀。林则徐则是被广州十三行的人（一说姓伍者）毒死。至于于敏中，连《清史稿》都写得极其暧昧：“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经被，遂以不起闻。”（《清史稿》卷三一九列传一百六）故实：大臣死，有御赐陀罗经被的恩典；然而于敏中只是犯喘，却赏下了陀罗经被，遂有“赐死”一说，于敏中也就只好奉旨服毒了。

于敏中不明不白死后一年，由于子孙争产而暴露了于氏家财价值高达二百万两，乾隆甚至将于敏中的牌位撤出了贤良祠。至于于敏中究竟贪或不贪、冤或不冤，众说纷纭；也有一个传闻是说他无意间泄漏了代皇家抚养私生女的秘密而遭祸，显然那“千古艰难”之际，是有可悯而不可告人之痛。这是袁世凯对陈筱石所做的自剖之一，仿佛他这个洹上钓翁也蒙受了御赐陀罗经被的不白之冤。

其次是文彦博。文彦博累仕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五十年间，身兼豪帅与良相，却在耄耋之年，败于和王安石、章惇不能兼容的党争之中。

所谓“彦博真堪代镇边”还有一层潜台词在底下，也就是说：袁世凯除了以文彦博自拟之外，显然也把陈筱石比作了狄青。当年文与狄分掌东、西二府，同执相权。文彦博基于不欲在主客观形势上造成狄青功高震主的声势，坚持让狄青出镇外藩。宋仁宗不能远虑，只道：“狄青是忠臣。”文彦博则回应道：“太祖宁非周世宗之忠臣乎？”这话表面上憸薄，其实内存忠厚，为的就是让君臣两造皆不自处于嫌疑之地。

正因用心深沉磊落，文彦博也才会在答复狄青的询问时留下那句看似挑唆，实欲防患于未然的警语：“无它，朝廷疑尔。”浅见者当然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怀疑文彦博有心屏挡狄青于中朝枢府之外，殊不知这样减少猜疑摩擦，正是防微杜渐的君子之道。然而，狡谋之人却正好利用这样的语境来为难陈筱石。袁世凯的诗句说白了就是：“看看我这样儿你就知道了：他们（按：指亲贵朝廷）信不过你！”

狡谋之尤者，在于袁世凯非常清楚：陈筱石接到这两首诗之后，是不可能张扬出去的。他自己当年手领光绪片纸之谕，却拿到荣禄面前市恩，一夕之间摧毁了百日维新，也扼杀了光绪的生机。身为这样一个在危疑动**之际求生猎禄之徒，袁世凯太知道如何利用此一“不可告人的感动”——在他推想之中，能够在满朝才俊一空的情况之下，以敦谨擢升大吏的陈筱石只消有稍许积极进取的野心，便不难加以笼络，成为他袁某在京中的一副耳目。袁世凯的“二杨”师爷，大约就是透过对诗中典实所系的两位宰辅之推崇和惋惜，对陈筱石故示无限的恭维和祝福。

袁世凯却不知道，从《辛丑条约》签订、两宫回銮之后开始，陈筱石已经注意到他玩弄权术的性格，《梦蕉亭杂记》里就描述过，当李鸿章过世之后，袁世凯是怎样为人做官的：“遂以疆吏遥执政权，一意结纳近侍，津署电话房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动，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所揣测迎合，流弊不可胜言。”

险诈人在敦厚人面前卖乖，竟未得逞——于是那诗句就显得益发可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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