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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密谋与对策

无论是大婚的精心准备，还是婚礼本身，都无法使皇帝继续安于皇宫的现状，也无法满足他在皇宫的生活。虽然内务大臣及皇家同盟均表示强烈反对，但皇帝依然坚持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紫禁城乃至整个帝国的财产管理情况，并加以改革。迄今为止，内务府一直非常重视其传统“权利”。如今提议给外人权限去窥探内务府的秘密，便极有可能揭露其数不清的罪恶，内务府怎能容忍。更让内务府觉得荒谬的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竟然包括汉人。此前，内务府一直被认为是满族人把控最严的地方。实际上，人员空缺一直是由一种任命制度来填补的。内务府很快便意识到，皇帝要任命一个由全部非满族人或部分非满族人组成的全权调查委员会，迈出摧毁满族人垄断内务府成员资格的第一步。

内务府在醇亲王（内务府总是向他寻求支持，反对所有改革，他也站在内务府那边）的支持下，暂时挫败了我的一个计划——任命一位汉人为内务府大臣，而且此后内务府永远有汉人的一席之地。但我的另一项建议，也就是调查委员会应包括汉族成员却成功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宁愿委员会只有汉人，或者至少不应该包括任何一位内务府现任人员。只是，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还是成功地保举任命了两名汉人，一位是第十八章中我所提及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另一位是信中提到的刘健之（刘体乾），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原人。

然而十分遗憾，那位收信人长期重病缠身，无法担任这一职务。他也变得极度悲观，认为只要内务府存在一天，只要内务府有前摄政王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王公支持，宫廷制度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他预言说，任何委员会都别想取得成功。刘健之倒是接受了职位，但他的同僚不仅都是满族人，而且还是内务府的官员，他的上任也不太可能产生任何深远的影响。不过，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皇室事务完全掌握在满族人手中的规则，也算是聊胜于无。

我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瞒不过内务大臣。因此，我和内务府的关系紧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1923年年初发生的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我曾多次请皇帝注意一件事：通过出售或抵押宫廷珍宝来获取金钱的方法，是存在许多问题的。我其实无权抱怨（尽管我时常抱怨）这种买卖。假设废除内务府不可能实现，而民国也未能履行其对皇室的财政义务，那么很明显，皇室必须设法筹集资金，以支付生活费用。我的抱怨在于处理这些珍宝的方式，简直堪称破坏性的腐败和浪费。他们只把这些珍宝卖给少数几个与内务府有密切关系的独家买主，所以买卖双方的谈判很顺利，因为彼此知根知底，谈判的价格双方也都满意。表面上，买主支付的价格远远超过了皇室账目上的入账金额，但又远远低于市场的出售价格。实价和虚价间的差额变成了一个小秘密，利益双方心照不宣，却也瞒不过年轻的皇帝，他好奇心重，遇事喜欢大惊小怪。他对金钱的价值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人教过他。他也丝毫不知道，定期从宫廷宝库中取出的物品能卖多少钱。从内务府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一直运行得很好，直到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试图让皇上看到那些极其谄媚、巧言令色的手下的丑恶行为。

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内务府收集了大量贵重物品，请求皇帝允许把它们处理掉，其中包括一座大约四英尺高的金铸宝塔。结果，皇帝指责他们徇私舞弊，并借我的名义说，如果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公开拍卖这些宫廷珍宝，获得的金钱将远超私下的几个买主。听到皇帝这么说，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当天晚上，就有太监走出紫禁城，来到我的住处。他们把我前面提到的宝物悉数带来，包括那座金塔。内务大臣还带来了皇帝的口谕，大意是说，陛下希望把所有的藏品都交给我，让我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掉。我问他们要皇帝的圣旨，他们拿不出来。我便命令他们把这些贵重物品拿回宫里，并指出如果陛下想给我任何指示，都可以在第二天我去见他时当面下达。太监回答说，他们已接到明确指令，定要把物品留在我家里，并要拿到收据。对此，我反驳说，我拒绝给他们收据，也拒绝收下这些物品，如果他们强行留下任何东西，会被我扔到门外的大街上去。然后，他们带着东西悲伤地离开了，并请求我免除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罪责。

第二天，我向皇上回禀告了这件事。皇上也同意我的说法，认为内务府是故意陷我于尴尬境地，拉我下水。他愤怒地要求内务府给出解释，唯一的回答是他的原意被曲解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下面这件事，比金塔那段更惊心动魄。

1923年2月24日（皇帝大婚还不到三个月），是个星期六，民国总统黎元洪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我也受邀参加。在会上我遇到一位驻北京外交公使的夫人。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因患重感冒不能参加招待会，他急着要尽早见我，处理一件紧急事务。我立刻去了他的公使馆。他告诉我，皇帝的弟弟溥杰连续三天都来拜访他，告诉他皇帝已下定决心要秘密离开紫禁城，并嘱咐他请求大使援助实施计划——先把皇帝接到公使馆，再帮他去天津。

外交公使问溥杰，这一行动计划有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溥杰表示没有，因为他们觉得我不会赞同。他补充说，这个计划还涉及一位王爷，他在天津英租界有住所，等皇帝到达天津，将住在那里，已经从皇宫运去了大量的贵重物品。大使表示会仔细考虑这个建议，向溥杰要了电话号码，也要了那位王爷的号码。溥杰当时给了电话，但他回家后不久，便亲自给公使打电话，急切地请求他无论如何不要给王爷打电话，王爷不希望被打扰。

外交公使告诉我，他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件事，出于对被迫留在宫中的年轻皇帝的怜悯，他实际上已下定决心，打算把皇帝接到公使馆，再亲自陪同去天津。当然，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皇宫把皇帝带出来，而只是作为公使馆的东道主接待他。

听公使把话说完，我便把去年6月皇帝请求我带他去英国公使馆，以及我为什么拒绝他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公使。我还和他说，在我看来，皇帝不可能在太监和侍卫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紫禁城，除非他们被收买，佯装没看见。

2月25日，我给外交大使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我越是仔细思量您昨晚告诉我的话，就越发强烈地感到，您这位客人的计划过于草率，如果有人试图执行，其结果可能对我们两个都关心的那个人会非常不幸。既然如此，我就不可能参与这项计划，尤其是我确信，我的公使馆和英国政府会强烈反对我加入。如果主要涉事人就此事咨询我，我将劝他不要采取此次行动。但我也不会积极阻止计划的实施，我不愿辜负您的信任。

应该解释一下，这些事件发生在假期，从除夕夜（1923年2月16日）到皇帝生辰后的几天（第一个月的13日），即2月28日。在此期间，帝师通常不进宫，除非受到传召。因此，如果我认为有必要与皇帝讨论这个问题，我将不得不请求特殊召见。

这封信未能动摇公使的决心。同日中午（2月25日），他回复我，内容如下：

我的访客溥杰告诉我，他决心执行另一个计划，而且已经过深思熟虑，打算今天晚上就行动……我跟溥杰说同您见过面了，他一点不觉得意外。但是，如果您坚持己见，就请您中午去见咱们的朋友吧，如果可以的话，请告知我交谈的结果。

我即刻回信给他：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决定今天下午不去拜访我们的朋友了。根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确信我现在无法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他很清楚，我对他总体赞同，而且一直强烈支持他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他最终决定采用的这个具体计划，我无法赞同。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祝这一计划成功，但愿我的不祥预感不要成真。他很幸运，能得到像您这样有影响力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帮助。”

这些信件在使馆区和我家之间来来往往，不觉已是傍晚时分。我一直在家里等消息。那天晚上，直到最后一班去天津的火车开走后，我的电话铃声才再次响起，是公使打来的。他的话很简短：“计划失败了，我们的朋友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我去使馆区向外交公使询问昨晚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的也很少。过了皇帝应该出现在公使馆的时间（根据计划，溥杰要用自己的马车把皇帝送到那里去），皇帝亲自打电话给公使，告诉他出现了意外，请他派一辆车到宫门口去接他。大使拒绝了。他坚持最初的决定，如果皇帝出现在公使馆，便接应他，并陪他去天津，其他事宜，一概不参与。大使接着告诉我，他已经为去天津的夜行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弄到了车票，还预定了包厢。至于皇帝为何没有露面的原因，他一无所知。

直到第二天（2月27日），我自己也没有了解到任何相关信息。正好那天是皇帝生日的前一天，我一大早便被叫了过去。溥杰是唯一在场的第三方。皇帝说，他已经得知我知道他逃跑的计划，之所以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是因为参与这个计划的王爷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与任何跟宫廷有关的人讨论这件事。这件事除了外交大臣外，只有皇帝、王爷和溥杰三人知道，外交大臣的唯一任务是安排陛下安全前往天津。

造成这项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溥杰曾多次往返于紫禁城和使馆区，且每次离开皇宫时，都会带出几只密封的公文箱，总共是十四件。来往频率过高，还夹带这么多箱子，引起了宫里的怀疑。也有理由相信，溥杰的仆人曾向他的父亲醇亲王告过密。与此同时，皇帝为离开做的准备也引起了太监的注意。结果，临行前就有紧急电话把朝廷大臣召到了宫里，所有的城门守卫也被换了。如果皇帝试图从任何一个城门离开紫禁城，他便会发现没有人会放行。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直依赖的外交大使身上，希望他能想出办法把自己带到使馆区。因此，他亲自打电话请求大使派汽车过来。可即便车子派来了，他上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皇帝和溥杰都告诉我，负责这一计划的王爷决定留在幕后，并否认他跟这件事有任何牵连。在他的鼓动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他的恳切请求下，皇帝采取了三缄其口的政策。当他被醇亲王和大臣们追问是否有过想偷偷离开紫禁城的念头时，他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说自己从来没有动过这份心思。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他失策了，而且我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如果他采取了更大胆的策略，坚持认为只要他愿意，他就有权离开皇宫，那么王公和他的家人没准会请求共和政府帮助阻止他离开。

在这种情况下，溥杰无法否认自己也参加了这个计划，但他拒绝回答问题，并告诉我他将继续这样做。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王爷（前摄政王）的儿子和继承人，他不太可能因为固执而受到严厉的对待。不幸的是，在这场宫廷密谋中扮演其他角色的地位较低的人，并没有获得同样的豁免权。

对于此次计划的失败，皇帝似乎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失望。相反，他十分淡定。如果当时他非常渴望摆脱宫廷的束缚，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起初我还感到困惑，可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就明白了，这个计划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另有其人，他不过是被说服参与进来罢了。我确信，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我没有透露姓名的那位王爷，或者是某个藏得更深的人，一直在利用这位王爷当他的代理人。

皇帝和他弟弟固执地保持沉默，大臣和王公们都感到困惑和沮丧，虽然对于某位王爷来说，其困惑和沮丧当然只是一种假象。怀疑主谋是我的消息很快在宫廷里传开了。第二天是皇帝的生日，按照惯例，我去皇宫参加庆贺仪式。在以前所有类似的场合中，我一直都受到满族王公和同僚们的特别关照和优待。但这次他们完全不理会我，只把我一个人留在会客厅，用普通的茶点招待我。从我进宫到出宫，只有苏拉和太监跟我说过话。

第二天我的同僚陈宝琛登门拜访，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很明显，他已经收到宫廷的委托，要从我这里得到所有可能的信息，特别是要搞清楚我在这场臭名昭著的“密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当然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他，甚至连我所怀疑的事情也不能说。我可以诚实地说自己与这场“密谋”毫无瓜葛，但很明显，他的怀疑并没有打消。

接着，我又迎来了民国总统的一位秘书，也是因为这件事。他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皇上企图逃到某一外国公使馆，民国政府、国会各议员都知道了，曹锟将军（不久后当上了总统）、吴佩孚元帅和前总统徐世昌也听说了。此外，我的名字也在政府圈里被提到，说可能我就是罪魁祸首。面对他的询问，我给出的回答和对陈宝琛说的一样。后来，他又找了我两次，说的还是这件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民国政府已决意查明真相。王怀庆将军被委以重任，要彻查在这场密谋中收受贿赂、扮演卑微角色的宫廷仆役和侍卫。这意味着那些不幸的人可能会被施以酷刑。

令人高兴的是，事情没有达到采取这些极端措施的地步，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但查明真相的激动之情却转瞬即逝。4月18日，我给一位英国官员写了封信，以下是该信的摘录：

皇帝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薄待和新的限制。尽管他告诉过我，宫殿门口的卫兵已经得到警告，如果他们让他通行，就会被枪毙。甚至他的私人电话也没有被拆除，现在一切都很顺利。很显然，官员们都很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这场密谋的牵连，否则就会被贬为平民。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压下去的真正原因是，某个王爷被卷入其中，他的影响力太大了，碰不得。前些时候，皇帝正是通过他在天津英租界买了一处房子，紧挨着这位王爷自己在天津的宅子。几天前，王爷来拜访我，亲口告诉了我这件事，同时要求我不要对其他任何皇室成员提及这件事。如果皇帝成功逃脱了，就会住到这座房子里。看来，他们计划让我也去那里和皇上会合，等待合适的机会出国……在我看来，王爷的目的是最终把皇帝交给张作霖保护，因为张作霖和这位王爷交情很深。

最后一句话包含了整个密谋的线索。

皇帝本人并不知晓密谋的下一步走向，但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却十分重要。他知道的全部内容，只是他离开紫禁城、继而出国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被告知，先去天津的英国租界，到了那里便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然后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未来的行动。

据我逐步了解到的消息，整个计划的核心是把他带到东北，拥护帝制的张勋将军会在天津迎接他，成为他的守卫和保护者。在他到达后不久，就会有人向他解释，他有责任去奉天的祖先陵寝举行仪式，以宣布他的大婚是伟大的太宗所允准的。太宗皇太极于1627年到1643年统治东北，是大清帝国的开创者。皇帝一旦在张勋的护送下抵达东北，他就会被移交给事实上的统治者被直接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