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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慈禧太后

如果我前文做出的判断大致正确，那么1901年八国联军在拟定和平条款时便犯了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坚持让慈禧退位、光绪帝重新执政。

在当时，很多卓有远见的中国人强烈希望光绪帝能重掌皇权，这其中当然包括康有为和其同僚。在此，我向大家介绍一本于1901年出版的书，名为《中国内部之危机》，作者是中国知名教育和社会改革的先驱林文庆博士。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必须交出皇权，让光绪帝恢复人身自由，成为事实上的掌权者。这样一来，他就能手握御笔，免去太后的一切权力，使她不能干预朝政……守旧派在中部和南部各省很不得人心。如果光绪皇帝能重新掌握政权，亿万民众将举国欢庆。对光绪帝来说，重新树立权威并不困难，因为他的权威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的开明人士将站出来支持光绪帝主持新政，改革将推动国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光绪帝没有复位，那么改革派转而成为革命派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一场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之前，这片土地将遭受无尽的苦难，世界贸易也将蒙受无法估量的损失……现在，大革命的种子已在中国生根发芽。眼下，西方列强本可避免这场灾难，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吗？

可叹，西方列强并未意识到这些，而作者的预言在十年后得到了证实。

初看之下，我所引用的这段话包含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作者提到皇帝的“权威是举世公认的”，而接下来又说“大革命的种子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但其实这里并不矛盾。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如果朝廷政权仍掌握在像慈禧太后这样的守旧派手里，那么“一场大革命的浪潮将席卷整个中国”。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光绪帝不是守旧派，与此相反，他热衷于改革。光绪帝若能摆脱保守派的阻挠重新复位，那么中国也就不会发生革命。这便是作者的观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也都这么认为。

对此，反对者可能会说，慈禧太后流亡西安期间也曾支持改革，还批准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余生都颇有热情地将这些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但中国终究还是没能阻止革命的发生。而事实上，慈禧后来的改革热情蒙蔽了许多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西方作者宣称，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慈禧太后重返紫禁城，并在此后开始真正地“改变看法”，她显然愿意和西方人建立友好关系，也真诚地采取了改革政策。

但真实情况中国人更清楚，他们不会相信这些，慈禧根本没有“改变看法”，只是“改变说辞”而已。如果想阻止“改革派”成为“革命派”，就必须真心实意地推行改革。此外，慈禧虽然改变说辞，但她并不具备真正的改革才能，在改革前后都是如此。她既没有远见卓识的天赋，也不愿去改变和学习，从而使自己具备这些能力。

有位著名的西方作者宣称：“慈禧太后从1900年就开始按照西方人的路线采取现代化改革政策，并且凭借强势的个性强制实施下去。”我倒觉得，与其说慈禧在义和团运动后是改革的领导者，倒不如说她是追随者。那些更睿智贤明的人坚信，慈禧所痛恨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所厌恶的西方化也无法完全被排除在外，所以慈禧只能采纳他们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她不想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再度品尝流亡的滋味。荣禄和大总督李鸿章也拿出铁一般的事实不断劝说慈禧，仅凭“义和团”的办法是不能牵制西方列强、并将洋鬼子赶出中国的。然而，她无法原谅和忘记1898年冒犯她的那些人。慈禧心胸狭窄，没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缺乏正义感，以致使她犯下赔款的罪行。康党（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仍然被她列在黑名单上，她也仍然要求只要能抓到康有为，就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死他。慈禧仍旧鄙视和憎恨被她囚禁的光绪帝，并不断侮辱和打击他。如今，慈禧不得不赞同光绪帝发起的改革措施，并将其付诸实践，这愈发燃起她的仇恨之火，对光绪帝又多了几分嫉妒之情。

人们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慈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慈禧具备完美的政治才能，在她的统治下气数已尽的清王朝得以存续了更长的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清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她。据我所知，中国学界的权威学者几乎没有人持第一种观点，而西方学者却普遍这么认为。举例来说，斯蒂芬·金·霍尔告诉我们：“正是这位天才女性，才延缓了清王朝的毁灭”。卡梅伦博士也评价道：“太平天国运动曾使清王朝濒临灭亡，正是因为她不屈不挠的坚持，才使得清朝能继续存在下去。”他认为，若不是她临朝摄政，“清朝会更快地走向灭亡，损失也更为惨重”。

持反对意见的人中，一位英国学者和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威廉·爱德华·苏希尔说：“发生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摧毁后，支撑王权的最后一根支柱便倒下了。”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学者林文庆在1900年就断言，慈禧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清王朝走向毁灭的深渊”。

对于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我认为第二种比第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不过有些因素并未被考虑进来。需要强调的是，慈禧只是个无知的女人，不应当由她来为所有的过错承担罪责，也不应该将所有的账都算在她名下。

有四位美国作家对慈禧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第一位作家将她形容为“众所周知最卓越非凡的女王和最肆无忌惮的暴君”；第二位提出一个问题：“说她是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女性会不会有些夸张？”第三位把她称作史上少有的铁腕人物；第四位甚至说“历史将把她记录为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我认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断。几年前我曾供职于清政府，对宫中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我曾经说过，慈禧没有好好地利用手中无与伦比的机会，对于最为古老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应该负主要责任。不过现在我要将“主要”替换为“大部分”。需要补充的是，清王朝腐朽的制度不是慈禧创造的（不仅慈禧在位前就实行这样的制度，而且自清朝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她也受限于其中，所以不应当在道义上一概而论地谴责她。慈禧只是沿袭了这样的腐败传统。除非她能摆脱腐朽制度的限制，摒弃腐败传统，否则就不能被称作“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女性”或者“众所周知最卓越非凡的女王”。慈禧既不具备这样的风骨，也没有这样的意志，而这些品质是一位伟人所必须具备的。

如果“伟大”的慈禧真的像有些西方仰慕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有政治家风范、睿智且爱国的统治者，那么1894年中日之间也就不会爆发甲午战争，1898年西方列强也不会逼迫清政府出让港口和特许权，清政府实施改革措施也不会遇到任何阻力，也不需要联合什么义和团，更不会发生诸如围攻使馆事件、庚子赔款、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和礼崩乐坏的情况，中国也不会痛失蒙古、新疆、西藏、热河和东北三省。

如果她与西方国家友好相处，那么中国和西方国家签订的将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达成共识的双方协定，而现在的中国也将在解决全球的经济发展、民族问题和其他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中发挥着领头的作用。

毫无疑问，发生在历史上的这一切是无法假设的。此外，谴责慈禧无能有失公允。她不具备强大的治国才能，这也不是她的错。虽说如此，但她也没资格成为“被历史记录为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而受到我们的仰慕。

义和团运动结束后，苏珊·汤利夫人曾经在颐和园与慈禧太后会过面，她对慈禧做出了这样一番评价：“我很难将眼前的这位和蔼可亲、有着意大利农夫般的棕色脸庞的小妇人，和那位神秘而强势的独裁者联系在一起……她竟然会蓄意侮辱和贬损身边的那位不幸的皇帝，并煽动义和团犯下不可饶恕的暴行。”她在文末反问称：“慈禧难道真的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吗？还是说，她只是沦为工具，受到命运之神的摆布？”

我的回答是，她的确沦为工具，而且甘愿如此，但摆布她的不是命运之神，而是那些虽然爱国但狭隘固执的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受到了满族和汉族那些无赖恶棍的蛊惑。他们发现慈禧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如我所说，对他们而言，慈禧在大清帝国和朝廷的地位使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她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性格和智力的不足，都使她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摆布，成为他们的傀儡和最大的庇护者。

慈禧最大的性格缺陷就是虚荣心强。正因为如此，即便从别人那里听不到想要听的奉承话，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比肯斯菲尔德借来泥刀来粉饰自己[1]。“你知道吗？我常常在想，”她对德龄公主如是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没人能比得了。”我想，德龄公主和在场的所有人只能表示赞同，没人敢反驳她或提出异议。

由于爱听奉承话，精明的慈禧知道，别人也一样喜欢听奉承话，她深谙人性的这个特点，所以接见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时极尽谄媚之言，与她们打成一片。她恨透了这些外国女人，但却饶有兴味地观察，她们是如何欣然接受她的赞美的。在围攻使馆事件发生前后，她都曾设宴款待过这些公使夫人。据记载，有一次她轻声细语地和每一位公使夫人说：“我们亲如一家人。”然后将她们护送回去，大家都被她的优雅魅力和真挚情谊所打动。然而，没过多久，一位美国传教士发现，她颁布诏令，让清军屠杀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只有“亲如一家人”的满人和汉人才幸免于难。

慈禧对外国人的仇恨之情可能是在结束逃亡生活后变得更为强烈的。他们让她“颜面尽失”，她这辈子怎么可能忘记和原谅呢？1900年以后，她与外国公使夫人重修旧好时，尽管她们对她的和言善语信以为真，但她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意。或许“优雅”的太后就像“可爱”的公爵夫人一样，以这种不恰当的方式赢得了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