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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1919—1924的紫禁城

张勋1917年7月发起的“复辟运动”只持续了12天。在此期间，黎元洪总统藏身于北京的使馆区，那里虽然地处北京，但自1900年开始，中国政府对这个地方就不再拥有管辖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张勋作为皇权拥护者，遭遇失败后，也逃往外国公馆避难。按照往常的惯例，黎元洪是胜利方，应当重新回到总统的位置上，但这事让他感到“颜面尽失”。此外，在张勋的逼迫下，他软弱无能地解散了国会，这令那些国会议员愤怒不已。而且，张勋去北京也是受他之邀，他对几近成功的复辟行动负有间接的责任。

冯国璋成为新的代理总统。尽管冯国璋曾协助段祺瑞平息复辟，并成功镇压了张勋，但他从内心并不支持共和制。冯国璋是直隶人，曾在帝制时期担任过各种职位，包括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和军咨使。“再造共和元勋”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并重组国会。次月（8月12日），新成立的国会在北京召开。

两天后，经新组建的国会商议，中国提出对德宣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中国是否加入协约国参战的问题，内阁分歧很大，相持不下，张勋正好趁此机会进入北京。后来，矛盾双方迅速达成共识，支持主战派。但中国对德宣战引发了广州政府的强烈不满，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广州政府形成独立的政权体系。

孙中山以“海陆军大元帅”的身份发送了一份正式电报，反对国会宣战的决定，谴责冯国璋及其追随者是叛国者。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孙中山组建一支“北伐军”，准备北上讨伐。由于中国在名义上已加入协约国，所以有权利出席凡尔赛和会，并能间接地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最终不得不将其战利品——德国在山东胶州湾（青岛）的租界归还给中国。

1918年初，新兴势力的将领曹锟率领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进行武装对抗，并在4月初占领战略要地长江南部的岳州和长沙。在曹锟的强势对抗下，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北上受阻，无法继续推进。这次战败导致孙中山被迫辞职，并于5月又一次流亡日本。然而，南北内战还在继续。一些旧国会的成员（首次成立的共和政体）在北京不受待见，于是他们前往广州重新组建国会，并对外宣布其为中国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与此同时，北方国会根据2月颁布的选举法重新在北京召开。

从独立的国会在广州成立之日起，中国就缺乏一个被所有省份认同的中央政府，以对整个国家统一行使权力。在中国，国会问题成为无解的难题。正如戴遂良神甫所言：“若想让国会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根除腐败。”的确，中国的国会多年来一直无法正常运作，使行政机构处在瘫痪状态。

北京新国会继续选出一名新总统，选民们几乎一致支持一位候选人，若要深究其原因，或许有些不合适。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至交好友，曾担任东三省总督。在这次选举中，有425位选民支持徐世昌任总统，只有11位反对。

广州国会很快便宣布选举无效。不过，北方政府对此不予理会，徐世昌在总统宝座上坐了三年多。

徐世昌是守旧派的大学者，位高权重，备受尊敬。早在1906年，他便担任军机大臣。1907年4月，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而在此前，东三省一直由清朝皇室直接管辖。1908年溥仪登基后，封徐世昌为太保，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头衔，被视作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兼高参。徐世昌任总统时，已经63岁。

尽管徐世昌接受总统一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热衷共和制。当时，北洋政府极少有人支持共和制。徐世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赦免所有1917年参与复辟行动的人。张勋也在被赦免的名单内。徐世昌对所有人的赦免是无条件的。尽管张勋并没有改变政治信仰，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但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北京居住。北京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中心，聚集着志同道合的汉人和满人。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并于10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职。巧合的是，就职那天正好是武昌起义7周年的纪念日。在徐世昌就职前，新国会就将孔子诞辰日确定为国定假日，以此来表明其保守立场。此后，官方对儒家学派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场随着不同政党的命运变化而改变。当社会思想“左倾”时，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学派就变得不受重视。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陈独秀在成为共产主义领袖之前，也坚称儒家思想与共和政治格格不入。当社会思想“右倾”时，那些守旧派便开始斗胆发声，提出支持传统思想，和打破习俗的激进派做斗争。家庭的男主人和学校的教师也可以大胆自由地表达对古代先贤教义的敬畏之情。

作为一名皇室“太保”，徐世昌确实尽职尽责，他接下来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很关心皇帝的福利，并认为这与他作为共和政体的总统身份并不矛盾。1918年，溥仪12岁，在中国最杰出的几位学者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国学的学习。徐总统常常与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探讨小皇帝的未来问题，其中一位是著名总督李鸿章的儿子。他们一致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应该让溥仪接受一些西方教育，包括学习英语。他们还希望溥仪能了解一些关于欧洲政治体制演变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相关知识。

如果认为这些教育计划的目的是让小皇帝重新回到皇位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可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这些计划感兴趣，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因为大家对共和政体的未来前景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至少有些人内心仍忠于皇帝。但所有人都希望，皇帝在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和西方政体制度后，一旦共和政体失败，能建立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稳定政权。在人们因循守旧反对新政权的情况下，皇帝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新中国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开始的时候，徐世昌在清廷为溥仪选定的帝师是一位美国人，他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兼外交家。然而，他因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公使而无法接受帝师一职。此后，他们便选定我为溥仪的老师。

关于我为什么会成为小皇帝的帝师，细节在此不必赘述。在中国工作和旅居期间，我认识了几位和皇室家族以及新总统有密切接触的人，其中就有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我在前面提到过。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危难时期，他曾去英国租界威海卫寻求庇护，当时我在那里担任行政长官兼地方法官。在清朝时期，李经迈曾出任驻维也纳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前，适逢光绪帝的弟弟载涛王爷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出访德国，李经迈也正好跟随前往。从那以后，虽然民国多次请他担任官职，但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就连李经迈的好友、担任总统的徐世昌多次力劝出任外交高官一职，他都没有答应。李经迈及其家人始终对旧王朝忠心耿耿，正因为他在清廷和民国都有很高的威望，所以我得以有机会成为宣统的帝师。

1918年11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我接到出任帝师的邀请，但须经过伦敦政府和英驻京机构的准许才能接受。不久以后，徐世昌总统再次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发出正式邀请，很快便得到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的批准。我接到殖民部发来的调令后，于1919年初离开了威海卫。

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身为皇帝的学生。之后，我将与宣统帝的对话写成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并送往英国政府。在此我引用了这份文件（落款日期为1919年3月7日）的全文，因为我在里面记录了对清王朝和13岁的小皇帝的第一印象。在紫禁城高墙内外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子民眼里，皇帝仍然保持着令人敬畏的威严形象。

备忘录

1919年2月22日，我抵达北京，在车站受到总统秘书倪文德的接待。两天后，我受邀前往王爷府拜见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多年前我曾在香港与他见过面）和载涛王爷（已故光绪帝的弟弟）。载涛很关心小皇帝的教育，常被认为是清朝众多王爷中思想最开明进步的一位。他格外热情地接见了我，并让我随时与他交流皇帝的学习情况。3月5日，载涛设宴款待了我，这次我有机会接触到几位皇室的其他成员，包括另一位王爷载洵。

2月27日，我正式拜见徐世昌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陆续与几位清廷大臣完成互访，其中包括清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皇太后醇亲王妃的亲戚、内务府大臣绍英、帝师梁鼎芬、朱益藩和伊克坦。3月8日，内务府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了我和其他帝师以及官员。

3月3日，年少的宣统皇帝正式接见了我。他身穿龙袍，在一群身穿朝服的官员簇拥下走进宫中。我被领进待客厅，面向皇帝，行三鞠躬礼。然后，皇帝从龙椅上起身而立，走到我身边，用欧洲人的方式与我握手问好。他简单与我攀谈了一番，问了几个常规的问题，主要是了解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在这期间，他始终站立着。谈话结束后，我回到候见厅。不一会儿，我便被告知，皇帝希望能尽快开始学习英语，等他换上便服，就立刻再次召见我。期间许多朝中官员和太监都来向我道喜，祝贺我成为帝师。当我再次走进毓庆宫（被正式接见的地方，也是皇帝念书的地方），发现宣统帝已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一些我为他选出的书籍。他让我坐在他身边，此后我们进入融洽的师生关系中，不再拘于繁文缛节。

小皇帝此前从未接触过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他看起来求知若渴，积极好学。他有机会读到中文报纸，显然对发生在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特别感兴趣。他地理知识丰富，对旅行和探险兴趣浓厚。溥仪对欧洲国家的现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也有所了解，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也有着理性的判断，不会受那些浮夸之词的影响。他看起来体格健壮，发育良好，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少年，聪明活泼，很有幽默感。此外，他举止得体，完全没有傲慢的习性。尽管溥仪所成长的环境充斥着浮夸虚假之风，宫中处处都是阿谀奉承之人，但他并未受到影响，这实属不易。溥仪贵为“天子”，受到朝中大臣的朝拜，却从未走出过紫禁城，也没有机会接触其他同龄人，只有他的弟弟和两三个年少的皇室成员偶尔能与他见见面。甚至他每天去书房学习前，也要依照庄严的出行仪式，坐在金色的轿子中，由一大群侍从陪伴前往。

尽管皇帝的生活环境不甚理想，周围都是无知无能之辈，但他并未受到影响。我所担心的是，他在未来的几年里（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处在这种道德沦陷的环境下，是否真的能安然无恙。除非他能远离那些太监和庸官，而他身边只有那些人。在我看来，为了皇帝的健康成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从紫禁城腐朽的环境中脱离出来，住到颐和园去。在颐和园，他或许能远离矫揉造作，比现在生活得更快乐，那里视野开阔，能锻炼身体。当然，有必要将他身边的侍从全部换掉，总统或其他可靠的皇室成员（比如载涛）专门派一些完全信得过的官员密切监管这些侍从，他们完全熟悉皇帝的生活环境，关心他的成长。以后我或许能找到机会，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当然，目前对我来说采取任何行动都为时过早，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向刘体乾先生（李经迈的亲戚，载涛王爷的朋友）和总统秘书倪文德表达了一些我的看法。

在中国，皇宫是保守派最后的避难所，保留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对此，通过我前往神秘的紫禁城之前的一件小事便可窥见一斑。初到北京时，我住在北京饭店，接连好几天电话不断。没过多久，我搬到一座为我准备的中式宅邸，这里的房间更为宽敞，但我随后又被安排搬到离皇宫更近的府院。2月的最后一天，内务府派人通知我，说钦天监为我给皇帝上英语课的时间选了个“黄道吉日”，并上报了日期。接下来有两个日子很吉利，分别是3月3日和3月28日。确切地说，对方是按照阴历推算的日子，对应到公历便是这两天。在当时，人们已开始使用公历，但皇宫仍使用旧的阴历。按照黄历的算法，除了这两天，其他日子都不理想，所以让我来决定给皇帝上课的时间。

我选的日子要早于内务府给出的那两个日子，我怀疑我这么做欠考虑，感觉有些无礼吧。

需要补充的是，在朝廷任职的这段时间里，宫中做任何重大事情前都要先进行占卜。比如，1922年皇帝大婚的日期和时辰都是钦天监定下来的。由于从北京饭店搬去新住宅时我没有遵照钦天监选的日子来进行，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能理解。中国人一向认为乔迁是件大事。

在此，我想顺便描述一下宣统皇帝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紫禁城自然是京城腹地，那里高墙森森，而他正是在那里接待了我。

从1912年民国成立之日起，到1924年底，到访北京的西方人始终对这个地方充满兴趣和好奇心。在这段时期，中国政局异常混乱。他们知道，“共和”内阁频繁更迭，国会时而黯然解散，时而光荣重建，阁僚和军阀常常因形势变化而逃往西方各国公馆寻求庇护，冷酷无情的军阀无视人民的利益，无视总统的存在，在京城连年混战。各派系轮番登场，总统更迭频繁。他们还注意到，尽管中国政局动**，内战频繁，盗匪四起，饥荒不断，既有玩弄权术的国会议员，也有诡计多端的政客，还有野蛮好战的军阀，更有狂热滑稽的学生。但在首都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地方似乎始终保持着安宁祥和的氛围，至少在外人看来保持着稳定与尊严。尽管传统礼仪日渐消亡，但那里的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庄严肃穆的城墙和城门内，这里有一片庄严静谧的净土。这座神秘的大内宫殿仿佛成为中国守旧思想最后的庇护所。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人们的错觉。紫禁城不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宁静祥和，庄严高贵，始终恪守皇宫礼仪，而且在庄严肃穆的城墙内，一切传统都会被打破，而且所有迹象表明，清王朝已风雨飘摇，迟早会走向灭亡。曾经作为京城最重要的腹地，紫禁城已丧失其统治权力。在宏伟壮观的围墙保护下，民国在皇帝宣布退位后立刻接管了南区，不过东门和西门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紫禁城的两座最宏伟的建筑（武英殿和文华殿）变成博物馆，那里向人们展示了宫里的精美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曾被用来装饰热河和奉天的宫殿，如今可以理解为民国政府从清廷借来这些“皇家收藏品”。“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是皇帝用来治国理政的宫殿，如今也被民国接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附属宫殿。

不过，整个紫禁城的北部，以及上述三座大殿两侧各部分侧翼，仍然由朝廷独占。除了获准可以出入的人员外，那里对整个世界而言是绝对的“禁城”。在众多建筑的环绕下，那里有皇帝和有权住在宫里的皇室成员的寝宫、御花园、文渊阁（一个巨大的亭子，里面有皇家图书馆最珍贵的藏品，包括文学巨著《四库全书》）、内务府衙门、军机处（一幢不起眼的建筑，在革命后成了等候召见的休息室）、建福宫（里面本来存有非常珍贵的画像、黄金佛像和其他珍品，1923年一把大火将其夷为平地），还有众多厅堂、亭台楼阁和其他建筑物，只是“黄昏”降临，它们失去了所有的实际用途。在此还应提一下奉先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帝或某位亲王要代皇帝在这里举行日常祭祖仪式。不要把它与紫禁城南侧宽敞宏伟的太庙混淆，太庙是最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那里祭奠着大清历代帝王的灵位，只有最为庄严的仪式才可以在这里举行。

皇室仍然占据着乾清宫。正是在这座宫殿里，皇帝仍然要在重要的节日上朝。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便是中国农历的春节和皇帝的生日万寿节，宣统帝的生辰是正月十三。乾清宫修建于1655年，1669年重建过一次，1797年经历一场大火之后，再次进行了修缮。

乾清宫前有一个宽阔的方庭，皇族和朝廷官员在此聚集向君主致敬。方庭的东侧、西侧和南侧是各式小型建筑，极具历史意义，因为可以让人想起清朝最初的几位皇帝。这些建筑里有上书房，以前是皇子们的学堂，1909年至1912年曾是摄政王的个人办公场所。有懋勤殿，曾是伟大的圣祖皇帝康熙爷（1662-1722年）的书房，后来被翰林院所用。还有南书房，也是翰林院的办公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