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西湖牛肉（第2页）

殊不知，多年以后，藤井贤一却由于处理先人家业传承的文献之故，不意间取得了曾经收容过薄无鬼的川田医院病历资料，发现丁连山正是护送薄无鬼入院治疗“精神疾病”“胸骨断裂伤”的人。

宫宝森于拳术门户与丁连山号为“一表一里”，殊不知丁连山在与日本浪人的关系上本来就自有一表一里的两套。这还真应了章太炎说民国革命、各方势力危疑起伏的话：“湘浙粤桂，割据江湖，真深不可测！”

于是回头从章太炎说起。

先是，章太炎、孙毓筠和张继以近乎软禁的方式强逼章士钊加入同盟会的手段未遂，便想起了这位将门虎女吴弱男。吴弱男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日本的女性，负笈东瀛之时仅有十四岁，还因为不及龄而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不得已求其次，进了当时也颇负盛名的青山女学，时为一九〇一年。

吴弱男初识章士钊则是在一九〇六年，以今日论之，也还未成年，但是已经能够“与孙逸仙先生上下议论，以为非男女平等自由，实行社会革命，不足征欧化”（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以一未成年之少女，可以犀利地看出一个社会人心的发展脉络，这并不容易。吴弱男的论见要旨并不在“平等自由社会革命”这些“大字”；而是在为“征欧化”的前提立论——也就是说，她并不以为那些“大字”是外求于他国才能得到的，吾族吾民果欲并驾于泰西诸国之文明，必须先自发地追求那些基本的价值，“征欧化”却是下一步的事。

两年以后，章士钊还是没有加入同盟会，却已经带着新婚的妻子共赴英国留学——从某种心理层次来看，他和吴弱男简直像是逃亡一般地离开了日本。原因很简单：在一片废学救国声中，这一对夫妻都感到极大的困惑：那些宪政设计、内阁政治、制衡组织以及“犬牙交错，磐石之固”的律法节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根据什么而运转的？这些问题，并非“平等自由社会革命”所能满足，一旦废学而成革命之功，所面对的，岂不仍旧是一片洪荒？

也就在这一段留英深造期间，章士钊从“杭州西湖道上卖牛肉”那种轻盈、潇洒而略带些天真的理想中超拔而出，面对严酷的现实，力主在多方征逐势利权柄的环境中打造真正能够从制度精神的层次从事对话和辩论的两党政治。

对于新中国长治久安之图的缔造，章士钊有过于一厢情愿的主张。在他的假想里，中国政坛也应该像英国交替执政的两党一样，虽然多数票决的选举能够更替政权，但是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沆瀣一气，便能有效地推动公共事务。而一旦去两千数百年帝制，基于推翻清朝前夕多方牵制的势力俱在，新成立的民国该如何图强（或如何从中图利）的看法和算计又太多，即以“党”之名目或形态存者更不再少，章士钊于是一方面以“听（按：即放任之意）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为“党德”之核心精神，一方面又倡议各党都要“毁党造党”；也就是透过议题深刻的辩论，把原先一党的主张和精神打消，融入异己，最后化纷纭众志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国家思维。

在当时，这吆喝比起卖牛肉来不知难了千万倍，因为听不懂的听不懂，听懂了的也得装不懂。

一九〇八年章士钊带着他意料之外的妻子吴弱男共赴英伦，在爱丁堡大学主修法律、政治和逻辑，其间并长期为北京的《帝国日报》撰写专栏，呼应当时国内各个不同党派与势力对于“立宪”这件事的求知期待；他介绍欧西各国政党政治的许多篇通讯文字，也成为当时革命党和立宪派规划新政时不至于向壁虚造、画饼充饥，可以勉为参考的佐券。

章士钊大约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初极活跃而负盛名的“海外学人”，深造同时也不期而然地为推翻一个腐败的王朝下了思想层次的指导棋，为时三载，直到武昌起义，他立刻束装返国——显然他仍然希望能以所学，有用于时。

然而，他太过天真而又太过执着于“议员当分两党、而亦仅分两党”的言论。对于共和初肇的民国来说，实在取法过高，取义过深，也取径过难。要让众口喧呶、莫衷一是的无数个党中有派，派下有系，系内还有你是我非、前因后故乃至于种种恩怨的圈子，通过公开辩论，整合成“二元对立”的两造，各造之内，但举其相侔主张之大端，而去其相异论旨之骈歧，共襄互助，以成最大公约数之共识，且只在公共社会思想之终极问题上与完全对立的敌党作义利之辩、君子之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一种虚浮、荒诞的理想主义色彩。

以宪法为前提，以国会为场域，才有所谓政党。放诸行宪的国度来看，这是基本常识，也是章士钊所斤斤坚执者。但是相对而言，民国前的同盟会、民元时的国民党，甚至民国三年的中华革命党，就怎么看都不堪、不配称为一个政党了。

就论理而言，发动革命之最激进而付出重大牺牲的主要势力，竟然不是一个它本身所一向宣称的政党，而是章士钊所谓的“徒党”“朋党”和“帮会”而已。此论在平时还可以付诸理性之商量，名实之析辩，但是在袁世凯操纵北洋军事力量以挟制清廷、裹胁革命的时机之下，就有迂阔不识时务的气味。

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不小，他旋即离开了归国之后一向栖倚谠论的《民立报》，愤切之语如此：“革命党贪天之功，于稍异己者妄挟一顺生逆死之见以倒行而逆施。”在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创刊发行《独立周报》（TheI），自命“司佩铁特”（theSpectator）——也就是今日俗称的“观察家”——目的还是振作一泯除党见的论证方式，要从言论界竖立典范。

章士钊与民党的合作与决裂都是理念离合的问题，至少在章而言，没有因个人出处而纵意使气的成分，然而从见解之益形孤立，使他不得不独树一帜的整体形势看去，越是坚持“以学理入时局”的路线，他就越不能得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侣”——甚至“对手”。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士钊再度流亡日本所创办的《甲寅杂志》（TheTiger）于民国三年（1914）在东京发行月刊，一总只有十期，却曾经有效地召集了许多党派、立场、见解与之多异而少同的一时俊彦；像是和他一再公开辩论的吴稚晖，或是对于政体和文体的意见完全南辕北辙的陈独秀，也都是此刊作者。可是章士钊越是发行传播媒体，就越孤立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首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一首诗充分显示了章士钊的心境和处境。多年以后（1925—1927），《甲寅》在北京以周刊形式卷土重来，一共发行了四十五期，章士钊的笔名就成了“孤桐”。

革命之不行，退而求其次，便是问学与议论；这是章士钊生命的主轴。《甲寅杂志》首度发刊期间，他不断以正本清源的视野，试图就欧西与中国之孰能孰不能，何以能而何以不能，运用对比生活与历史渊源的方式来思索：如何调和中西立国的异同，让《甲寅》成为当时中国摸索宪政与民权的教科书。他评议梁启超的国体论、严几道翻译的民约论，在重大时政和论潮变迁之际，就“帝政”“共和”“复辟”甚而“联邦”等题目，申以己意，发表独异于众口的意见。

一九一七年，《甲寅》在北京有过一次短暂的复刊，改为日报；又因段祺瑞之专政而匆匆收拾。此后便又陷入了颠沛流离、阢陧不安。他赴日、居沪、再次游欧，还一度代表南方政府参与南北议和。可是，一个思想上前所未及而意义重大的新疑惑出现了：在这个文明进程的当下，居然如此喧嚣，中国适合引进代议政治吗？

一九二一年二月，章士钊第二次访问欧洲，见到了农业经济学家潘悌（ArthurJosephPenty）、剧作家萧伯纳（GeeBernardShaw），以及科幻小说之父威尔斯（HerbertGeeWells）——他们都是费边社（Fabiay）的成员，都对中国有相当热烈的兴趣及程度上的好感。威尔斯甚至告诉章士钊：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极佳，他计划要将之载明于所著之《世界史纲》（TheOutliory）。潘悌也认为中国旧有之“七十二行”若是掺合了经他改倡之英国“基尔特制度”（也就是在工会基础上组织产销联合会，以改善劳动人口的利益），非但能在“农为政本”的中国大放异彩，还足以回头促使西方获得启发性的反思。

在国内乌烟瘴气的权势攘夺战争之外万里之遥，听见一群社会思想菁英称许令人灰心失望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大振奋。章士钊甚而以为他找到了解开“为什么欧西能、中国不能”的钥匙——中国之不可移植西方代议制民主，乃是由于以农业国而运用工业国之法制，这本是“剿袭”，今后必须将这样的滥政“悉行罢去”，而“德行政事”应回归“农国所需”才是。

章士钊于回国（1922年11月）后接任北京政府任命的农业大学校长，这一步比“毁党造党”走得更险；人们不容易看出他只是想要避免工业国家所面临和苦恼的劳资冲突、贫富差距，以及恢复固有的、“节俭止争”这一类的道德。他的呼吁倒像是于袁氏称帝倒台之后六年，再一次唤起“帝国”的幽灵。一次大战之后英国（乃至欧洲）的另类思想家所启发于他的，竟是“西方的没落”——这还是他所推崇的斯宾格勒（Osengler）的著作。章士钊如此说：“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

“费边社”终于没有在中国出现，不只是因为章士钊在思想问题上“独学而无友”，更是因为他不只要议论，还要立即实践。这和迅速发展工业的整体国家需求、风尚和理想恰相悖反。

北伐成功之后，他再度被通缉，遂于一九二八年底三度赴欧，有《伦敦郊居寄人》诗，益可见孤桐之萧索：

廿载天涯去后还（自注：丁未首到此邦，屈指已廿载矣），郊园小小足舒颜。野眠独息怜幽草，晓坐枯眉润远山。忧国不弹无益泪，读书宁为有心闲，来禽怪少门前客，侧目窗棂代款关。

“款关”，叩关也。一只万里他乡之外偶尔窥看门户的禽鸟，像是要来访的模样——不，不是来访，只是给了孤桐一记冷眼。一如数十年来他的同志、国人所给他的一般。一切似乎都是因为他走得太远了，他早就忘了在杭州西湖道上卖牛肉的渴望；起码，那样的生涯还算是务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