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悔把恩仇抵死分（第1页）

第20章悔把恩仇抵死分

在美国旧金山遇刺的记者黄远庸死后多年，行刺者及动机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民党的官方说法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诛锄异己的手段。史学家沈云龙《黄远庸其人其言》则透露，曾任国府内政教育部长及国史馆长的黄季陆曾经在一通电话里告诉他：刺杀黄远庸的凶手乃侨胞黄某某。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有自称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之卫兵刘北海临终忏悔一说：黄远庸是他杀的，教唆的是林森，主谋则是孙文，行凶时间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饮冰室合集》的编者、民初诗人、法学家林志钧于黄远庸遇难之后不久，就着手编辑了他在《申报》《庸言报》《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周刊等媒体上所刊发表的时论、杂文、论述等，《远生遗著》一书，由梁启超题签，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年以后，科学出版公司与台湾文星书店还两度刊行了小字增订版。

翻理旧时著述，以窥黄远庸因嬉笑怒骂以寄托感慨、剖析事理的独特文风，不难发现：黄远庸是一个真正追求独立思考的记者，绝非国民党当年一意栽诬的“附袁”“媚袁”之徒；倒是他打从民国元年起就看不起国民党——或者该说看不起由国民党所带动的入党风潮——却的确令各党切齿。

在一篇发表于民国元年（1912）十月初五的《政谈窃听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若北京则几成为党人党事之世界矣。每逢政客谈话，每一时间，不知须用若干党字，闻之耳中生障。”

对于“党人党事”之不耐，非不以共和政体之需要有党为然，黄远庸的态度是从“党中有系”开始的。他非但不否定党之必要，反而心系于一个团结而振作的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孙系、黄系、宋系之说，洋洋盈耳。据宋教仁君对吾侪友人中所语，则为此皆异党所臆造。其实我国民党人心目中有宋遯初者，无一人不倾服黄克强。”黄远庸当然知道宋教仁这话是说给外人听、好让自己人舒坦的，故曲笔调笑他，“盖亦不痴不聋、不做阿公之意耳”。

然而，黄远庸对于亟欲扩大、以图在国会中牵制大总统袁世凯的国民党并不像宋教仁那样力求回护；在他眼中，这就是一个除了宋、黄别无伟人的政党。

为革命党改组国民党奔走的几个元老之中，有一胡瑛，曾经亲口告诉黄远庸：在南京时，正因为孙中山、汪精卫等人都不太肯主持，改组这事就算是半途而废了。汪精卫以失节终，其谋其道、其行其操，姑且不论，可是就一位被后世奉为“国父”者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为什么艰难缔造了民国的孙先生居然也不大热衷于革命党的改造、以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呢？此中机关似也不难理解：在孙文的心目中，建立一个政党政治的正常国家“道阻且长”，当前扫除反革命障碍的急务却必须由一个刚性的革命政党才能担负。

宋、孙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未表面化，原因之一是宋在北方的人望仍然是南京方面在彼时意欲争取全国广大同情和支持的利器。许多老同盟会的议员都乐于亲附之，也愿意追随他赞成改组。

至于原本不赞成改组的，则发展成非宋之一系。这个系，就当时情形看来，还是孙（文）系居多，也未必真有什么黄（兴）系——实情正如黄远庸所观察的：黄兴拉人进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之行动，要比孙文积极得多。

因此，宋的支持者才不得不向他人寻求奥援，其中之一是根植于立宪派的张謇、章炳麟、程德全、熊希龄所组织的统一党。此党成立才几个月，忽而与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和一部分的国民党组成了共和党，忽而又在章太炎的宣言下恢复了独立的身份，不论怎么折腾，起码这些人是相信政党政治必须亲力亲为、早成早就的——这个想法，孙文当时根本不措意。

《政谈窃听录》虽然开宗明义不苟同“党人党事”，然而并不表示黄远庸不赞同或不倾心政党政治。可是橘越淮而为枳，政党政治一旦落实到中国当时的官场酱缸里，虽豪杰之士亦不能自树立耳。在“党中有系”这个议题上，他轻描淡写了两句话：“系之云者，自其部下言之；若首领先自有系，则部下不将日日斗殴乎？”

即使话是这样说的，黄远庸仍然有其不能遮掩的欹侧之情。以他所揭举的孙系、宋系、黄系观之，在说到宋教仁的时候，他还是会引用“极称黄克强而鄙薄宋遯初”的人所说的话：“不曰其能力薄弱，即曰其气分不阳。”此语虽然带些玩笑意，也颇近谑了。然而一说到黄克强，便是这般口吻：“记者眼光中之黄克强，盖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其热诚过人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遯初，而终异于□□之大言无实。故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的不愿为□系也。”

我手头的这个版本，虽然经史学家吴相湘教授勘订，前言称其“比商务版删去的少而增加的多”，但是这两处三个“□”仍令人生厌——虽然抹去了原文，谁又猜不出，它所遮掩的不就是孙文吗？

《远生遗著》卷一上有这么一篇《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刊登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少年中国》周刊，大意是主张新建民国当务之急，不该推行建设，而在“贮建设之本”，所谓的建设之本，又可以归结为三个面向，就是“统一国家”“巩固秩序”和“休养财力”。

这样的三件事，在后世之人看来，不免有些空洞，但是支持黄远庸这样看法的人起码有些个“宜急不宜缓、宜简不宜繁、宜实行不宜空言”的策略性考虑，他们特别在意的是：号称“民国”的中华之邦会不会在列强冲击或割裂之下分崩离析？会不会在过度想象建设成功的远景上迷失了居安思危的方向感？是以当时黄远庸辈心目中的“建设”，远非今日之吾人所能理解，在他看来，谈建设，就只是高谈、侈谈、空谈建设！

黄远庸还强调：当下的中国之所最急迫的有五：军事之统一、外交之统一、司法之统一、财赋之统一、警察之统一。这五项里面，黄远庸特别提出司法和警察两项，以为是恢复秩序和伸张国权的基础——这一点，原本和建设没有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摊开来这全数的五项统一课题，也都和我们今日所称所见所从事的建设没有冲突。那么，他为什么会说：“今所谓政府与政客，视此真正之平民政治之基础，渺然不屑置意，而日日高谈建设，官僚派则相与以‘维持现状，建设勿多道’。吾不知彼之所谓现状者，乃以何者为范围？现状抑既日以破坏，维持之何有？其意若曰：‘维持现状者，乃听天由命之谓耳。’窃望高谈建设者之一念此也。”

在这里，我们要是把黄远庸所声称的“政府与政客”和“官僚派”看成了两种不相干的人，就失义难解了。在这位眼光锐利的记者看来：北京的袁世凯和南京的孙、黄便是政府与政客，厕身新政府而仍心系旧江山的大部分政府要员则毫无疑问地恰是“官僚派”，这几个词语之间最微妙的不是他们的对立，而是他们的合作。说什么南北之争？说什么两京两府之争？说什么北洋与民党之争？实质上都不是，真正的底细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想建设一个落实的民国。

黄远庸的话说白了，就是在指责孙文：你不要再谈建设了，再谈建设也只是掩护袁世凯，让他们去维持一个连统一的满清都不如的破碎政权而已。

议论孙、袁二氏在民国元年、二年之间关系的后世文章多矣。以袁之“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公心少而私意多”“急求政权故罔顾体制”，浮论人人可申，遂成定见。

但是黄远庸的主张非止于此。在他看来，以同盟会之根苗，宋教仁之鼓吹，孙文、黄兴二伟人之声望，而犹瞻顾于与北洋之合纵，无乃有另一种姑息养奸的深谋——在当时，不仅国民党如此蓄志，连立宪派的梁启超都作如是观——说穿了，就是要全国国人坐待袁世凯完全暴露其作为一个野心家和独裁者的企图，再乘势鸣鼓以攻之。所谓“事不急不足以动众，恶不极不足以杀身”，这在一向快人健语的黄远庸看来，反而直等于和袁世凯一搭一唱，合力使新成立的民国“大祸迫于眉睫”。

在民国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于《少年中国》周刊的《死门开而生门绝》一文中，他就这样痛斥过：“今中国之病已到九十九分，而旧医尚以为痼疾难死，种种斫丧之；新医尚高谈医理及卫生之法于其旁，而不知一刻千金之可贵。”黄远庸所指斥的对象，非徒袁项城而已；国民党之上焉者，犹属这样的“新医”；下焉者，则“更有其家无知小辈、万死奴仆，明知其家主人之旦夕绝息，其家之瞬刻沦败，而歌舞嘈嗷，万戏杂作，鸡偷狗盗，得间辄发，此则吾人所为悲观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