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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中原鹿正肥

民国三年，袁世凯派遣长子克定到河北正定牛家庄跑了一趟，路途不算太远，然交通不便，对于衔命往来的瘸子哥而言亦是相当辛苦的事。但是临行前袁世凯交代得很清楚：“聘卿不来，你也不必回来了。”

聘卿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的字。王士珍可以说是袁世凯的大弟子，无论在“新建陆军”以及“武卫军”时代，或者是山东清剿义和团事件上，都显露出卓尔不群的器识和谋略。他一生不慕荣利，故能韬养品望，在北洋诸将之中，德操声誉无人能出其右。辛亥清室逊政之后，王士珍就回老家正定，打算终老不问世事了。但是袁家父子不肯放过他，还是希望能仰仗其地位号召，出面筹备一支崭新的部队，号为“模范团”——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为了将来袁克定接班所必须拥有的一支武力。

王士珍为人老成持重，在北京西城旃檀寺筹组模范团的时候，也知道这就是“御林军”，是以招收学员生之际，往往对于能够兼资文武的人特别识拔，希望能多在袁氏父子身边栽培一些“国士”。打从一就任筹备处长，王士珍就看上了几个和袁世凯有旧谊、且禀赋佳好的世家子弟，其中一个是张镇芳的过继儿子张伯驹。但是张伯驹当时年纪还小，只有十二三岁，一直到洪宪帝制垮台，军校还一息尚存，默然反对袁氏复辟的王士珍虽然和极力帮衬袁氏称帝的张镇芳在政见上十分歧异，却仍一力鼓舞张伯驹从军，希望他日后能够以军领政，成就一番伟业。

张伯驹也就在民国五年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中规中矩毕了业，在直系和奉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之间周游，却没能真的投身大政。因为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文人，一生对于保存珍贵文物的贡献——如将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卷》、黄庭坚《诸上座帖》、吴琚《离家诗》乃至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献给国家——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张伯驹生前未了的一桩心愿是重新标点、编辑、刊刻他的一部著作《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在他之前，已有麻子哥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二百〇八首，其中九十八首还有作者的自注。不过张伯驹显然不认为刘成禺之作道出了洪宪帝制的原委，甚至还有歪曲事实之处。于是他也续写了一百〇三首七言绝句，名之曰“续”，其实有辩、有驳、有补遗、有别解。张镇芳之于袁世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惟为袁党，且有戚谊。”张伯驹自然也不例外。他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九首是这么写的：“韬居指顾望铜台，不数阿瞒横槊才。犹记雄风传诗句，一行猎马急归来。”

就诗论诗，张伯驹不及刘成禺多矣。仅以近体格律论，他这一百〇三首之中，破格出律之处不胜枚举，然而这一首却作得特别苍劲，其中关键语还真是袁世凯的句子。据张伯驹笺解：袁世凯在宣统元年被满清亲贵罢黜，退归彰德养疴，所居之处在洹水之北、漳水之南，恰与世传之铜雀台相邻。其《冬日即目》之诗有此二句：“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

《冬日即目》其实是一首七律，在袁克文所刊刻的父子合集中题名为《春雪》：“连天雨雪玉兰开，琼树瑶林掩翠苔。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袁安踪迹流风渺，裴度心期忍事灰。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随野鹤去寻梅。”如果不仅仅是割裂其中两句，而是整体地看这首诗，袁氏之才比之于曹阿瞒的刚健雄奇，就差得太多了。

仔细读《春雪》，不难发现：除了颔联的“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之外，头联和尾联各句大约都有一种“堪消落寞堪消怨，半是凄凉半是愁”的柔软况味。而腹联“袁安踪迹流风渺，裴度心期忍事灰”用袁安、裴度的典故，十分酣畅而冷隽，不能不稍做说明。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引《汝南先贤传》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某年下大雪，积雪丈余，洛阳县令亲自出巡，见家家户户都扫除积雪，有出入之迹，多乞讨之事，唯有袁安家门口无法出入。县令还以为袁安已经冻死了，待强行除雪进屋察看，却发现袁安僵直地躺在**，还有一口气息。问他为何不出门，他就回答：“大雪时大家都饿，不能再去干扰人。”县令因此以袁安为贤，遂举为孝廉。这是腹联出句所咏之故实，赞赏袁世凯退居洹上，不与人争，颇有当年龚定庵的诗句所述“侪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的格调。

至于落句的“裴度心期忍事灰”，说的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裴度以宰相领淮西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自请督师赴前线，出发时，裴度慷慨誓道：“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感动得唐宪宗为之垂涕不已。最后终于生擒吴元济，**平淮西，震慑河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中兴”，而诗句里的关键词“心期”乃出此，非但以裴度之功业相标，而且“忍事灰”一语反用原意，更显幽峭孤深。

问题是这样流丽允洽地用典，似非袁世凯这不知书的人所能支应。

由于现存袁世凯的诗多由袁克文（寒云）编纂，此中大有蹊跷。宣统二年（1910），袁克文编定《圭塘唱和集》，集前有袁克文亲笔写的短序：“家大人以足疾致政归，课耕训子之暇闲，以吟咏自娱，宾友酬和，积稿累寸，大人辄以示克文，因次其目录，都为一编，命为圭塘唱和诗云。”

这“大人”之次子袁克文是知名的公子哥儿，喜诗词、擅演剧，还能写一笔带些瘦金韵致、又带些山谷风骨的行楷，所以这《圭塘唱和集》里的许多作品，极有可能是做儿子的给润色、增修过的。

一字一句揣摩《春雪》，还可以体会出那是三种笔意，除了“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有一种粗豪犷悍之气以外，头联“连天雨雪玉兰开，琼树瑶林掩翠苔”以及尾联“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随野鹤去寻梅”皆柔弱纤秾，应该是标准的寒云手笔，补缀痕迹甚明。至于前揭用袁安、裴度故实的一联，则像极了杜甫和李商隐的笔法，如“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秋兴八首》之二）和“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无题》）。这第三种笔法，看来又非袁氏父子之才与学所能办，只能暂且存疑。

关于袁世凯写诗的能力和动机，一直是个谜。他洹上养病（足疾）的时期，常刻意拍些小照，影中人戴笠披蓑，状若渔樵，以示略无进取之意，这便可以看出：连诗情都是造作出来的，是以袁世凯并无写诗的真诚。不过，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张伯驹引某笔记谓：“项城年十三四岁，书一春联云：‘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塾师为之咋舌，知非凡器。”

问题是：流传甚广的这一联，是他写的吗？

看袁世凯的诗，须从炼句看起。他有一首号称七律的《怀古》，据说是十五岁上写的，设若以年事尚轻视之，不应过于挑剔，但是用字之率性出格，大约也不会因为人生历练之累积而返求绳墨，毕竟霸才虎视之人，管它什么诗律呢？《怀古》原文如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赜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少年抱负，空谈自喜，这不能说是病。但是从第三句开始，“策”字与第四句“赜”字皆出律，“屯兵来”三平落脚，第五句“向”字拗，而第六句非但未依律而救，“寸心郁郁”完全失对，又写成一个“何时开”的三平落脚；第七句“羽”字出律，第八句“下”字、“天”字则完全失对。像这样一首连三家村的塾师都会摇头太息的劣作，居然也就因人而传了，也不见他身边那些个旧学邃密的老文士给丹黄批改一番，后人品头论足，还许称道此作“一派豪情”，果然是英雄欺人，也没有谁知道或敢于指摘他败坏诗教。

这样的才具和学养虽不足以骄人，毕竟还能在他的老家项城组文社，称盟主，留下了多首“咏怀”诗，如：“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一样句句是坑洞，不胜弥缝。此首第一句拗五六字，而第二句不救，一样失对且三平落脚；第三句“蒲”字出律，第五、第六句的拗而不救与首联同；第七句六字出律，第八句三平落脚——仍旧是百孔千疮的一首诗。

再如：“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非但仍有格律上的毛病，其谈吐怀抱之侈鄙粗豪，尤甚于前。可知此人根本无意于诗；而诗之于项城，不过是发牢骚的七字句而已。

经过三十年在军政界翻云覆雨——其间连一首诗都没有写过——之后，袁世凯自朝鲜而小站，从疆臣而枢机，其“郁郁壮怀”舒展到令满清贵胄感觉卧榻之侧的酣眠扰人了，趁着宣统即位，载沣监国，遂有倒袁的密谋。袁世凯知道这不只是“凋蒲柳”，恐怕还有“一刀斩”的大难，于是赶紧辞官，回到洹上养他的“足疾”。居然又开始写诗，而且多属放闲归隐而强作甘心的意思。

可怪的是，三十年不通文墨，袁世凯在写诗上的表现却出人意表地好了起来。前揭《春雪》暂且不论，像是《落花》：“落花窗外舞，疑是雪飞时。刚欲呼童扫，风来去不知。”就相当有意趣。《病足》二首之一：“行人跛而登，曾惹齐宫笑。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还巧妙而诙谐地用了《左传》上卫使孙良夫等四国使者在齐顷公宫中受嘲辱的典故，仅以这涵养和胸怀而言，断然不可能是袁世凯自出机杼之语，而应该是他身边时时伺候着的“语言侍从之臣”所点窜修整之作。

至于世传他年少时节的那一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据说是明末极无品的贰臣牛金星献给李自成的谄词，果若属实，张伯驹把这一联栽给了袁世凯，不知道是不是也暗藏春秋褒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