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第2页）

如果我们知道慈禧太后“退休”后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能如此权倾天下，就不难理解，太后为什么能施展权威，重返朝廷，废黜年纪轻轻却诸事皆不如意的皇帝，并将维新派搅得乱作一团，乌烟瘴气。受过西式教育的观察家常常做出不必要的假设，称慈禧的成功证明了其自身卓越的个性和出众的才智，而光绪帝的失败则证明其自身的软弱无能。马士[1]将康有为贬称为“狂热的空想主义者”，而光绪帝则是“无知的懦夫”，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太后所处的位置都远在光绪帝之上。从理论上看，慈禧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是辈分使然。从实际来看，她所拥有的地位使得保守派不得不投靠她，以便能对抗维新派的力量。慈禧太后既非拥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才能，也非拥有睿智英明的治国才能，保守派之所以支持她，是因为他们需要倚仗她的地位，依据中国的礼法程序来摧毁这场改革运动。

即便没有太后，顽固派也会试着去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赶下台，从皇室挑选一位不那么“危险”的人物来继承王位。不过，光在宫廷发动政变是不够的，顽固派可能还会在紫禁城之外更广阔的范围内施展影响，搅乱局势，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从现有的状况来看，情况紧急，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靠太后，只有这样才能完全阻止戊戌变法。这种从“礼法”层面入手的方式不会带来太大的波动，只需借助一位领头者，遵照封建礼制（这在中国更为重要），凭借道德权利，就能对抗光绪皇帝。

谁也没有料到太后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康有为和光绪帝起初都以为慈禧太后并不想重返政坛。她对新建的乐园——颐和园十分满意，可以像孩童般在那里纵情享受野餐，听歌看戏（慈禧在颐和园为自己建了两座剧院）。慈禧钟情于艺术和诗歌，并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她兴趣广泛，在这座新建的宫殿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我们没理由去假定，她在颐和园过得很无聊，需要寻找刺激。事实上，她不支持任何改革方案，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改革会影响到皇亲贵族的地位和特权，动摇宫中的等级规范、利益分配和对朝中官员和嫔妃的奖罚制度，对于这一切，她仍然喜欢大权在握的感觉。

举例来说，慈禧1895年曾下令将“瑾妃”和“珍妃”贬为贵人（在嫔妃中等级较低），因为她认为这对姐妹生活过于奢靡。光绪帝对此持什么态度就不得而知了，但即便他对此知晓也无济于事。1896年，载澍亲王因忤逆慈禧的意愿，慈禧将他罢免官职，关进宗人府，重打八十大板，还永远圈禁。慈禧在“退休”期间利用大清律例干预朝中事务的例子不胜枚举。她强烈要求废黜帝师翁同龢的职务（光绪帝不得不照做），只因他支持维新运动，这是她插手朝廷要事的第一步。尽管如此，慈禧并非经常这么做，总体来说，她似乎更愿意让光绪帝和大臣来处理朝中日常事务，不需要再劳烦她。因此，年轻的光绪帝认为这还算合情合理，至少他希望太后不要干预他出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毕竟这与她所掌管的宫中私事没有什么关系。

光绪帝的希望破灭，戊戌变法昙花一现，究其原因，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释。据称，皇帝精简机构、裁汰官员的政策让京城一群有影响力的满汉官员颇感震惊，因为这可能会触及他们的职务和利益。这些官员委派代表组成代表团，以监察御史杨崇伊为首，同去天津与执掌北洋军队的直隶总督荣禄会面，恳请他必要时将慈禧请回宫中训政。

荣禄出生于清朝贵族家庭，因其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影响，他自然站在顽固派一方。不过，荣禄才华过人，思想开明，对国家忠贞不贰。遗憾的是，由于前述原因，或者出于一些其他个性方面的原因，他只忠于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皇帝。荣禄会不会主动采取任何阻止维新运动的措施，这值得怀疑。有理由相信，尽管支持顽固派，但他是清朝高官中为数不多的开明官员。荣禄知道，要想将中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必须仿效日本，踏上改革之路。监察御史杨崇伊和其同僚的一番话能否将他从中间派拉回和他们站在一条战线，这也有待商榷。真正促使荣禄采取行动的，绝非监察御史的劝说，可能是更为重大的一些事件。

光绪帝绝不会忽视顽固派的势力，他深知和康有为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他们要尽快行动，想赶在对手实力剧增之前将改革方案执行下去。光绪帝知道，这么做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始终密切关注着事态变化。如果逐步推行改革方案，就会给对方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积攒实力，对抗他的新政。不管是对是错，光绪帝和康有为都认为要迅速出击，尽管冒险，但和懦弱的“观望”政策相比，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

光绪帝也不是没考虑到，如果行动迟缓，可能会给顽固派留出时间和机会去制定阻挠的行动计划。他知道，顽固派在太后那里肯定会获得支持。太后憎恨外国人，也看不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仿效外国人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都十分排斥，因为学习他们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不如人家，采纳人家的治国方法和体制，这在慈禧看来无异于自我责备。

光绪帝很清楚，尽管慈禧太后归政9年多，但在朝中仍保留着高于他的地位。太后愚昧无知，思想迷信，又特别喜欢听奉承话。顽固派可能会发现，叱咤风云的太后将愿意积极主动地当他们的领导者。光绪帝充分意识到，这将给维新运动造成巨大的麻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慈禧能逼迫光绪帝废黜帝师翁同龢，就已经证明了这点。对于光绪帝颁布的改革诏令，尽管慈禧尚未予以否决，但只要她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让他们撤销计划。

光绪帝对眼下的种种情况和各种可能性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深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慈禧太后威胁维新运动的实施，那就是采取行动，使太后无法成为顽固派的领导者。换句话说，光绪帝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得力助手，此人需手握兵权，在朝中具有影响力，神通广大，能威慑八方，有很强的执行力。另外，此人还需思想开明，支持维新运动，并对皇帝绝对忠诚。光绪帝本以为找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然而他选错了。此人便是袁世凯。

不要责怪孤立无援的年轻皇帝未能看清袁世凯的致命弱点。不仅是光绪帝，就连任何人都不曾预想，这个备受皇帝信任的人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呢？人们更没有想到，他不仅在1898年背叛了光绪帝，而且还在1911年背叛了清王朝，甚至在1916年还背叛了中华民国。

光绪帝委托给袁世凯一项棘手的任务：阻断慈禧太后与顽固派的联系，使她无法重掌政权。据称，1898年9月初，光绪帝秘密召见袁世凯，并做出这样的指示，袁世凯显然满口答应，并允诺一定照做。至于光绪帝具体是怎么和袁世凯说的，存在着不同的版本，甚至就连光绪帝是否真的召见过袁世凯本人，也无人知晓。据宫中有些人说，光绪帝并没有见到袁世凯，而是通过第三方转达了他的意思，在转达过程中出现纰漏，导致袁世凯曲解了皇帝的本意。不管怎么样，光绪帝不太可能命袁世凯除掉荣禄，如有必要，对他进行暗杀，并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无论是刺杀荣禄，还是囚禁太后，对光绪帝既没有好处，也不利于维新运动的实施。

对慈禧采取强制措施会引发公众舆论的不满，也会危及光绪帝的性命。此外，在清朝，因政治纷争而采取刺杀手段的行为非常少见。所以，我们没理由相信光绪帝会如此嗜血残暴，目光短浅。最大的可能是，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只是希望他能利用手中的兵权阻止顽固派与慈禧太后直接接触，阻止太后重返紫禁城执掌朝政。

袁世凯接到光绪帝的命令后，立刻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向荣禄告了密。在此之前，荣禄是否已经从监察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命他处理此事的消息，我们难以断定。然而，袁世凯极有可能因担心此事危及太后和他自身的安危，而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决定性行动。于是，他派遣信使直接赶往颐和园，将情况禀报给了“老佛爷”，提醒她机不可失，务必抓住先机，当机立断，否则不但可能遭到囚禁，甚至会有性命之虞。

毫无疑问，“老佛爷”听到这些言过其实的报告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处境非常震惊。如果光绪皇帝及其维新派成员掌握实权，她可能会遭到羞辱，身份被降级，被囚禁，甚至被饿死。守旧派编造这些谣言可能只是为了促使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以便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对光绪帝的人格和行为进行抹黑。不管怎样，顽固派所用的这些招数奏效了，慈禧太后第二天就发动了政变。

颐和园游廊

这是九月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的乐寿堂（她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的晚年修建了这座寝宫）出发，威风凛凛地回到紫禁城。盛怒之下，慈禧太后气势汹汹地大声训斥了恐惧又无奈的光绪皇帝，说他忘恩负义，是个叛徒，竟然要刺杀她。之后，慈禧下令将光绪帝囚禁在紫禁城附近湖中的一座小岛上，收回1889年交出的皇权，还以大清帝国的名义颁布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具羞辱性的诏书。在诏书中，光绪帝被迫向大臣们承认自身能力有限，无法胜任皇帝一职，所以一再恳请宽容仁慈的太后回宫复职，让朝廷恢复往日的荣光和辉煌。诏书在结尾写道，太后若能回到宫中执掌朝廷，承担如此之治国大任，光绪帝将代表其子民对她的仁爱之心叩首感激。

同时，清政府还对外颁布了一条言简意赅却寓意恶毒的诏令，只有短短的九个字：“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注释

[1]马士（1855-1934），美籍英国人，1974年至1909年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退休后著有不少与中国相关问题的著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