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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皇室管家——内务府

关于紫禁城，通过我1919年第一次踏进它的大门后的一些片段，介绍得差不多了。本章将讨论皇室和民国达成的革命妥协所带来的恶果。大家记得，这一妥协不仅剥夺了皇帝所有的政治权力，留给他一个空头衔，更让他背负了一个极其耗资却无甚内涵的特权，即维持一个多余却无用的宫廷。帝制被推翻了，但其背后的推手之一——奢侈腐败的制度，仍完好无损。

跟大多数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看法一样，我以前认为清王朝的崩溃是因为皇室的无能、无知和贪婪；是因为皇太后的失策和罪过，或她愚蠢地信任的那些人的错误和罪行；是因为东西方“蛮夷”的惊人打击；是因为东方宫廷中普遍存在的恶习和奢侈对其造成的腐蚀；是因为西方民主理想的涌入，及其对“年轻中国”毫无防备的头脑的毁灭性影响；是因为中国人对“异族”王朝的仇恨，他们越来越相信统治了近三百年的“异族”终于“气数已尽”。

在我有机会从内部观察革命后的帝国制度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原因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导致帝制的灭亡，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内务府的束缚越来越紧。我曾把内务府比作吸血鬼，吸干了大清王朝的血液。

西方作家在讲述大清帝国时期的中国宫廷生活时很少谈及内务府，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大了解内幕，也就不那么关注这个问题了。当然，太监制度的邪恶臭名昭著，经常受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谴责。但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太监制度只是规模更大的内务府制度的一部分，并非权力最大、危害最深的那部分。实际上，与其说太监是皇帝的仆人，还不如说他们是内务府的奴才。他们因宫廷腐败而备受指责，不过是替罪羊罢了。废除太监制度的确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从我在朝廷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希望这个目标早日实现。但仅是遣散太监，而不废除或彻底改革内务府制度，将不足以清除宫廷遗毒，这些毒物威胁着清朝的生命，危及皇帝及其家人的福祉。这件事起初我不明白，也是后来才想清楚的。

1898年，内务府支持反对派破坏戊戌变法，默许了光绪被废黜，为皇太后与义和团结盟的行动欢呼喝彩。最终，在革命时期，内务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优待条件”上。内务府赞同这些条款（我们有理由相信，内务府促成并参与了起草过程），不是因为这些条款对皇帝真正有利，而是因为协议内容为内务府的继续存在提供了保证，维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有人会问，内务府怎么把朝廷统治推到如此灾难性境地的？它是如何获得如此大的力量让其在帝制崩溃的暴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呢？它在这方面的成功，难道不是间接证明了帝制的腐朽吗？

乍一看确实如此，似乎只有先帝们的懈怠、无能或冷漠，才能解释宫廷为何会落到自己的仆人手里，这些仆人在皇帝面前卑贱地自称奴才。但这一解释还不够充分。如果把皇族王爷们管理财务和其他事务的方式一一说明，事情也许会变得更清楚。每一位王爷都有自己的府邸，以半帝王的身份与家族所有成员和一群仆人住在这里。大多数王爷拥有或曾经拥有大片的私人地产。一些在北京拥有价值不菲的房产，另一些则拥有乡村地产，他们从这些地产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担任政府职位或朝廷职务的人也要领取俸禄和额外恩赏。

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个别王爷了解自己的财产范围和所在地，而多数对自己的收入没有确切概念。每位王府的事务掌握在一个“管事的”手里。管事的就是管家，他有自己的手下，完全控制着主人的财务往来，是唯一一个准确了解主人收支情况的人。如果管事的诚实可靠，恰巧是个有商业头脑的人，王爷的事务就可维持得很好，特别是还有官方的额外津贴或帝国的恩赏可以填补偶尔的家庭预算赤字。但即使在“诚实”的人中，卑劣的“压榨”方式也很猖獗。中国有个古老的习俗，要求每个富裕的官老爷给穷亲戚弄个“饭碗”。这一习俗便衍生出一种毁灭性的制度：十个人领着二十个人的酬劳，却只干一个人的活。

幸运的是，“主人”是否陷入贫困，管事的并不在乎。事实上，只要主人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富裕，管事的就有既得利益。许多王爷怀疑遭到抢劫了，却也很无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把管事的解雇了，他们可能会深陷债务的泥沼。一般来说，在任何时候管事的能给王爷提供需要的现金，并且能在王爷及其债主之间斡旋，王爷就不会加以抱怨。在王爷需要用钱的时候能拿得出来，这是管家的荣耀。王爷需要的钱总能悉数备好，至于钱是从哪儿来的，王爷从不过问，也不指望被告知。

自不用说，辛亥革命加速了满族王爷走向贫穷。其实我在1919年认识他们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不是富人了。那些依赖官方不断提供资金的王爷或管事的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靠私下出售宫廷赠给他们或他们祖先的艺术珍品赚取部分生活费用。考虑到“面子”，他们不可能公开拍卖自己的宝藏。多数情况下，他们得到的价格低得可笑，且鉴于这类交易完全掌握在管家手中，他们自己的收益份额，管家给多少就是多少。

去这些王公们富丽堂皇的家里拜访，是一种令人悲伤的经历。院子里杂草丛生，屋顶漏水，马厩空空如也。在许多情况下，厨房也做不出什么像样的吃食。其中就有一位王爷，曾举办过一两年的赏花大会，庆祝他那棵著名的山楂树开花。我们坐在花园中的凉亭里，一边摆动着筷子，一边呷着热葡萄酒，间或有微风把山楂花吹到我们的桌子上。多么可爱的山楂啊！宴会几乎是这位王爷施展东道主的魅力和才能的唯一场合。可眼前，他已经成了穷人。我还没离开北京，他就去世了。他那杂乱无章的府邸落到了外国人手里，直到去年我才听说那颗山楂树死了。

我必须说下另一位王爷的事迹，因为他在我所了解的王爷中算是独一无二的，估计你们可能也猜到了，他就是载涛，先帝光绪爷的兄弟，宣统皇帝的叔叔。他非常喜爱马，还送给我一匹在满族马厩很有名的马，因为它的长尾巴是白色的。他不仅善于骑马，还很热衷汽车驾驶，尤其对德国汽车情有独钟。

载涛聪明又活跃，到过国外，阅历丰富，颇有见识。这些特点已令人十分钦佩，但他还有另一个更非凡的品质。他是皇族中唯一知道如何处理家中事务、并且付诸实践的人，这一点我早有耳闻。有次我陪同载涛及其长子去祭拜家族墓地（在北京北几英里的汤山温泉附近），当时他正在大规模修缮与陵墓相连的祭祀大厅。在公园般的围墙里有许多工人，正忙碌着搬运砖块和木材。当我们在门口下车时，守陵人跪了下来，呈给他一捆文件。他把这些文件放在一张桌子上，带着长子到家族墓地前行礼祭拜。这项基本礼仪完成后，他又回到文件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仔细检查文件，做了无数注释和计算，并就价格和材料问题仔细询问承包商。很明显，这个皇室成员不允许管家全权包揽自己的事务。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王爷，名字就不透露了，他的经历正好相反。这位王爷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现在却很穷。他住在天津，因时局动**，他又时常外出，不敢住在北京宽敞的府上。不过，他的管家住在那里。他要用钱的时候，就传话给管家，让管家出售一些玉器、瓷器、珠宝、字画或其他贵重物品（大部分是皇帝赐给他的礼物）来筹集所需资金，这些物品仍然保存在他家府邸。管家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以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理掉，然后把他认为合适的钱数或多或少送到天津。最近，在一位非常著名的军事人士的命令或默许下，民国士兵抢劫了他的府邸。

现在，紫禁城的管理体制大体上与满族各王府一样。内务府的官员之于皇室，就像管事之于普通的王爷。就连紫禁城的太监制度也在王府里得到了微缩再现。有记载表明，根据皇族的常例，每个王爷都有权保留一小拨太监，数量多少取决于王爷的等级。

就是这样，满族王爷几乎无法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也照管不好自己的财产。究其原因，除疏忽和无能，如果还能找到另一个原因，有权有势的内务府可算是罪魁祸首。

分析原因，我认为这与中国教育体制中一个奇怪而又常被忽视的缺陷有关。在中国的旧式学堂和科举考试制度中，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学习经典上。引用一位研究中国生活和文化的权威人士的话说：“除了近年来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学生，算术不在学生功课之列。……只需要像英国六岁或八岁的孩子那样，知道一丁点‘加、减、乘、除’的知识，就能心满意足地过完一生。”

虽然，每一个来中国的外国游客都知道，中国人把算盘运用得十分娴熟。但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学校几乎完全忽视了算术教学。中国的簿记员和会计打算盘时的速度和灵巧，足以令旁观的外国人吃惊不已。但要说他们加减乘除的知识还不如一个六岁的英国孩子，那就太荒谬了。然而，问题的重点是，只有那些打算从事商业的人才能熟练地使用算盘这门艺术。如果真放到遵循古老传统的学者手里，他们只会笨拙地拨弄几下而已。他们也不认为自己不会打算盘是什么丢人的事。相反，他们还引以为豪。正如一个中国绅士，过去常常以他的长指甲为傲，因为这能证明他是个文人，除了拿筷子和练书法，没有需要用手的地方。

可能是由于中国算术符号书写起来比较麻烦，算盘继而成为中国数值计算的通用工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是算盘本身造成了算术在教育课程中地位较低的局面。尽管中国的店主在结账时会以惊人的速度来准确使用它，但事实却像英国汉学家翟理思博士所说的那样：“算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不能退回去查找错误，每往下操作一步，上一步的结果就消失了。”

不论算盘是否该被谴责，但算术几乎遭到中国官宦阶层目空一切的轻视，这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这种轻视，或者是这种轻视产生的后果，我们发现，在该阶级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凡是与钱相关的问题，都入不了学者和绅士的眼。翟理思博士指出，算盘固有的这一“明显缺陷”，已经从算盘自身的操作过程扩展到中国人的许多其他活动中，这种设想是否有些不着边际呢？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怀疑，他们常常不能或不愿“退回去寻找错误”。他们似乎非常愿意默许“随着工作的进展，上一个步骤都随之消失”。

不管真相到底为何，我们似乎都有理由相信，汉族和满族的官宦阶层，上至王公，之所以允许自己的物质利益转移到管家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或学不会做简单的算术计算，因此无法管理自己的财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在乎金钱，而是他们得到金钱之后，不知道如何保管，也不擅长根据收入调整支出。如果把刚才那位作家的话再重复一遍，他们的算术知识仅相当于一个六岁的欧洲孩子，那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曾说过，满族王府中盛行的制度大体上与紫禁城一样，但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必须加以强调。首先，王爷的管家并非官宦出身，不太可能沾染上官宦阶层对簿记工作近乎势利的轻蔑。相比之下，皇室的管家是内务府的高级官员，不仅有官衔，还身处高位。因此，内务府的腐败与无能也就不可避免。这个庞大部门的头头们没能力或不情愿屈尊了解虚假的账目和财产管理的细节。他们把部分职责委派给下级去做，而一层层的下级不论个人诚实与否，皆属于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腐败体系。

王府和皇室还有一个天壤之别。管家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家庭，而内务府的活动则会影响到国家政事。它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皇帝财产的机构，也是皇帝联络各大部门的机关。如果它只是一个管理皇帝内务、在皇宫范围内管理朝廷日常事务的机构，那么它的活动无论多邪恶，都很难影响政治结构顶端的皇帝宝座的稳定。很不幸，内务府的权力和影响并没有限定在这一范围，而是延伸到了上层决策，导致了清廷生活中臭名昭著的腐败。

内务府虽非六部之一，但其自身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皇帝间的密切联系，赋予它极高影响力和威望，是其他任何部门都望尘莫及的。皇帝的枢密机构责任内阁召开会议时，需要由内务府主持，而内务府总管经常也是内阁成员。无论如何，内务府总管都是帝国中地位最高的官员。世续在革命期间升任内务府总管，直到1922年初去世。同时，他也是内阁成员，他的主要下属都是一品或二品大员。

内务府贪赃枉法，无能至极，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境地。不光使其自身身败名裂，更是将大清王朝乃至中国带入深渊。虽然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但我想声明一点，内务府制度腐败，但其领导阶层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即便有，也是少之又少。

“愿那些想清廉的人远离宫廷，得享清净。”这是法国思想家蒙田引用西班牙人卢卡的一句话。他还引用过柏拉图的“治理天下而又两袖清风的人，只有靠奇迹才能找到一处世外桃源”作为真理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