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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龙的出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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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错误地把“亨利·溥仪”描述成“摆脱被刽子手砍头的命运”显然并非事实,因为就在阴谋被实施的时候,他就已安全抵达日本使馆。

勇敢、忠诚的保皇派已经通过文学或绘画作品纪念“皇帝的出逃”。正如我的读者所了解的,郑孝胥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目前还在世。

郑孝胥创作了一首律诗,这种诗体在8世纪的唐朝得到完善。我的英文版本远远没有充分传达出原作意念的力与美。

标题是“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标题下方是注释:“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接下来是这首诗的内容: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最后两行的意思是:尽管没有全副武装的战士保护处在危险之中的皇帝,但至少还有一位秃顶的老人保护他。“秃翁”即郑孝胥自己。像中国大多数古典诗一样,这首诗包含着诸多典故,很容易避开外行的注意。“大风”和“猛士”的引用表明诗人想到了一首著名的小诗——《大风歌》。这首诗的作者是汉朝的高祖皇帝刘邦(公元前205—前195年在位)。这位被称为共工的是一位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传说他试图用风暴和洪水毁掉世界。“秃翁”或许是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郑孝胥的这首诗后来成为他某篇日记的一部分,并得以刊印发表,以下是日记的部分内容:

壬子初三日。弢庵(陈宝琛)、叔言(罗振玉)来。昨报载:李煜灜见段祺瑞,争皇室事,李忿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由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余语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国医院之策。

午后,诣王府,至鼓楼,逢弢庵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及弢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

余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遂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弢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可以看出,注释大致属实。但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自己的住处接纳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内文武官员的关系,并不像英国和其他使馆相应机构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密和友好。甚至竹本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命于日本公使,都颇值得怀疑。因此,他并不认为他有义务把他和郑孝胥之间的谈话向芳泽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他已准备好,并且迫不及待地想成为皇帝的东道主,他不想芳泽先生夺走他的贵宾。因此,直到皇帝到了竹本的住所,芳泽先生才知道,皇帝已经到了他的使馆管辖范围了。

我前文说过,除了文学作品,郑孝胥还用绘画作品纪念了皇帝逃亡事件。在复制的的微型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紫禁城的一小部分城墙和楼阁,在阴郁的沙尘暴中依稀可辨。暴风雨也是用绷紧的树枝展现出来,左前方古老的松树格外引人注意。在当代中国画家中,郑孝胥以画松而享有极高的声誉,这是他艺术才能的良好展现。在北平的大街上,什么也看不见,完全笼罩在混乱的沙尘中,在右上角,一条龙张牙舞爪,模糊地暗示龙在飞翔。读者应该记得,龙在中国是君主的象征。

这幅画以中国人常见的方式,装在一卷长长的丝绸上。陈宝琛和我应邀在这幅画上题了词。按照中国通常的惯例,画作要留白,好在上面签名、盖印章,以及供批评家、同行们鉴赏。我用英文写的注释,只是对已经描述过的事进行简单叙述,无须再创作。陈宝琛根据这幅画用精致婉约的书法进行了再创作。他题了汉字“风异”,然后是简短的说明,以及赋诗一首:

苏堪作图,以记甲子十一月初三日之事,宝琛系之以诗曰:

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

真龙启飞(郑孝胥所作的诗画)

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

解释一下,“昌黎”是唐朝著名诗人韩愈(公元768-824年)的别号,他是郑孝胥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其文友曾说,郑孝胥的诗深受韩愈和同时期的诗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的影响。陈的这首诗意在恭维郑孝胥,暗示不仅仅是他的诗,包括他的画作,都深受韩愈影响。

这就是关于皇帝出逃至日本使馆区的真实故事。对于这一事件,歪曲的版本众多,没必要再提。然而,我要特别反驳美国作家近期的一篇举世瞩目的描述。他如是写道:

1924年10月,溥仪和他的妻子正在吃早餐。一位侍女跑了进来,哭喊着说,成群结队的粗暴中国士兵在门口高喊着“处死被废黜的皇帝和皇后”。皇帝和皇后从后门逃到了英国使馆,但哨兵拒绝放他们进去。他们跑遍了所有使馆,在关于去美国使馆的问题上,两人争论起来,断定美国使馆也会拒绝他们,两人犹豫不定地又来到了日本使馆。哨兵接纳了他们,关上使馆的大门,把追赶者挡在了门外。日本使馆的人温柔且善良。逃难的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又脏又破,公使夫人从她丈夫和自己的衣柜里拿出衣服,坚决要求给皇帝和皇后换上。

尽管这些陈述是错误的,像作者断言英国使馆哨兵拒绝让逃难的皇帝和皇后进入,虽然这严重辱没了英国的荣誉和好客,但我们也不必过于在意。文中也描述到“关于去美国使馆的问题上,两人争论起来,断定美国使馆也会拒绝他们”,这些都是作者的主观猜测,我都懒得去反驳。事实上,对于没有什么政治同情心、逃亡中的中国人,英国和美国使馆都曾不止一次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庇护和盛情款待。对于两个逃亡的皇室贵族,美国使馆不可能关门了事,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中国成群结队的粗暴士兵”来处置。

挑剔的英国或美国读者不可能会被这种说法误导。鉴于日后日本和中国东北的关系愈发紧张,中国报界和社会各界人士持续不断地控告:日本使馆接纳皇帝之举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日本帝国主义早预料到,皇帝是高层政治游戏中的一枚有用的棋子。从前文可知,日本公使在我亲自告诉他之前,对于皇帝抵达使馆一无所知,只是在我的诚挚恳求下,公使才同意给予皇帝保护,让皇帝到日本使馆。而“日本帝国主义”和“皇帝出走”无关。

注释

[1]即今天北京崇文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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