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慈善相呼革命军（第2页）

熊成基：“我被捕已经好几天了，此地公署应该已经有电文致达北京当局，怎么还没有回音呢？”

傅善庆：“的确还没有回音。”

熊成基：“我所担心的是满清政府故示宽大，或许会从轻发落，只处以囚禁之刑，这样我就不能达到流血的目的了。”

傅善庆：“你所担心的，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事实上，军机处早在几天之前的小年夜已经有了回复，电文明白：“熊逆成基既经拿获，着朱家宝（按：当时的安徽巡抚）迅速派员来吉验明正身，即行就地正法。”朱家宝派来的是安庆知府豫咸和六十一标混成协马营管带李玉椿——他们都是能指认熊成基的人，而指认的目的就是杀戮。

熊成基留下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自供词，文笔犀利明快，那笔端正娟秀的小楷决计不让艺术史上任何伟大的书家专美于前。开篇即是：“吾生平磊磊落落，言无不吐，既承明问，直抒胸臆以答。”随即以三数语道尽革命之宗旨：“推倒野蛮专制政府，重行组织新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之耻辱。”

十八日行刑前傅善庆还预备了酒席，但是熊成基略饮即罢，说：“休怪我执意不领情，是我到了刑场之后，还要发表一场演说的。”

然而刽子手集团并没有给熊成基太多说话的机会，他略与提法官员告别了两句：“郑重！郑重！后会有期。”之后，登车来到北门刑场，向围观的老百姓高声喊道：“诸君！诸君！别以为我是盗匪，别以为我是奸人，别以为我是杀人的凶徒。我本来只是一个慈善的革命军人呀！”

说到这里，他的头颅就被砍下来了。没让他说完话的刽子手们却在他死后极力夸扬其坚毅、果决和勇敢，藉以自保自全；但是他们自己的慈善呢？

关于熊成基之临刑，有好些不同的记载。即使连臧冠三，也有的文件中录之为“臧贯三”，以国人命名的文理习惯言之，似乎“贯三”还比较合理。

对待革命烈士的手段，与傅善庆之所述颇异其趣的也有。李野光所撰《熊成基与商震革命活动片段》一文中曾经用另一个角度描写了熊成基在正月十八日被押往吉林巴尔虎门外九龙口刑场的一幕。

在这个版本里，熊成基就义之时，那个曾经允诺帮他找俄国买主兜售日本军情文书、后来却食言失踪的商震居然也在现场。据说商震混在人群里，忍泪目睹其情状。事后还跟人说：“他（按：指熊成基）不失为革命男儿。我看他时，他也看见我了。四目相对，他两眼仍闪着夺人的光彩。我泪如泉涌，他微笑颔首，并大声道：‘能抛却我个人头颅，换取同胞永享共和的幸福，是我最大的愿望。’”

此外，出身“日知会”，也是同盟会首创元老，与胡汉民、汪精卫、冯自由同列的革命前驱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则踵事增华，描述得更加细腻：

临行前，吉抚陈昭常设筵祖饯，吉抚以下咸列席，成基居上座，谈笑自若，食量倍常，惟酒不沾唇。陈昭常劝以酒，熊答曰：“余革命党也；光明磊落，来去清白，不可以酒乱性。”

餐毕，自座起，登车出巴尔虎门，赴刑场，观者如堵。成基嘱刀手少待，敬立向大众曰：“你们大家来看杀人，要知杀的是我熊成基。熊成基是一个革命党，不是杀人越货的红胡子。红胡子不怕死，是祸国殃民；我不怕死，是爱国救民。人谁不死？我死不足惜，我死只要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排满革命，必定成功。我纵流血，亦当含笑九泉。”

“若我死后，继起无人，大家都畏难苟安，贪生怕死，甘心异族专制，坐受外人宰割，我纵复活，亦耻与同中国。人之爱国，谁不如我？请你们大家莫怕死，莫怕我死，莫哀我死，莫可怜我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今日死得其所了，望你们大家好自为之。从此告别，与世长辞。”

说完这一段话，他直立受刑，死后颜色如生，观者皆为之堕泪。

民国元年正月十八，是熊成基就义的两周年，旅居吉林的三江同乡会将他的灵柩迁往三江义园，此时的三江同乡会会长竟然就是当年主审熊成基的提法使吴焘。根据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教授的《爱国志士熊成基在吉林就义记实》称：“辛亥以后，杀害熊成基的元凶摇身一变，皆成了民国的新贵。陈昭常、吴焘、傅善庆等慑于吉林人民对他们杀害熊成基的义愤，遮掩自己的罪行，乃让傅善庆编印《熊烈士事略》一卷……本书多有回护，在编者笔下，审判写成了会晤，监狱写成了宾馆，清朝的封疆大吏、杀人法官，成了优礼革命党、崇拜英雄的好汉。”这是独具史眼的透视。

章太炎就基于这副冷眼，给熊成基写了一副挽联：“早到三年也同成国事重犯，蠢尔元恶敢来吊革命先驱”。下联戳破了狡狯的凶手，上联却也抬举了包括章太炎自己在内的许多未及死难的党人。

百余年后看熊成基临死前的呼唤，也许仍有更冷眼的人会以为那是老生常谈。不过，当年党人能在公众面前振臂一呼，闶阆而谈，已经重于泰山了，其慈爱所衷，是一份相呼共与的理想，而不是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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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成基的死虽然壮烈，就义之前的慷慨陈词固然动人，然而，用胡导演常说的话来探勘：他能“扛得起”这一个电影故事吗？我勉强站起身，在不到三坪大的和室中绕圈踅走，脑子里只盘旋着一个问题：胡导演究竟要拍谁的故事？

从暂定的片名来看，《扮皇帝》和《窃国风云》不消说是从袁世凯说起。袁世凯是个大箭垛子，周旋于乱世云雷风雨的激**核心，又有着复杂阴郁、机巧诡谲的用心，即使不以左右历史大局立叙事张本，纯就人情心性玩味剥挦，都是取之不尽的题材。然而，说得浅白一点：刻画一个人人不以为然的大反派，如何有趣？但是若要替一个人人不以为然的大反派翻案，又如何能得到事实材料的支持？

倘若不是袁世凯，而是从革命党阵营下手，固然徐锡麟、秋瑾再加上一个吕公望，也许“扛得起”大通学堂上“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情愤慨，但是，对于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等等革命势力内部的矛盾和哄斗，如何在这一惨烈牺牲的主轴侧面视而不见？

如果离开了腥风血雨的革命武斗现场，尽管有感人深挚的民间教育家伍博纯，有发人警醒的一分钟演说家王晓峰，或者开拓时人世界观、生命观至为恢宏广袤的女先知、女豪杰吕碧城，其人姓名，却恐怕在任何一条电影街头，根本没有千分之一甚或万分之一的人是曾经听说过的。那么，顺着这种“大名”逻辑想去，辜鸿铭、马建忠者流，又能“扛得起”一部什么样的史诗，好供后世之人也有机会“慈善相呼”呢？

还有——我绕回自己的蒲团前面，听见膝盖骨嘎勃儿一响，勉强复坐，对藤井贤一说：“还有——恕我直言；我认为你愿意支持胡导演拍这样一部片子也不单纯，导演人都已经过世了，你还能跟我谈出什么‘具体的思维’呢？”

“那么张先生，”藤井贤一立刻倾身向前，肚皮紧靠着矮几，圆豆儿似的小眼睛朝我一瞪，道：“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家、却还没有一个什么结果之后，就不要继续去革命了吗？”

即使他的话听起来有一点豪迈，颇有些民国人物的风骨况味，但是一听之下，我闪过的念头却是：你不就一卖和服的日本人吗？不料这卖和服的却仿佛看出我心头的疙瘩，接着说：“张先生，丁连山放过薄无鬼这件事，你应该还不知道。我说得不错罢？”

是的。我不吭声、也不置可否。依据我多年来读书究理的习惯，无论是作点小学问、搞点小研究，或者是写一部长短篇的小说所必须从事的考察，都有我坚持的认知习惯和态度。薄无鬼的故事，唯一接近真实的内容，就是出自江湖人物丁连山那一本夹文杂白、流传也不见得如何广远的笔记之书《归藏琐记》。

然而，这样一个角色，确乎有其作为一个真实存在人物的些许条件吗？藤井贤一总在强调：“胡导演对于丁连山放过薄无鬼这一点很有兴趣。”从语意上分析，则似已将薄无鬼视为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把丁连山这一部难辨真伪的杂谈当成真实性颇可参考的史料了。

不过，我记得《归藏琐记》原文对于丁连山出手杀人的叙述只有一句半的话：“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仅就此言之，其欠缺细节、潦草之极，实在不像是回忆生平重要一役的笔触。反过来说：如此敷衍了事，却真像是有什么不可以为人道出的隐情，宁用“掌杀”二字含糊带过。

再仔细推敲前文，则这一段：“宝田当即劝我：‘本门还有赖大师哥撑持掌理，尔这一去，非身死、即是杀人，如何是个了局？’我遂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夫撑持掌理一门户，孰为易？孰为难？’宝田曰：‘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我便道：‘诺！我今为其易者，尔且任其难。’”对照起吴樾行刺五大臣前几天在芜湖科学图书社阁楼上和赵声诀别的壮语，更透露着一种抄袭的意思。

此外，还有这一席话，相当可疑：“彼邦（按：指日本）之人，协同发展革命，缔造中华，实有功于民国。但是居功之心不泯，便要时刻来讨索。”就更不像是掌杀一个侵占中国领土之人的誓词，反而像是对一个侵略者产生了理解其动机的同情。

把事件整个儿翻转来看，即使张作霖从狱中放出薄无鬼，作为诱钓金鳌（革命党人）香饵的这个奸计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丁连山他假装中计、假装袭杀薄无鬼、假装杀人逃刑、亡命天涯，再也不浮露于江湖之上，这是丁连山的计中之计。当年高拜石把张作霖比做宋江，以为他城府阒深，却没有想到丁连山非但胜彼一筹之算，还在自己的记传之作上都撒了这样曲折幽微的大谎：

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怪不得藤井贤一再三强调：胡导演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什么，或恐也是我面前这位投资人极为关心的。

“‘薄无鬼’究竟是什么？”我没有说“‘薄无鬼’究竟是谁”，我说的是“什么”。那是出于一时之间恍兮惚兮的灵感罢？我知道那不是一个平常的名字，甚至不该是一个名字。藤井贤一笑了，笑得非常灿烂，不只是愉快，在愉快底下，好像还浮现出来一种感动和欣慰。他不住地点着头，良久，才说：“是的是的！张先生问得好，是的！薄无鬼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是我。”

“你？”

“不，不是‘你’，是‘我’。”藤井贤一接着用日语说，“わし。”

仆，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