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经辨文（第1页）

第二篇　解经辨文

《四十二章经》考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是曾经成为问题的。梁任公先生有《〈四十二章经〉辨伪》一文，说此经撰人应具下列三条件：

（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

（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

（三）文学优美者。他说：“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梁先生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他又引僧祐《出三藏集记》云：

《四十二章经》，“《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梁先生结论云：

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在东晋之中晚矣。

汤锡予先生（用彤）论此事，曾说：

梁氏断定汉代未有《四十二章经》之翻译，则似亦不然。盖桓帝延熹九年，襄楷诣阙上书，内引佛道有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似指《四十二章经》内“树下一宿”之言。疏谓“天神遗浮屠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而经亦云“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云革囊众秽，尔来何为”。据此则襄楷之疏似引彼经。

然襄疏所引文字朴质，现存之经文辞华茂。梁氏据此，谓非汉人译经所可办。则是亦可有说。

盖《开元录》，载孙吴支谦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并注言“文义允正，辞旨可观”。则是经乃前后有二译：一则出于汉桓帝以前，为襄楷所见。一则译自支谦，想即现存之本。后人误传，标为汉译，故其文笔不似出汉人手也。

东晋道安经录未列入《四十二章经》，而祐录著录者，则亦有其说。盖《高僧传》曰，竺法兰所译，唯《四十二章经》流行江左。江左为支谦译经所在地，故僧祐、慧皎均得见之，而道安未至江左，未见支译，故未著录。是汉译此经必在此前已罕见，而僧祐、慧皎之时支译早误指为汉译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讲义》，页二——三）（编者按：“远流本”此处补有胡适按语：“适按，汤君后来定本，已大改动。他不信竺法兰之说，以为此系后起之说。”）

我相信汤锡予先生之说大致不误，所以我不怀疑《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也不怀疑现存之本为支谦改译本。

前天陈援庵先生（垣）给我一封信，说：

大著……信《四十二章经》为汉译，似太过。树下一宿，革囊盛秽，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

且襄楷上书，永平诏令，皆言浮屠，未尝言佛。故袁宏《后汉记》释曰：“浮屠，佛也。”《后汉书·西域传》论言“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称述”。据此则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因佛之初译为浮屠或浮图，犹耶稣之初译为移鼠或夷数，谟罕默德之初译为摩诃末或麻霞勿也。今《四十二章经》不言浮屠，或浮图，而数言佛，岂初译所应尔耶？

陈先生此书有一小误。我只认《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或辑本），襄楷在桓帝延熹九年上书已引用经文两事了。我并未指定现存的本子即是汉译本。

《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似无可疑。《牟子理惑论》作于汉末，已说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牟子博与支谦略同时（支谦译经在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西历222-235），而《理惑论》作于极南方，作者所指《四十二章经》当然是指支谦以前的本子。兰台石室之说自然是一种不足深信的传说，但此种传说也可以表示汉末的人对于此经的崇敬。

至于襄楷上书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两条，其第二事的文字与今本《四十二章经》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故唐人注此传即引经文为注。“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陈援庵先生以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此二事在后世成为佛家常谈，然而在后汉时，似未必已成常谈；依我所知，现存汉译诸经中，除《四十二章经》外，亦无有此二事。故襄楷引此二事，虽未必即是引此经，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经。

陈先生指出后汉人称佛皆言浮屠，或浮图，而今本《四十二章经》称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点。也许襄楷所见的经文里，佛皆称浮屠，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或者，难道这些旧译本都经过了后世佛教徒的改正，一律标准化了吗？或者，后汉时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图、复豆等等旧译名，而早已逐渐统一，通用“佛”的名称了吗？

这三种假定的解释之中，我倾向于接受第三个解释。最明显的证据是汉耒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经”，“佛寺”，“佛家”等名词，不须解释了。大概浮屠与浮图都是初期的译名。因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称。但初译之诸名，浮屠，浮图，复豆（鱼豢《魏略》作复立，《世说注》引作复豆，立是豆之误），都不如“佛陀”之名。“佛”字古音读but，译音最近原音；况且“佛”字可单用，因为佛字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适宜做一个新教之名；而“浮”、“复”等字皆有通行之本义，皆不可单行，“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诸译名之中，佛陀最合于“适者生存”的条件，其战胜旧译决非无故（试比较“基督”、“耶稣”、“天主”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单行的省称，“基督”、“天主”皆不能省称。“移鼠”、“夷数”之被淘汰，与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的时期。安世高与支娄迦谶诸人译经皆用此名，佛字就成为标准译名，也成为教中信徒的标准名称。从此以后，浮屠、浮图之称渐渐成为教外人相沿称呼佛教与佛之名，后来辗转演变，浮图等名渐失其本义而变成佛教塔寺之名。

总之，陈先生谓“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此说实不能成立。第一，现存之后汉译经无不称佛，说已见前。第二，《牟子理惑论》亦称佛，说亦已见前。第三，袁宏《后汉纪》于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条下说：“浮屠者，佛也”，这还可说是晋人的话。但同书延平元年记西域事，引班勇所记身毒国“修浮图道，不杀伐，弱而畏战”，其下云：

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

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此说如果不误，《东观记》起于明帝时，成于灵帝时，自是后汉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称了。第四，《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

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每沿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