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一五事件（第1页）

第二十三章一一·五事件

我们没必要对1924年中国多次发生的内战评头论足。起初，是本就不睦的江浙两省的军事领袖卢永祥和齐燮元发生了争执，旁观者都很清楚，这场冲突不可能仅限于华中地区，因为东北军阀张作霖是卢的同盟，而吴佩孚和曹锟（曹锟于1923年10月通过贿赂当上了总统）站在齐这一边。不久，长江沿岸两大军阀的冲突演变成了吴佩孚、张作霖两大政敌间的武装斗争。

吴佩孚领“讨逆”军进军北方，在北京及周边地区驻扎了几个星期，为进攻山海关做最后的准备。山海关是东北的门户，长城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大海。吴佩孚似乎胜券在握，夸口将在一个月内进驻奉天。

在1924年9月和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并没有在宫廷圈子里引起太大焦虑。“基督将军”冯玉祥是吴佩孚在北方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也是公认的一个潜在威胁。不过，只要他对吴佩孚忠心耿耿，吴直接管控军队还能震慑到他，他也就不敢对皇室有所伤害。

吴佩孚人品不错，好友不少，追随者众多。他诚实勇敢，不重金钱，是个宽厚体贴的领袖，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在困难时期，他不像许多同辈那样，在外国租界屈辱避难，因而备受尊敬。但他也有不足和弱点，就是过分的虚荣和对军事天赋的吹嘘。众所周知，他自诩拿破仑，有轻视对手的危险倾向。他还有一个陋习，嗜酒如命。据说，这位洛阳军阀的癖好冲击了“基督将军”的信仰，于是，冯玉祥送给他一瓶水作为生日礼物。如果这位原则越发坚定的将军听到吴佩孚扒开瓶盖时所说的话，恐怕会感到更大的震动。

吴佩孚最大的缺点是识人不准，他太相信那些不值得交往的人了，常被一些人诱导、欺骗。一些人从他这里求得职位，再借职务之便在他和外部势力间摇摆不定。他的下属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失望”。正如我们所见，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总的来说，吴佩孚曾一度是民国成立以来华北地区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就算他没有体现出“年轻中国”的全部理想，他也曾有一种天赋，能鼓舞许多有才干的年轻人甘于奉献。当然，这种感情比在世的孙中山先生所激发的要热烈得多，真心实意得多。这些年轻人中有的被称为“吴迷”，据我了解，他们对这个绰号安之若素。

十月初，吴佩孚率大军攻打城门。前线传回的消息很乐观，似乎很快就能胜利进入奉天。冯玉祥奉吴佩孚之命，率军至山间的一个重要关隘古北口——华北和热河的分界线。他的任务是守住北关，以防张作霖从侧翼偷袭。

吴佩孚的为将之道并没有缺陷，他错就错在选了“基督将军”戍守北关，这个错误让他付出了一生中最惨痛的代价。可能是他不希望胜利进军奉天之时有冯玉祥在侧，与此同时，他又不敢留下冯让他控制北京。显然，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被利用了。而这个人对他心怀宿怨，曾因忠诚和军人般的服从赢得的名声，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10月17日，皇帝心事重重，但不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前景，毕竟时局还没有紧迫到让人焦虑的地步，而是因为太监来报，德宗皇帝的遗孀端康太妃病了，已经快不行了。

那天，我出发去樱桃沟的隐居地，打算在那里待几天。21日傍晚，我或走路或骑马，翻山越岭来到了颐和园，在那里过了一夜。同时，也听说了端康太妃薨逝的消息。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我在湖边坐了很久。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颐和园更能远离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的了。它就像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在脑海中看到的苏格兰湖泊一样宁静，只是，此刻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野鸭，而非诗人梦里的天鹅罢了。

我第二天坐车回到了北京。城里流传着各种奇怪的谣言，但表面上却是风平浪静。那天我没有进宫。

23日一大早，一个仆人异常激动地告诉我，“鞑靼城”北部发生了兵变。在我家北面几十码处的后门已经关闭，由军队把守着。电话线也被切断了。街上的人们都吓坏了，有钱人家已经涌向使馆区（在北京，危险来临时，他们总是这样做），并在六国饭店订了房间。

一种猜测认为这场动乱是当地叛乱引起的，结果证明并非如此。事情的真相是：冯玉祥发动了政变，而且成功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去长城的古北口，而是在离京的半路上停了下来。孙岳和胡景翼是他在城里的内应，吴佩孚命此二人率领重兵留守北京。结果23日凌晨，正是他们为冯的反杀大军打开了北京城门。火车站和电报局都被占领了，电话通讯也被切断了。军队迅速部署在总统府周围，当总统在睡梦中醒来时，他逃往使馆区的路已经被切断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兵变（这在民国时期是很平常的事）是引起这阵骚乱的最可能原因，就开车去了紫禁城。我注意到第一个不祥的迹象，除了街道上荒凉的景象，就是吉安所（皇室一处管理仪礼的地方）门口有武装人员。走到紫禁城和景山间的空地时，我发现了更多焦虑的原因。因其高度和中心位置，从景山可以俯瞰北京城，以往这里寂静无人，而现在变成了军事场所。一群群穿着制服的人站在山坡上，挤满了各个亭子。在正对着紫禁城的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的制服与御林侍卫有所不同。

神武门门口，一切看似正常。我的轿辇正等着把我抬进紫禁城，卫兵像往常一样手持武器。

一到皇上的住处，我就得知皇帝在御花园内我的住处等我，希望即刻见面。我在我的书房里见到了他，他立刻把几个服侍他的仆人打发走了。

他对早上发生的事情知道的比我还少。起初我没有提及这个问题，而是谈起了端康太妃的薨逝，并表达了哀悼。他问我是否知道军队已经占领了景山，我回答说见过他们。“他们未经允许就去了那里”，皇帝接着说，“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邵英认为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已经给他们送去了茶点。”我问他们是否表达了感激之情。皇帝说：“非但没有，还要求再送一些过去。”

我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谈了几分钟之后，他说：“我们去看看吧。”我们爬上了假山，山顶有一个亭子可俯瞰紫禁城的城墙，从那里通过望远镜可将景山的情况尽收眼底，到处都是士兵。

回到养心殿，我和皇帝在那里一起用了午餐。绍英和其他内务府人员过来商议此事。他们告诉我们，犯人都被从监狱释放了出来，一群群激动的学生正在街上四处散发共产主义传单。这时，有人传报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到了，要与皇帝协商。于是，我便离开了，答应皇帝尽量去公使馆多打听一些消息回来。

在北京外交俱乐部，政变当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但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俱乐部的无知反映了外国使臣的无知。我穿过两英里长的街道，慢慢地走回家，希望能从那里了解到更多消息。我在路上听到的两条信息后来证明是真实的，总统曹锟当时试图逃往使馆区，结果失败了，被囚禁在自己的宅邸。此外，他的财务主管兼好友已被逮捕，受到严格的军事监管，许多人认为他协助曹锟作恶。

有必要把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简要总结一下：这位总统的财务主管由于涉嫌未交出私吞的全部资金，在一场十分钟的审讯后被公开处决。议会则由于成员的严重腐败而就地解散，他们曾出卖选票选举曹锟为总统。更讽刺的是，议会之所以解散是因为可怜的曹锟受到隐晦的威胁，说要对他进行与财务主管相似的惩罚，曹锟被迫才签署了解散命令。政变至此，除了议会成员，很少有人不满。自那以后，中国便再没有过议会，至于我的对手李燮阳，也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除了被要求解散选举形成的议会，不幸的曹锟还被迫发布总统令，解除吴佩孚元帅的所有职务，并立即停止内战，任命新内阁。此外，他还被强制发布了一个法令，下一章再细说。

政变的发起者认为，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因曹锟贿选变得师出有名。不过，当曹锟没有利用价值后，他便被要求辞去总统一职。然而，他的辞职并没有换来自由，也无法离开北京，而是被当成政治犯囚禁了几个月。即使在他重获自由，并隐退到外国控制的天津地区后，他也没有认真考虑过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圈。在中国，除了一直对朋友保持忠诚的吴佩孚，和一小部分与他命运紧密相连的贪婪政客外，很少有人同情一败涂地、名誉扫地的曹锟。冯玉祥的错误和罪行罄竹难书，但如果他没有做过比把曹锟从总统宝座上赶下台更恶劣的事，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还是会乐得原谅他的。

大多数曾在曹锟内阁任职的高官，以及曹锟和吴佩孚的公开候选继任者，都很快意识到寻求立即改变现状的重要性。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先是在使馆区躲了几周，然后在一位加拿大友人的帮助下乘汽车逃到了天津。即使到了那里，他也没有一刻觉得自己能安然逃脱追捕。于是，不久他就乘轮船去了威海卫。他竟然选择了当时英国管辖的领土作为避难所，这也不无心酸。毕竟，不久前他还以中国外交总长的身份与英国当局就威海卫回归中国一事进行了谈判。虽然当时的谈判以暂时的失败告终，但目前看来，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们将会看到，四年以后他有更多的理由为这件事感到庆幸。

新内阁实际上是自选产生的，规模很小，每个成员必须负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位。总理是黄郛将军，外交总长是王正延博士。

根据“基督将军”的自述，政变的目的是要把饱受折磨的中国人民从进一步内战的痛苦和恐惧中拯救出来。他们的目标值得称赞，结果却一败涂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内战比以前更频繁，几乎没有间断地持续到今天，甚至比以前更残酷，带来的伤害也更惨痛。其实，冯玉祥真正的目的是要毁掉吴佩孚元帅，而他无疑成功了。推翻吴佩孚后，作为有人承诺给他的回报，或者已经给他的巨额款项，我不打算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