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丁连山生死流亡（第2页）

薄无鬼很快地被张作霖捉进官里，治了个扰乱地方秩序之罪——好歹这也是剿匪司令的业绩。但是居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却不高兴了，以为他小题大做，不过，小题大做之人岂能因为这样的压力而缩手呢？一旦缩手，不反而真应了小题大做之讥吗？薄无鬼一押数年，不审不放，人就更疯了。

丁连山回忆录式的《归藏琐记》中有《薄无鬼》专章。此公行文虽然夹文夹白，甚至不免颠三倒四，但是描述得却很清楚，兹抄录于后——首先是薄无鬼的出现：

乙卯春，奉天大雪，忽而市井传言，狱中逃出一人，即薄无鬼也。一身簇新武士直裰，上衣交领右衽，三角广袖，胸前系宽带子，绿颜色晶亮好看。下袴似裙，有水云褶缝，十分熠耀。此外，尚有外布衣及大纹，大纹据说乃是家族纹章，似花瓣，于前胸作装饰，缘以菊坠。短刀斜插腰际，长刀在手，若新发于铏，似是初添购的。

不但长刀看来是新添购的，连薄无鬼的整个儿扮相和服饰，都像是被“整体造型”过之后才亮相的。但是没有人仔细寻思这一点，丁连山、宫宝森以及当时城里所有看见、转述薄无鬼行径的人，都只注意到他所说的话：

凡此剑所到之处，即是大日本国之领土，擅入者死。

一面说着，薄无鬼一面用剑尖儿在六七寸厚的雪地上画了一个径可丈许的大圈儿。之后，便不断重复着那几句话：“凡此剑所到之处，即是大日本国之领土，擅入者死。”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不多时，雪地上那个工工整整的圈儿里便横三竖五地躺着几具尸体。据说他们都是一接近剑圈儿就被斩杀了的，可薄无鬼从未离开圆心半步，而他的剑也只有三尺多长。不知道是人们的错觉还是薄无鬼真有什么邪门的本事。

过不多时，围观于较远之处的老百姓却渐渐察觉：地上那剑尖儿划过的圈子怎么在不知不觉之间仿佛慢慢儿扩大，原先只占半条路的宽度，数刻之后，似乎两条马路的十字路口都在圈儿的范围之中了。丁连山如此回忆：

我遂与宝田商议，此人不除，还不知有多少乡亲要无辜受害。然宝田支吾再三，似有苦衷，经我追问，乃告以：“彼为当年同盟会之同志。”我即骂他浑蛋，习武的人，万事沾染不得，乃胡乱与人拉帮结社耶？要知道：“万人敌”与“一人敌”固是二事，犹如大便入坑、小便入池，万不可搅在一处混账！你与人牵扯既多，顾忌便深，江湖奈何走得？此事由我一人干去便了。

宝田当即劝我：“本门还有赖大师哥撑持掌理，尔这一去，非身死、即是杀人，如何是个了局？”我遂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夫撑持掌理一门户，孰为易？孰为难？”宝田曰：“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我便道：“诺！我今为其易者，尔且任其难。”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

虽然与革命一些儿干系也没有，令人感到“何其壮哉”的可不只是“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之举，还有那两句显然脱胎自吴樾与赵声诀别之词的交代。但是丁连山万万没有想到：放出薄无鬼来闹事，根本是个陷阱。张作霖的目的是要东三省的革命势力藉由反日而浮出水面，再留给日本人去追讨其余。

丁连山在《归藏琐记》里描写他攫杀薄无鬼于一瞬间，似是有点儿简略了，但实情也差不多是那样速战速决。不过这一段回忆的重点，似不在攫杀，而在于薄无鬼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日本人的心情：

彼邦（按：指日本）之人，协同发展革命，缔造中华，实有功于民国。但是居功之心不泯，便要时刻来讨索。

所以薄无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一群人。从丁连山所记的细节可以揣见：当张作霖从狱中放出薄无鬼之时，还特意为他量制或添购了新行头，让他在通衢大道之处亮相，这在在都显示，薄无鬼是个诱钓金鳌的香饵。盱衡推度，若是有那看不惯薄无鬼在中国土地上撒野的，必属民党之流，他们一旦出手，就只有两个结果——亦即丁连山与宫宝森所谓之“杀人逃刑”或是“被杀送命”；张作霖两面借刀，兵不血刃，就把薄无鬼之流“调度”成“剿匪部队”了，其用心深刻险狡可知。无怪乎高拜石对东北胡匪出身的军阀打过这样的比喻：“张景惠宛如《水浒传》里的晁盖，高拱而已；冯麟阁威权煊赫，似玉麒麟卢俊义；张作霖城府较深，和众家兄弟颇能号召，像呼保义宋公明。”（语见《古春风楼琐记》）

斩杀薄无鬼似乎很容易，但是丁连山为此不得不亡命天涯，数十年不得在家乡安身立命，而且时刻有来路不明的人借故寻衅、挑战、暗袭甚至追杀，连正儿八经的一块八卦门招牌都扛不住了。只是由于丁连山叙事稍涉淆乱，有些交代心迹的话语，并没有详述其出于何时何地，我们只能猜测：就《归藏琐记·金楼之会》来看，他与宫宝森是在薄无鬼死后将近二十年（也就是1935年左右）才于广东佛山金楼重逢之时，揭开了这个上当的底蕴。

当时宫宝森以八卦门掌门的身份，率领众弟子南下广东，藉由推动“中华武术会”名目，倡议“南北合”，间接谋求武林同道支持南京政府。没有想到上了金楼，宫宝森才发现大师兄隐迹于庖厨，伺候了他一碗汤。一尝那汤，宫宝森知道是故人到了，大事也不谈了，亲自寻入厨下，果然见着了鬼魅也似的丁连山。

丁连山记曰：“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反穿皮袄”是一句童子能解的歇后语，意指“装羊（谐‘佯’）”。这话合着先前“有如衣服，一表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之语，便更有意思了，丁连山漂泊江湖数十年，所参悟的一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上台面”。这大概不只是“衣服里子”当惯了，与人无所争而已；更深刻的一个觉悟恐怕还是彻底抛却了江湖人每每萦怀挂心的“门户”“门派”“门墙”之我执。

以武术同道为号召，让早年在革命时期充分被利用、被发遣、被征召捐躯赴义的会党人物再一次鼓勇而出，为民国效力，倡议南北合作，这是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的事；即使争不得封妻荫子的富贵，也占得上爱国救民的声名。但是丁连山提醒宫宝森的却是：这一切都充满了虚妄的期待，因为“武”“武术”“武林”“武侠”……早就是纯属虚构的事；“装羊”，毋宁也就是取义于羊之乖顺隐伏了。

这话说了没几个月，刚从欧洲考察返国的胡汉民神秘地暴死在一枰棋局之上，地点就在广州。蒋介石随即要收编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军政大权，以反戈消灭桂系的李宗仁，两广事变接着就发生了。而那一夜金楼之会，宫宝森幸而听取了丁连山的一番话，并未强人所难地鸠合在地各武术名家誓师护国，否则，他也必然是要堕入鬼道的。

民国建立在一片混乱之中，而且它不像月份牌上标志的那么清楚，撕去一页、换过一本，就是新纪元。绝大部分在模糊的想象之中应属全新的事物，并不会随着民国纪元而自然生发出现；而绝大部分在理所当然被抛掷、淘汰、遗弃的旧社会事物，却毫无障碍地通过新纪元而留存了下来。

宫宝森虽然不是一个新派人物，不过他同情革命、加入同盟会、帮助受难的民党分子，也在一般人性的角度上倾向于服从多数而得到最大的和平。对他而言，金楼之会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号召活动，而是一个藉由“南北合”的帽子所象征的具体实务——中华武学各个门派打开门户、交流子弟、切磋技巧、融会心得。这些个在三家村的武师看来十分迂阔而大胆的意见，根本上还有一种“欺师灭祖”的况味。不过对于宫宝森来说，这是一念之转、一蹴可及的功业。他毕生唯一表述过的“政治意见”是在写给女儿宫若梅的信上：“总理孙氏上李相书有‘人能尽其才，货能畅其流’语，其武学之谓欤？吾辈欲健其身、强其国、优其种、神其技，宁不尽才畅流，以增益其所不能乎？”

此处的总理，指的是同盟会总理孙文，李相则是李鸿章。从治国经济看去，宫宝森当然是“误解”了孙文的学说；但那正是民国人物对于一切所能承继与发扬之事的想象力使然。换言之：开放门户之于其他伟业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之于宫宝森则是一个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譬喻。

在厨灶间惊鸿一瞥地见到丁连山（这可能是他们师兄弟最后一次会面）当晚，金楼之会走上了他意想不到的岔路。那是因为广东当地各个门派根本上既不相信“中华武术会”的和平号召，反而怀疑这是北方武师强龙压境、裹胁收编的一个策略——犹如当时（1935）南京政府之觊觎广东资源的一个试探。就在宫宝森离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的弟子和三数个在地门派的武师起了口角，双方约以“封门会手”的方式一决高下。

就在兼领八卦、形意二门的北方武师（也是宫宝森的徒弟、马姓行三者）出手尽占上风之际，惊动了隔壁烟霞馆（鸦片烟铺）里的一个本地的纨绔。此人祖籍南海罗村镇联星谭头村，祖上开设药材行，几代发家，寖成富室。到了他这一代上，便只通练拳弄技的门道了。

忽然间起了这么个南北较武之局，便有好事之人穿梭往复，再三再四地通报，将金楼之中两造交手的招式——向他陈说，这个作壁上观的纨绔原本只是“默拳”——也就是依着来报的口信在心头默默演练双方交手的实况——可就在听到某招某式之处，他猛地起了身，亲自踱到金楼，前去向当局交手的讨教。他从默拳而得知：来人的确是高手。

高手介入高手的局，后来怎么过招，没留下记录。我们只知道这纨绔不但打了马三，还伤了宫宝森，但是却意外地被宫若梅收拾了一顿。又过了十多年，江山易帜，丁连山逃亡到香港，不期然遇见这已经开宗立派的后生，彼时此君已过中年，而丁连山却是个垂垂老鬼了，他写这一次面晤：“我告以：天不欲武学昌明，才不叫我晚生二十年，或不教汝早生二十年！”这话的意思是：两代宗师人物居然没能凑得上一搏，其感慨颇似陈三立之“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之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

此君姓叶，本名叫叶继问，为人寡言辞、有侠气，纨绔之间惯爱互相调笑，都叫他“焖鸡”；这个不好听，于是便把“继”字省略，改名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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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历三数十年余，两次世界大战再劫复重生，世界的局势与描述和记忆这世界的方式迥异于前，以《归藏琐记》这样的笔记理解世情者渐渐减少，而以电影、电视打造历史的人却成为求知记事的主流。于是，尽管涉身打造整个时代之共业如丁连山、宫宝森者流，却识者渐稀，反倒是因为娱乐拳术明星李小龙之享誉全球，叶问又受惠于李小龙曾拜师之德而暴得大名，的确是一两代以上之人发梦所不能及的诡谲之变。

王家卫于二十一世纪初回头拍摄《一代宗师》，人皆以“叶问正传”目之，认为这一部片子有别于香港影人所拍摄的武打电影，而彼等商业类型之作又实不能历述叶问之生平。此论大谬不然！论者殊不知王家卫之居心用意，实有借众人感觉有趣之热闹人物另探民国史之罅隙。换言之：来问叶问事者，岂不于丁连山、宫宝森处得以窥民国武坛与东北军政之一斑乎？

我与王家卫原本不曾谋面，若彼此声闻，也就是经由作品而已。二〇〇三年，他请自家泽东公司驻台经理陈宝旭代为联系，说是急于一见，“与叶问题材电影故事有关”。随即自港飞来，飞机甫落地即租车直驱新店敝处，见面无他语，第一句话居然是：“你那钵儿还在吗？”

“钵儿？”

“那个铜钵儿——”

王家卫所说的铜钵儿，既曾经出现在我的作品之中，也一直在我的床头。那是一个具体的实物，也是一个情感的允诺，一个舍己忘身、慨然帮助他人的允诺；只是我一直没有切身实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