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考（第4页）

六祖答词，列举七佛以来四十代传法世系。今将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传法世系表示如下：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诸祖与惠昕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两点：

（1）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2）敦煌本僧迦罗刹（33）与婆须蜜多，（34）此本两人的次第互倒。证以宗密所记，敦煌本是误倒的。此本不误。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契嵩作《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及《传法正宗定祖图》，于喜祐六年（1061）进上；次年，奉仁宗旨，收入藏经内。他的重要改定，是：

（1）改旧世系的第33人婆须蜜多为第七祖。

（2）删去旧世系的第32人优波掘多，因为他知道优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12代优婆掬多。

（3）删去旧世系的第34人僧伽罗刹，因为僧伽罗叉（即僧伽罗刹）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达摩。契嵩自称根据僧祐的《出三藏记》所收的萨婆多部世系，而僧祐所记僧伽罗刹在第29，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49。所以他不能不删去僧伽罗刹了（僧伽罗刹的年代，我曾考定为西历纪元2世纪的人。

（4）他删去了师子下面的四个人，改定为三人：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记》的弗若密多）、般若多罗（此即《出三藏记》的不若多罗）。

（5）敦煌本与惠昕本皆无弥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传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传世系，或有末田地而无弥遮迦，或有弥遮迦而无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从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干的事。今见惠昕本已这样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记》的萨婆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优婆掬多之上，正当旧表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为婆舍斯多。此名不见于唐人所传各表中，亦不见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这更可证我上文说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本。

惠昕本虽已改换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余各祖都与敦煌本相同，这又可见此本之近古了。但用此本与敦煌本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动，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临终的悬记，已可见惠昕增添了许多字句。惠昕自序说：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可见他不满意于古本。但他不曾说明他如何改动。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话，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为简。试比较敦煌本与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来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还不很多，不过2000字罢了。今试表《坛经》各本的字数，作一个比较：

（1）敦煌本12000字

（2）惠昕本14000字

（3）明藏本21000字

这可见惠昕加了不过2000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9000字了。这个比较表虽是约略的计算，已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我们试取一段，用这三本的文字作一个对勘表：

我们看这种对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宝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们不见敦煌古本与惠昕本，这种后世增改的痕迹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删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两首，惠昕本删并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临终时，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自达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颂，又续作二颂，共八颂，都是很恶劣的偈颂。惠昕本只存达摩一颂，惠能一颂，共删去了六颂。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改变古本面目，在文字技术上却是一进步。

他改变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说法的部分。他论坐禅两段之后的各部分，此本与敦煌本的次第不同，比较如下：

这种改动，大概是因为惠昕添入了“传香”一大段，故移“忏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传香，次忏悔，次发愿，次传无相戒，次说自性三身佛。这个顺序确是稍胜于原来的次第。后来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可证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最后，我们要指出惠昕与敦煌本的跋尾的异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如付山法，须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衣（依）承，于今不绝。

惠昕本跋尾云：

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中现也。

两本的传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道际——悟真

（惠昕本）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

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么样的解释呢？我想，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祖本大概成于神会和尚未死之前。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始攻击神秀门下的大师，宣传慧能的“顿宗”教义，竖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713年）后二十余年内的事。此经内有此事的预言，故其制作至早当在开元（713-741年）晚年，或天宝（742-755年）初年。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跃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745-753年），约当西历745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荷泽大师神会传》），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713年，神会死在760年。神会活了93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全唐文》卷327）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劾，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753），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昕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谥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昕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昕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