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011908 光绪帝的余生岁月（第1页）

第四章1901—1908：光绪帝的余生岁月

义和团被彻底铲除后，慈禧太后在余生的八年时光里究竟有没有反思过，这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因她的政策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或者说那些经她认可并由她贯彻实施的政策，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衰落。慈禧有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将清王朝带入了深渊，这就更不好说了。

围绕慈禧左右的都是阿谀欺诈之徒，虽然以她的才智自有一番判断，但伴随她的那些人千方百计打消她的疑虑，使她凭经验不能看清他们在有限范围内为自己所谋取的利益。如果慈禧才智过人，或许能察觉身边的腐败之风，然而她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慈禧愚昧无知，对外国人的了解微乎其微。虽然清政府曾与西方刀兵相见，但慈禧从中并未获得任何领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践踏她也曾遇到过几次，并在战火面前缴械屈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在慈禧看来，他们不过是野蛮人罢了，野蛮人终究会被历史淘汰的。

1900年，“老佛爷”被迫逃离紫禁城，在漫长的逃亡中，她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这段时间她可能经常会想起1860年的那段逃亡的日子。当时洋鬼子入侵，慈禧被迫随咸丰皇帝逃至热河，而如今也是一样，他们被迫再次离开北京，逃往西安。40年前，西方列强烧毁了圆明园，如今他们可能也会烧毁紫禁城。他们甚至可能会重蹈40年前的覆辙，丧心病狂地烧毁她那美丽的新家园——颐和园。那可是她准备用于颐养天年的地方。就这样吧。待这些人洗劫完她的珍宝，再将那些带不走的美丽建筑付之一炬，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岛国，回到自己的野蛮世界里，而中国将重返和平，一切都美好如初。

慈禧本人可能会度过几个月的困难日子，不过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她了解那些洋鬼子。他们一定会请求她回到北京，将那里恢复原样。她的宫殿可能会得到修复，那些珍宝被掠走或毁坏，但人们会献上新的珍宝，这很容易办到，因为4亿忠实顺从的子民将承担这一切。那些野蛮人回去后，她就能再次找回——这不是幻想，过多的幻想是不合适的——过去那些愉快的时光，继续纵情于琴棋书画之中，在那些宠爱的侍女和忠实的太监的陪伴下，在昆明湖碧绿如玉的湖水边野餐。她还得为宫中的那些效忠的臣民费些心思，这会令人厌烦和焦虑。不过在那之后，她就能好好休养生息了。伟大的孟子曾经说过（此处翻译成白话文）：“君主可以理所当然地在自己的庄园、宫廷和湖边纵情享受音乐和其他美好事物，而不需要接受任何良心的谴责。”

毫无疑问，令人操心的事情远不止这些，还有更恼人的事情要去处理。那些向她提出愚蠢建议并误导她相信义和团有神功的亲王和大臣们必须得到处罚。这些人本来就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害得她陷入这般混乱的境地。如果那些粗鲁无礼的洋鬼子非要坚持的话，她还得处死一些人，她还得去宽容那些稀奇古怪的人，这些人鬼迷心窍地宣传什么西方文明，还荒唐可笑地热衷于什么宪政改革和新教育制度改革。那些令人讨厌的基督传教士和他们所信奉的有关“上帝”的异端邪说，才是灾祸的源头，他们可能会变本加厉，变得更加苛刻傲慢，如果他们得到野蛮诸侯的支持，或许就能得到平息。至于那个愚蠢到令人头疼的光绪帝，她好心让他登基为帝，他竟然忘恩负义，还是让他继续待在禁室吧，这样他或许能反思自己，并对她的不杀之恩感激涕零，他本该早就被处死的。

“老佛爷”在逃亡的路上或许会做出上述这番遐思，她“遵驾西狩”路途遥远，坐在轿子里夜以继日地奔波数周，前往的地方荒凉到连西方蛮夷都不屑光顾。慈禧知道，有些事要做出改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切不可能再完全恢复到1900年蛮夷入侵前的样子。然而，慈禧似乎到死都不知道，清王朝在那一年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也不知道她和她的继任者到底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才能将大清帝国恢复到往日的声望和国力。

尽管本应掌握一切信息，但对发生在国内外的革命活动，以及孙中山发起的反清运动，慈禧却一概不知，没人告诉她这些事情。以她的眼力和智慧，根本察觉不到，革命的浪潮即将席卷而来，清王朝也早已风雨飘摇。

至于西方列强与清政府所进行的漫长而枯燥的谈判过程，这里就不再细说。慈禧太后于1901年回到北京，再次执掌政权。谈判进展不顺，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列强，对谈判结果都不满意。一些义和团运动的首领和排外暴动的罪魁祸首，诸如地方巡抚毓贤都已被处决，而像刚毅这类人的命运也都差不多，要么病逝，要么自寻死路。还有一些人被发配到新疆，一些皇室家族成员（包括端亲王、奕亲王和辅国公载澜）被放逐或遭到不同程度的贬职。端亲王被降职和流放，其子的皇储地位也被撤销。鉴于西方列强在排外运动中蒙受的损失，以及在各种远征活动中军费的开支，中国不得不为其买单，在巨额赔款条约上签字。“拳乱赔款”[1]的事情经过也很曲折漫长，最后怎么收场的我也尚不清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醇亲王被委派出使德国赔礼道歉。他代表他的兄长光绪帝去完成这项任务，尽管这是一份令人耻辱的差事，但和光绪帝相比，醇亲王的命运要更幸福一点。若能亲自前往德国，光绪帝一定很高兴，这样他就能摆脱束缚，而不是继续被囚禁，直到七年后去世。

对谈判结果不满意，主要归咎于西方列强的谈判代表之间缺乏诚意，没有开诚布公，而是彼此猜忌。此外，这些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皇室争斗的背景缺乏了解。事实上，俄国对西方列强就华北地区的谈判热情不高，是因为他们想在中国东北地区自立门户，所以想方设法按自己的意愿单独和清政府谈判。众所周知，在东北生活的英国人曾说过，两年前俄国已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部分地区，甚至整个大清帝国都在其掌控之下，清王朝已名存实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俄国只不过是在进一步拓展和稳固之前所获得的利益。他们步步为营，最终得逞，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用五个字来概况，称之为“东三省沦陷”。

义和团被当局者处理后，可能会带来许多相关的问题，康有为密切关注着这一切，也深深地表示担忧。他强烈支持处罚像毓贤、端亲王这样的酷吏，以及其他义和团的首领。西方列强坚持要求慈禧退位，光绪帝重新执政，但没有成功，康有为对此感到悲痛万分。他显然知道，慈禧一日不交出政权，他就一日不能重返朝廷，不能成为思想开明进步的光绪帝信任的顾问，辅佐其执政。然而，康有为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仕途，而是光绪帝。康有为认为，光绪帝之所以遭遇这般凄惨的境地，和他有很大的关系。

1901年6月，西方各国提出了惩罚清政府的和平条款，大部分罪责都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显然慈禧是唯一没有受到惩罚的人。康有为仍然流落在外，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在那段时期，他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庇护下，生活在槟城。康有为写了一份备忘录，并翻译成英文版交给两三位英国朋友。在备忘录中，他强烈批评西方各国没能坚持惩罚在他看来罪大恶极的人，并迫切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这对于光绪帝和康有为继续实现未完成的大业至关重要。这份备忘录的中文原版手稿已不知所踪，我手头有一份康有为签字的英文版手稿。据我所知，尽管中英版都从未被公之于世，但我也不打算在此将其内容概要公开。备忘录手稿为四开本，共28页，其中23页主要是对荣禄的谴责，康有为指责他是“罪魁祸首”。剩余五页则是对慈禧太后和其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的谴责。

我之所以不公开这份令人关注的文献，并对之做出一些分析，是因为在几年后我偶然有几次机会与康有为交谈，并获知他觉得自己对荣禄的评价有失公允。康有为之所以对荣禄有很深的偏见，显然是因为荣禄在1898年9月的戊戌变法中站在了慈禧一边，是阻碍革命成功的关键人物。我几乎可以确信，“康南海”对荣禄的看法发生改变，是因为荣禄的女儿日后嫁给了醇亲王，他是光绪帝的皇位继承人宣统皇帝的外祖父，和康有为效忠的皇帝有血脉关系，所以康有为不会再去谴责他。

根据康有为在备忘录中的记载，朝廷之所以支持义和团运动，和荣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被革职也是咎由自取。针对此事，康有为无疑是错误的，后来他也和朋友坦言，这么说有些偏颇。康有为之所以会这样认为，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获得了很多对荣禄不利的间接证据，西方各国的指挥官和驻京外交使团也认为荣禄有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认为荣禄是外国使馆被围事件的主谋之一。所以，当慈禧委派荣禄协助庆亲王、李鸿章等其他代表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谈判时，各国代表拒不承认他是全权公使。

后来，有一事实证明，如果慈禧太后听从了荣禄的建议，就不会向西方列强宣战，也不会围攻外国公使馆，更不会屠杀在北京和地方各省的外国人。我们知道，荣禄竭力反对狂热的端亲王支持义和团，他不惜冒着被革职甚至斩首的风险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断然拒绝向义和团提供重炮和其他作战物资，这些都由他负责保管，一旦落入义和团之手，足以在数小时内将外国使馆区夷为平地。义和团遭到镇压后，慈禧太后才意识到荣禄的建议有多明智，她很后悔当初没采纳这些建议。从那以后，慈禧将荣禄视作最忠诚可信的大臣，直到1903年荣禄去世。为了表示感激，慈禧将荣禄的女儿许配给醇亲王，并将他们的孩子立为光绪帝的继承者。

尽管从1900年开始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急谏有很大的关系）积极投身于各种改革尝试，颁布了包括社会、教育、宪政和军事在内的改革方案，她不再坚持过去提倡的保守派政策，可惜为时已晚，这些举措并不能让激进派满意。

激进派虽然开始人数不多，且矛盾重重，但他们积极活跃。慈禧假意改革的热情骗过了一些乐观的外国人，但那些不满朝廷的、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开始变得蠢蠢欲动。慈禧一回到紫禁城，就颁布了一些诏令，比如允许满汉通婚，意欲向社会表示朝廷希望消除两个民族间的差异，但收效甚微，百姓的反清情绪并未得到缓解。1905年，镇国公载泽受命率代表团去西方国家学习治国经验，在北京火车站遭遇炸弹袭击，载泽和另一名代表团成员绍英受伤。当时，朝廷颁布了起草宪法草案的诏书，准备实行类似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制度。尽管慈禧真心希望改革，但激进派人士对此无动于衷。同年，朝廷还颁布了严酷镇压“革命排满学说”[2]的诏令，但也没什么作用。

1907年，为了破除满汉之间存在的壁垒，清政府抓住机会做出一项重要举措，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首任总督。中国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发源地，管理东三省的总督一直受皇帝直接控制。正因1644年清朝就是在东北建立，所以1911年反满革命的发动者才以此为依据，宣称满族是异族和侵略者，没有权利统治中国人民。这些事实不容忽视，与清政府近来出台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1907年，为了方便管理，清政府第一次在中国本部[3]设立咨议机关，从那以后，禁止汉人迁居满洲的禁令才彻底被废除。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虽然在管理上做了这些改变，但并不是要将“东三省”赠送给汉民族，而是出于国家现实的考虑，向汉人表示朝廷将满族和汉族看做同一大家庭的成员。还需注意的是，东北地位的改变导致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最终俄国被日本从辽东半岛（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和“南满洲”驱逐出去，俄国交出各种权利，这里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1898年初，东北名存实亡，已成为“俄国的一部分”。1900年，俄国人将东北控制得特别严密，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说，中国的东北三省已经“完全沦陷”。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爆发，俄国战败，日本从俄国手里攫得在东三省的权利，并帮助清政府恢复了先前被俄国夺走的管理权。当然，东三省是大清王朝的一部分。根据法理意义严格来说，“中国政府”这一称谓并不正确，因为中华帝国的正式名称指的是大清国，更接近“大清帝国”这一说法。若干年前满族定国号为“大清”，后来就沿用下来了，并应用于整个辽阔的疆域。

“中华帝国[4]”和“大清皇帝”这两个词在中国或满族宪法中并未提及，尽管中国当局默许西方人使用这两个词，但在中国宪政或朝代术语中并不为人知。

尽管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是汉人，但我们可以发现，东三省在清政府中仍然有着特殊地位。徐世昌的继任者锡良是蒙古人。锡良曾担任热河都统，热河也属于特别行政区，由皇帝直接管控。1911年，也就是宣统末年，赵尔丰接替了锡良的职务，他是一个“汉族旗人”，事实上也是被收养的满族人。

1907年，汪大燮（后来成为中国驻伦敦公使）受命率第二支代表团出使欧洲各国学习宪政管理。同年，孙中山和黄兴在广西起义，但被清政府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孙中山被迫逃往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