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第1页）

第二章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要想正确理解是什么导致“百日维新”戛然而止，就有必要对一个话题进行初步研究，而这个话题并未引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学者的足够重视。我在这里指的是伦理道德与宪政理论和实践。慈禧太后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掌权，都得益于这种伦理道德政治的影响。

自光绪帝1875年即位到1888年执政期间，朝政大权落在咸丰皇帝（1851—1861）的遗孀慈禧太后手中。慈禧是同治皇帝（1862—1874）的母亲。同治帝是咸丰之子，他没有子嗣。慈禧太后居住在紫禁城西宫，所以被称作“西太后”。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则被称作“东太后”，她比慈禧去世早。此后，西太后慈禧掌握了朝政大权，人们通常尊称她为“老佛爷”或者“老祖宗”。

事实上，从1875年到1888年间，慈禧在宫中的地位相当于摄政王，尽管在中国摄政王从来不会让女人担任。由皇后或皇太后摄政，这种情况被称作“垂帘听政”，即皇后或皇太后坐在皇帝御座后的帘子后面，决定朝中事务。此成语自唐高宗（650—683年在位）以来沿用至今。皇太后将政权返还给成年的皇帝，则被称作“归政”或“撤帘”。宋朝也曾先后出现过两位太后摄政，和上述的“西太后”行使相似的权力。

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两项重要的诏令，其中一项是昭告天下，宣布皇帝即将大婚。按照中国传统习俗，这意味着皇帝已成年，另一项是太后在来年二月将归政，交还皇权。同年，朝廷还正式宣布，颐和园即将完工。众所周知，慈禧退隐后，打算将颐和园作为“颐养冲和”之所。

1889年初，时年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了婚典。婚后，光绪帝立即举办了亲政大典，亲自收回属于自己的皇权。皇后（后来被称为隆裕皇后）是慈禧之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希望借这次政治联姻，进一步巩固其自身和叶赫那拉氏族的影响力和声望。

依照惯例，皇帝可以同时有多名妃子。在众多嫔妃中，有一对年轻的姐妹：姐姐15岁，被册封为瑾妃，于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妹妹13岁，被封为珍妃，24岁便惨死，后面我们会提到。

第二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似乎并无异议，将所掌管的朝政大权心甘情愿地归还给光绪皇帝。当时她54岁，此举既未要求任何荣誉，也没有丧失威望。她遵循公认的宫廷习俗，将在紫禁城的寝宫从慈宁宫移居到宁寿宫，以此向外界表明默认新政权。调换寝宫意味着向世人昭告，她已交出皇权，朝中所有职责和权力都归皇帝。朝中上下都明白慈禧这么做的含义，因为这有先例可循。1795年，主政60年的乾隆皇帝退位，在交出皇权后，乾隆帝在紫禁城也调换了自己的寝宫。94年后，慈禧太后在选择寝宫时自然和乾隆大帝（庙号“清高宗”）抱有同样的目的。她之所以选择宁寿宫，也有可能是因为乾隆皇帝是这座宫殿的最后一位居住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宁寿宫可谓恰如其名。

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交出皇权，但退位并未让他们的尊严、威望甚至权力减损一星半点。这与我们眼下所讨论的话题密切相关，而且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封建王朝礼制的读者而言，这一点的确被忽视了。

端康皇贵妃

如果用“退位”和“退休”这两个词来形容1795年的乾隆皇帝和1872年、1889年的慈禧太后，可能西方人会对此产生一种误解。1795年，乾隆皇帝举行了隆重的退位仪式，身份由皇帝转为太上皇。凭借着这个新的身份，他的地位居于新继位的皇帝之上。诚然，乾隆“退位”后，他在朝中的权威和声望在皇帝之上。乾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非名义上的，尽管不再插手日常政务活动，但只要愿意，他对所有的重大事务有最终的决定权、否决权和撤销权。毫无疑问，如果厌倦了君主制的负担和琐事，或者想专心致志于长生不老之道，那么他会欣然退出，不再过问朝中事务，让皇帝独立行使权力。然而，朝中大臣们仍认为乾隆拥有最高权力，是终极权威。朝廷颁布的所有诏书都要先写太上皇的名号，然后才是皇帝的，这向世人宣告太上皇在宫中的地位，甚至就连皇帝都要敬之三分。

尽管“退休”后慈禧太后的地位不及乾隆那般至高无上，但无论于情于理，她的地位依然高过了皇帝。“老佛爷”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特别的荣耀，按照皇族谱系表，凭借着其自身地位，她本来就拥有这些荣耀。即便没有两次摄政的经历，但因为辈分使然，加上是前任皇帝的母亲，她的地位也在光绪帝之上。同理，众所周知，如果慈禧能活到皇帝将皇位传给下一位继任者的时候，那么她将获得更高的殊荣——太皇太后。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她也的确做到了。1908年光绪帝驾崩后，慈禧在余生短暂的数小时内成了太皇太后，并以此规格被安葬，且被载入史册。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辞典里，用“遗孀”这个词来表达中国的“太后”并不合适，但我们的确没有更准确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就是如此，因为用“老佛爷”来称谓“太后”，本身就意味着她是一个能力非凡、个性强烈的女性。若非如此，有人就会质疑，区区一个“遗孀”，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这些质疑者不会明白，太后的权力不但高过皇后和其他妃子——太妃，甚至在当朝皇帝之上。所以，无论是皇帝、皇后去觐见太后或太妃，还是在宫里接待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太后或太妃的首肯，皇帝皇后是不能擅自就座的。

我曾几次陪同宣统帝去拜见端康太妃。她是先帝光绪皇帝众多妃子中的一位。我发现，宣统帝对级别高于自己的端康太妃毕恭毕敬，对太后更是谦恭顺从。所以，当一些西方通俗读物里描述慈禧太后位高权重甚于光绪皇帝时，就不要误以为这是不正常的，或者有损皇帝的颜面。1898年9月以后，慈禧恶意羞辱皇帝，从中取乐，这倒符合实情，但仅从她的等级地位在皇帝之上，并不能证明皇帝因此而蒙羞。

我并不是想依此推断出任何一位皇族“遗孀”（不管她是不是皇后）都如人们预期或认为的那样，能代替在位的皇帝打理朝政。事实上，除非太妃接到圣旨被封为太后，或至少要具备这个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有这个权力。即便是太后，也不能完全代替皇帝执政，除非像“老佛爷”一样垂帘听政。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慈禧之所以能获得高于皇帝的地位，是因为在紧急情况下，能由她来暂时或永久性地废黜皇帝。在中国，这种应对措施是符合律法的，或者至少不属于谋反。除非有理由相信，在朝廷有重臣的支持，否则太后不会轻易这么做，因为这会带来难以解决的麻烦。朝中一些官员也曾“罢工”，但显而易见，慈禧的地位足以使她斩断皇帝的羽翼，铲除自己的对手。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太后的职能有些类似于英国的上议院。即便不用“垂帘”，她也能裁定一些“紧急诏令”。如果有国家做后盾，她的影响力或权势会变得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光绪帝遭遇如此的不幸，却鲜有人对他抱有半点同情，就连最为忠诚的保皇派也是如此。其实，正因为保皇派的忠诚，才使他们忽略和宽恕了慈禧太后的过失和罪恶，从而对光绪帝的命运多少有些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眼中，代表着朝廷最高权力的是“老佛爷”，而不是光绪帝，“老佛爷”才是他们的效忠对象。

我常常与中国人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为忠于皇权和清政府而自豪，而正是这种忠诚将他们害得不浅。且不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一些政治学者也意识到，中国人对皇位所代表的权力（有时权力隐匿其后，但多数时候是显性的）的看法存在着风险和弊端。同样，我也发现，很少有人愿意站在光绪帝这一边，去反对慈禧太后。当然，共和派和诅咒皇权思想的人随时准备声讨太后，因为她不支持改革。但通常来说，即便是这些人也丝毫不尊重那位长期备受折磨的皇帝。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满族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更确切地说，不愿意承认清政府。不难料想，改革的热潮过后，中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回顾历史时，会重新将光绪帝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

西方人似乎理解不了为什么慈禧太后的地位在皇帝之上，认为这不合常理。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切和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人眼里，百善孝为先，长辈对晚辈永远具有权威性，晚辈也必须尊重和顺从长辈的意愿。这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关系（或者可以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准则，皇室家族也是如此，更应该起到榜样的作用。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强干的帝王之一，但从他颁布的诏令来看，那些措辞足以证明，他充分尊重和顺从太后的意愿，并接受那位杰出女性的“指令”，按照她的要求来行事，以表孝道。我们不必去问，康熙帝和其继任者在执政过程中是否真的恪守孝道准则。可能有时候他们只是在言辞上表现得谦恭孝敬，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很清楚，虔诚的言辞将对中国儒家文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这些文人的支持和忠诚对中国历朝的政局稳定至关重要。

有个例子能很好证明太后是如何施展权力的。道光二年（1822年）11月，朝廷颁布一项诏令，称皇帝已谨遵太后的旨意，册封皇妃佟佳氏为皇后。从此事可以看出，即便涉及按等级分封嫔妃这样的私事，决定权也在太后而不是皇帝手中。这类诏令司空见惯，毫不稀奇。宫中严格遵照惯例，只要太后健在，妃子的晋升事宜就如此进行。甚至就连皇帝的婚事也必须奉太后之命来操办，无论是遴选皇后还是确定婚期，都由太后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