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一五事件（第2页）

吴佩孚听到从北京传来的这个惊人消息，被迫将在长城沿线与张作霖对峙的军队撤了回来，把注意力转到了那些叛徒将军身上。至于随后发生的短暂战役，我尽量一笔带过。吴和冯在津京之间交战，吴伤亡惨重，部队被打得四分五裂，吴自己不得不带着残部登船退回到长江流域。短时间内，他再也没有能力参与中国的战争和政治。冯则和他的军事同盟暂时留在了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占据着无懈可击的制高点。当然，东北军阀仍然是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虽然正是因为“基督将军”的背叛，才使张作霖免遭危险，但他并没有心存多少感激。但从表面看，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合作似乎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必然。

冯玉祥于1924年10月底到11月初发动的政变，似乎取得了圆满成功。难怪《北京导报》在10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将其描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政变。”

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知道几天后发生的事，了解一些危险的计谋占了上风会产生哪些后果，那他的措辞应该会更为强烈。

与此同时，紫禁城内的恐慌也在日益加剧。人们正在为端康太妃的丧礼做准备，但与以往相比，伴随国葬而举行的仪式却大大减少了。“基督将军”的盟友孙岳占领了景山，对那些在紫禁城外戍守的皇家卫队官兵越来越无礼。有几次还把我牵扯了进去，这表明他们在故意人为制造冲突找借口。

11月2日是个星期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召去皇宫开会。我到达时，只有皇帝的岳父荣源和郑孝胥陪着皇上。这两个人讲述了种种理由，证明冯玉祥正在谋划另一场针对皇帝的政变。我们认为把皇帝尽快带到使馆区是明智之举，但眼下每个进入紫禁城的大门都被严密监视着。我亲自观察过，原本驻守在神武门的皇家卫队哨兵已退回到了紫禁城内，换上了孙岳的部队。

皇帝收拾了一捆重要文件和一个装有贵重物品的包裹，然后转交给我，要求放到安全的地方。我随后将它们存进了汇丰银行。

之后，我又回到皇宫，部分原因是我要对端康太妃进行吊唁。然后我又去了皇帝的住处，告诉他贵重物品已转移到了安全地方。皇帝打开一个柜子，拿出一个小篮子，里面几乎装满了珠宝戒指。他说：“这些都是端康太妃的。”而后皇帝苦笑了一下，“如果这些东西还放在她的宫里，肯定会被偷走。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作为对她的纪念吧。”我选了一枚金镶玉的戒指。

11月3日，我又一次来到紫禁城，只见这里一片阴森凄凉的景象。许多人员要么躲起来了，要么失踪了。另一些人则穿着白色丧服走来走去，忙着举行端康太妃的葬礼仪式。

11月4日，星期二，我和皇帝单独吃了午饭，然后去看了皇后。从皇后的储秀宫出来，我和皇帝又去了我在御花园的住处，讨论了他逃跑的计划。这时，郑孝胥想出了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案，决定第二天设法把皇帝乔装打扮一番，混出紫禁城。

紫禁城漫长的黄昏即将进入黑夜。

11月5日星期三，我在早餐时间接到了电话。听出电话那头激动的声音是载涛亲王。他所说的消息虽没有让我大吃一惊，却也感到极为不安。冯玉祥的一支军队闯进紫禁城，并占领关闭了神武门，任何人都不准出入，皇帝的电话被切断了，根本无从得知他目前的情况。他问我能否陪他到宫门口，看能否进去。

十分钟后，他驱车到了我家，把车停在了前院，留在了那里，然后想换我的车进宫。我们立刻出发了，几分钟后抵达了神武门，三扇门全都关着，且戒备森严。我的车尚未到达景山便被拦了下来，一个士兵走过来调查。我出示中文名片，告诉他我有权进宫。他拿着名片去找军官商量。在他离开的两分钟里，王爷被深深触动了，他说：“如果他们让你进，就告诉他们我是你的仆人。”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时光永远抹不去的。王爷害怕在这种危急时刻进入紫禁城后遭遇不测。同时，他的忠诚又敦促他无论如何都要冒着风险保护皇帝。他在两种情感中痛苦挣扎，最终，位高则任重的精神占了上风。尽管他也做好了被拒绝准备，但还是心存一线希望，如果他以我的贴身侍从这种卑微身份随我入宫，就可能逃过士兵的注意。

面对凄凉的困境，曾经骄傲的满族皇室只得压低身段，而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还是一位亲王。如果伟大的康熙皇帝或乾隆皇帝还活着，眼睁睁地看着贵为皇帝的亲兄弟和另一位皇帝的亲叔叔试图伪装成外国人的仆人溜进祖先曾攻取下的宫殿，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如果慈禧老佛爷能早日预见，她曾拼尽全力要把她憎恨和鄙视的洋鬼子从首都神圣的土地上赶走，将他们逐出中国，而今的结果却是这般可怜，她又会说什么呢？

站在紫禁城宫殿屋顶的溥仪

庄士敦与溥仪、溥杰和润麟的合影

没过多久，那个士兵带着我的名片回来了。他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进紫禁城。命令是由最高统帅下达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们只好掉头离开。载涛泪流满面地问我：“咱们该怎么办？”我回答说：“别无他法，我们必须马上去使馆区，请求外国公使尽一切努力保护皇上的安全。”

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是外国使团的首席公使，因此我们径直去了荷兰公使馆。刚一到，就遇到了从那里出来的英国公使麦克里爵士。我即刻叫住了他，告诉他我们有重大消息需要沟通，让他和我们一起回去见荷兰公使。他同意了，几分钟后，我们四人便在荷兰公使书房里的圆桌旁落座。

英国公使和荷兰公使还不知道那天早晨冯玉祥军队闯入紫禁城的事。我们把所知不多的信息全盘道出，接着讨论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最后大家都同意，两国公使于当天下午会见新外交总长王正延博士，并提出一切必要的交涉，以避免皇帝遭遇不公对待。此外，又将情况通知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先生，并邀请他参加下午的会面。芳泽先生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恐慌的情绪在北京的满族贵族中蔓延开来。有谣言说紫禁城里发生了大屠杀，皇帝、皇后和两个幸存的太妃（同治皇帝的妃子）都死了。满族皇室的所有成员都将被挖出来，处以极刑。恐慌会自我发酵，不断扩大。发生大变故的这天，几十个上层阶级的满族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妻儿挤进使馆区，在德国公使馆护卫队的空房子里暂时住了下来。我去看望了他们，并尽我所能安慰他们。在此期间，我一直在等待三国公使拜访中国外交部的结果。

在使馆区等待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最坏的谣言是假的，皇帝还活着。那天下午，他被逐出紫禁城，在卫兵的看守下，乘坐自己的车被送到了他父亲在城北的府邸。然而，紫禁城仍然在冯玉祥及其盟友的控制下，皇家守卫被解除了武装，内务府也停止了工作。一支小分队被派往北府，等于是将皇帝囚禁在了那里。

皇帝安然无恙的消息在逃到使馆区的满族人中迅速传开，他们的恐慌慢慢平息了，大多数人开始返回北京城，但他们害怕回到自己的家中，便接受了一些汉人朋友的盛情款待。

我非常希望能尽快见到皇帝，告诉他荷兰、日本和英国公使们正在努力采取营救措施。因此，我在使馆区一直等着，直到弄清楚中国外交部发生了什么事。

我最先向荷兰公使欧登科先生提出申请，从他那里得到了回复。三位公使一起去见王正延博士，并强烈要求获得有关入侵紫禁城的消息，他们还要求保证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安全。王正延博士起初态度傲慢，沉默不答，还暗示外国公使没有资格插手此事，因为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公使们不肯就此打住，声称即便是中国内政，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们也有权确定皇帝不会受到虐待或侮辱。他们还强调，对皇帝的任何虐待行为都会引起他们各自政府的严重不满。

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讨论略显激烈，但结果还算满意。王博士明白公使们很重视这件事，就改变了语气，向他们保证了皇帝的安全，既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干涉其人身自由。事实上，这是皇帝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自由人。王博士随后详细地解释，近段时间“中国公众舆论”一直要求修改退位协议，应该停止使用皇帝的头衔，废除朝廷和内务府，“溥仪”应该切切实实做个普通公民。内阁相信这是民愿，应该顺从。因此，内阁为前皇室准备了一份新的“协议”，其中包含一份改变皇帝地位的声明。事发当天，正是这份协议摆在了“溥仪”面前，并要求他接受。

据我所知，这就是王博士对那天上午在紫禁城发生的一切所作的解释。他既没有提到皇帝离开皇宫时的情形，也没有提到他离开后仍被当作囚犯对待的事实。因为三位公使与王博士面谈的时候，皇帝还在紫禁城内，或者刚刚离开。或许，王博士本人对冯玉祥（冯的亲信鹿钟麟亲自指挥此事）执行“内阁”政策时的粗暴手段所知甚少。

显然，王博士的话不足以解释所有事情，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只是“人民的意愿”纯属无稽之谈。但让公使们聊以慰藉的是，皇帝的生命没有危险。

我驱车从使馆区和醇亲王府间三英里多的街道穿过，回想荷兰公使的话，我心中的焦虑稍有缓解。不过，我是否能顺利见到皇帝还不确定。此时已是深夜，街上一片漆黑。王府的大门紧闭，由冯玉祥派来的一支精兵看守着。我把车停下来，一个士兵走上前来，我把名片递给了他，告诉他我和王爷约好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我被允许开车进院。府里的几个仆人马上认出了我，告诉我皇帝在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