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一五事件（第3页）

仆人把我带到一间大接待室，里面坐满了满族贵族和皇室官员。人群中，皇帝本人很是平静，看见我进来，友好地笑了笑以示问候。最激动的是醇亲王，从他的神态和仪表来看，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倍受折磨的是他而非皇帝本人。我的首要任务是宣布三位公使访问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听说了当天上午在荷兰公使馆进行的讨论，自然很想知道与王博士面谈的结果。他们都认真地听我介绍情况，只有醇亲王漫无目的地在房间转来转去。有几次他突然加快了脚步，跑到我面前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他平时口吃的情况明显更严重了。他每次言语只有一个意思：“请皇上不要害怕。”我实在觉得他太紧张了，没有必要。后来我甚至发火了，回他说：“陛下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您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但他太激动了，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失礼，又继续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

皇帝把我带到他的私人房间，在那里安静地交谈了一会儿。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尊严和沉着，还带着些许轻蔑，提到刚才房间里那些人的惊慌和困惑。

后来，宫里的官员详尽地讲述了皇帝在那天早上的遭遇。早晨九点钟左右，在参谋鹿钟麟的指挥下，冯玉祥的一支士兵冲进神武门，下令立即解散和解除宫廷侍卫的武装。鹿钟麟在大门口留下一支小分队收缴武器，并防止未经许可的人进出。他自己与部下，加上一个在学术界和其他圈子很有名望的李石曾（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子，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一起进了皇宫，强迫几名已经解除武装的卫兵领着他们穿过曲折的道路来到内务府。他们要求与“溥仪先生”面谈。有个官员回答说，皇上在皇后的宫中。他们咄咄逼人地大声宣布，他们命令“溥仪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位幸存的太妃在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如果他们多待一会儿，会发生什么，我们概不负责。”

然后，他们拿出一份文件交给内务府总管绍英，要求把它交给“溥仪先生”，让他立即接受其中所载的条款，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更改，必须全盘接受。他们声称这份文件是对“优待条件”的“修订”，而且开头那句话的措辞让人觉得，修改是皇帝自己主动提出的。根据后来给我的那份副本，这份文件摘录如下：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该文件的日期是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即1924年11月5日。附呈的签名有鹿钟麟、北京督军兼市长王芝祥和警察总长张璧。当然，这些人是一丘之貉，他们伙同黄郛等人自选的“内阁”，篡夺了首都的控制权，自称中华民国政府。

文件是由内务府总管呈给皇上的，当时总管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不难想象，“修订版”协议的条款对他造成的困扰，可比对帝国的主人造成的不安大得多。然而，他或宫里的其他官员不傻，他们没有勇气建议皇帝与这群武装人员相对抗。要求皇室马上离开紫禁城的命令，遭到了两位太妃的强烈反对。这两位老太太当即回答，她们宁死也不走。“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想的。”皇帝讲到这里悲伤地说，“她们还威胁说，如果遭到武力驱逐就自杀。”

皇帝和皇后收拾了一些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两个仆人所能携带的数量，然后走进御花园北角，他们的汽车已经在候着了。尽管皇帝刚刚被正式通知，他现在是民国的自由公民了，可以选择自己的居所，但此时要去哪里，他根本没有选择。

他们上了自己的车，每人配有一个随从。司机旁边坐着一名士兵，另有两名士兵耀武扬威地站在每辆车的踏板上。他们刚出神武门——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另外几辆车便也加入了队伍，车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汽车迅速向北行驶，经过景山，经过我家的围墙，穿过后门（也叫北门）的一个侧门，然后出了皇城。后门的中门向来是对平民关闭的，只有皇帝可以通行。不过这一次，也是皇帝人生中的第一次，中门没有为他敞开。显然，皇上立刻明白了，此时他和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了。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皇帝父亲的府邸北府并不是他及其友人会主动选择的栖身处。北府位于北京城的最北端，距离受欢迎和庇护的另一个地方只有三英里多，这也是其监护者决定不让他去外国使馆区的原因。

到北府一个小时后，就变成了政治犯，这一事实对皇上打击不小。为了验证一事实，他命令仆人准备车，想去城里转一转。这时，醇亲王的侍卫已被赶出北府，取而代之的是冯的一支武装部队。他们不仅守在房子的正门（北府占地很大，布局散乱，有许多庭院和花园），在其他出入口也布置了兵力。指挥军队的军官听说皇上要出门，便马上宣布，根据他接到的命令，“溥仪先生”必须待在家里。

皇上给我讲述完所发生的一切，已是晚上八点。我问他需不需要我在北府过夜，他一下子就同意了，显得很激动。但他略加思索后说，我应该同外国公使保持联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又让我回使馆区去。我们分手时，皇上说：“告诉外国人所发生的一切，我等你明天早上过来。”

没有向醇亲王道别，我就上了车。大门关闭，上了闩。我要求把门打开，但在允许我开车出去前，卫兵军官把我的车彻底搜查了一遍，他们自然是怕皇帝藏在车上。

我在使馆区待了大约两个小时，回到家时既焦虑又沮丧。一方面，无用、奢侈、没落的内务府终于被推翻了，大概没人比我更热切地希望看到这个结局。而且，皇帝最终从堕落的宫廷制度中解脱出来了，也并非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如果这些幸福的事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我的努力换来的，我会感到宽慰和兴奋。而现在，我却被遗憾和不祥包围着。整件事情实在有损中国以及民国政府的名声，而那一小撮篡夺了政府职能的政客和士兵更是名誉扫地。我知道，这种行径会引发大批中国人的愤恨，他们仍然忠于旧秩序，仍怀着尊敬甚至崇敬的心态看待曾经的帝国皇权。我也知道，这会引起更多头脑清醒的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十分在意国家的荣誉和名声。

我一直期盼的事情竟以如此不幸的方式成了现实。毕竟，废除宫廷制度、放弃皇帝的头衔和特权，并不是这位慷慨豪迈的年轻君主以自愿采取行动导致的结果，而是被一群人借由蛮力实现的。只是这群人不知道，也或许永远都不会相信，皇帝一直都在等着被取消这些优待。我在1922年6月14日的信中写道：“皇室未来的待遇问题极有可能将被提出来重新讨论。皇帝很清楚这一点，他希望自愿放弃头衔和津贴，渴望得到全国的认可，这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他自愿放弃的行为被人民解读为他并非决心做正确的事情，而仅仅是想抢在议会强制行动前来保全面子，那他会非常痛苦。”

强制行动终于实施了。只是，实施者不是议会（因为议会已经被解散了），而是一个自己选举出来的“内阁”，内阁的人对这个曾经的君主没有一丝善意，而实际上，这位君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爱只多不少。皇帝永远不会因为无私和爱国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赞扬或感激。

我还有个更深的忧虑，就是无法肯定冯玉祥及其同党会不会为了确保前皇帝不会再威胁国家的稳定而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北京和各省，有一群冲动的人相信只要前皇帝还活着，中国的政治环境就永远不会平静。冯玉祥可不仅仅是同意这个观点那么简单。我已经很清楚，在事发的第二天，王正延博士告知三位公使“溥仪先生”现在是民国的自由公民时，他并没有说实话。

在我看来，修订后的“优待条件”从本质上看几乎没有什么令人不满的地方。但在皇室官员和奢华宫廷的其他人眼里，它肯定是不合适的。我非但不反对这些条款，甚至认为这些条款比1912年的原始条款要令人满意。它只有一个缺陷，且这个缺陷很致命，就是没有明确规定民国政府必须坚定地遵守各项条款。我对起草该文件的人的信誉毫无信心，即使我对他们有所误判，未来的内阁也有可能不遵守一个由临时“内阁”起草并强行实施的单边协议。通过对体现这些新条款的文件进行研究，我确信这份文件的唯一目的是蒙蔽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眼睛，让他们误以为皇帝受到了公平且慷慨的对待。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诚信确实配不上我的信任。

独自一人坐在书房，我的思绪飘到了颐和园，飞到了我曾希望在那里创造的小世界，它井然有序，宁静祥和。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皇帝本来就要开始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自由、幸福和健康的生活。但是，这个小世界就像幻影般消失了。颐和园还是那样，只是它已不再是我梦中的宫殿。老佛爷的英灵又要重新支配这片美丽的土地了，而我只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位匆匆过客。

她尽可以在这里求神拜佛，寻欢作乐，再也不会被一个爱管闲事的洋鬼子破坏了。在一群太监虔诚的目光中，观音菩萨可能会再一次从莲花海中现身。如果慈禧老佛爷的英灵发现，这样的举动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的性格是一致的，她也许还会继续幸灾乐祸地看着她建造的那些盲目的墙，提醒帝国的受害者她内心的憎恨，在她这美丽的夏宫，皇帝所拥有的，不过是一间牢房罢了。

我不知道，几小时前我还道过晚安的那个皇帝，是否也注定要经历与上一位皇帝同样的虽生犹死的日子。想到这种可怕的结果，我倒希望冯玉祥的最后一击如果真的要来的话，那就快一点。

这就是中国的十一月五日。这一天，笼罩紫禁城十三年的黄昏终于进入了黑夜。英国的小学生过去常被告诫要记住这个日子，如此要求，或许理由不够充分，但也许将来的中国学生也会记住这个代表忏悔和羞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