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宝林传残本七卷（第3页）
皖公山山谷寺建立所谓隋薛道衡的《粲禅师碑》，大概是在楞伽宗的神秀门下普寂义福等人的势力最盛的时候，大概和上文提到的法琳的《可禅师碑》是同一个时期制造出来的假史料。
薛碑似已不可见了。独孤及的“舒州山谷寺隋故镜智禅师碑铭”（《毗陵集》九）明明提到：
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东薛公道衡，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继论撰之。
《毗陵集》此碑之后有两件附录：
一是大历七年（772）4月22日中书门下牒准南观察史张延赏“奉敕宜赐谥号镜智禅师……”的牒文（碑阴正文）。
一是独孤及碑的碑阴题记（无作者姓名）。
这两件碑阴都是可信的，因为那都是大历七年（772）立碑后的石刻。（《唐文粹》六十三也载独孤及此碑文，其后附有咸通二年［861］张延赏的曾孙张彦远的“碑阴记”，那是会昌毁法“塔与碑皆毁”之后咸通二年重刊碑文的题记，已在九十年后了。）碑阴题记中引了薛碑一段，房碑一段，参合讨论。其时三碑并存，故所引房碑一段六十二字可与《宝林传》载的房碑互相参校。碑阴文说：
薛碑曰，大师与同学定公南隐罗浮山，自后竟不知所终。其铭曰，留法眼兮长在，入罗浮兮不复还。据此，南游终不复此地也。
这可见薛道衡碑之作是很早的，其时楞伽宗（北宗）极盛，似有学者细细研究了道宣《续僧传》里关于达摩以下诸师的资料，请文人用薛道衡、法琳等人的名字作慧可、僧粲诸师的碑志，并且刻石建碑。如薛碑所记，即是用《道信传》的底子，其中无名的“二僧”，一个坐实了是僧粲，一个也有了名字，称为“定公”。但此碑还谨守《道信传》的结论，只说他们“南隐罗浮山，不知所终”。
此碑是楞伽宗的正统派建立的，故“南宗”的《宝林传》里不提他。《宝林传》此卷收有房琯做的《璨禅师碑文》。神会是房琯的朋友，故房琯此碑完全是用神会的见解——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的法统史的看法——来发挥的。《宋高僧传》的《慧能传》说：
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宋鼎的《能大师碑》，当时刻石建立的不止一处，大概洛阳荷泽寺，韶州曹溪山，邢州开元寺，各立此碑。会昌毁法时，诸碑皆毁，独中央政权达不到的邢州一碑尚存。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皆著录此碑。可惜此碑文现已亡失了）。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画图缋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
房琯的《六叶图序），我们已看不见了。但房琯的《璨禅师碑》的全文保存在《宝林传》里，凡有一千二字，还可以显示神会的见解用房琯的文字刻在石上。试引一段作例子：
如来以诸法付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迦叶］付阿难，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传印继明，累性一体。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
这里“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这十四字一句话，若不读我近三十年中校印出来的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敦煌写本，谁都读不懂其中的意思。在《南宗定是非论》里，有这一段问答：
远法师问：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复承谁后？又经几代？
［神会］和尚答：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当作“婆须密”，下同），须婆密承优婆崛，优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远法师问：据何得知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
和尚答：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又惠可禅师亲于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所说。（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胡适的新校完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页八四九。参看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卷三，页一七八——一七九。又参看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传”，第三章“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
神会误认了东晋晚年庐山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的首段（序）里的“达摩多罗”就是“菩提达摩”，这是一个根本错误。这个根本错误，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中国、韩国、日本的禅宗信徒到今天都不曾觉悟。庐山译的《禅经序》里略举了大迦叶以下“诸持法者”，只举了九个人，其中第八位是达摩多罗。神会误认了这个名单就是菩提达摩在印度的传法世系，这是第二大错误。他没有印度佛教史的知识，就没有想从释迦如来到菩提达摩，这一千多年，怎么止有八代！所以八代之说，不久就被驳倒了，推翻了。天宝以后，佛教各派系纷争法统，纷纷提出“菩提达摩以前在西国共有几代”的问题，有提出二十四代的，有提出二十五代的，有提出五十一代的。八代太少了，五十一代又嫌太多了，故后来渐渐归到“西天二十八祖”的说法。
但《宝林传》里的房琯碑文居然有“自迦叶至［璨］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的文字，恰与敦煌出土的两本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相印证。这一点就够证明此碑确是神会托房琯作的，也够证明此碑文是一件重要的史料。
试再引此碑的铭词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
我们若不知道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的西国传法自迦叶至达摩止有八人之说，也就不懂“圣者十人”的话了。
房碑是何时撰刻的呢？碑文中说：
洎皇唐天宝五载，有赵郡、李常，士林精爽，朝端向望，自河南少尹左迁同安郡别驾。怆经行之丘墟，慨茔垅之芜没。兴言改举，遐迩一辞。于是启坟开棺，积薪发火，灰烬之内，其老耿然。胫骨牙齿，全为舍利，坚润玉色，鉴铛金振，细圆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胜数。四众争趋，叹末曾有……宝塔肇兴，庄严云备。……非别驾李公，孰能权舆建立光若此者乎？
此卷在碑文之后，有叙事一长段，可与碑文参证：
天宝五载，乙酉之岁，（适按五载是丙戌，乙酉是四载。）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泽寺问神会和尚：“三祖师墓在何所？弟子往往闻说入罗浮而不还，虚［耶？］实耶？”和尚答曰，“夫但取文佳合韵，赞大道而无遗。若据实由，墓在舒州山谷寺北。”
是时李尹虽知所止，心上（尚）怀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玄宗敕贬李尹为舒州（即同安郡）别驾。至任三日，僧道等参李尹，李尹问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纲答，有。李尹问曰，寺后有三祖大师墓虚实？上座僧惠观答，实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与长史郑公及州县官僚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发棺而看，果有灵骨，便以阇维，光现数道。（阇维是火葬，即碑文说的“积薪发火”。）收得舍利三百余粒。李尹既见此瑞，遂舍俸禄，墓所起塔供养，一百余粒现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与东都荷泽寺神会和尚。和尚于浴堂院前起塔供养。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请供养。
这两段记述是很有趣味的。看李常问的“入罗浮而不还”，明明是所谓薛道衡碑的文字。神会答“文佳合韵”，也明明是指薛碑不可靠。此传说李常与神会问答在先，而李常贬舒州在后。但我们读《旧唐书》《玄宗本纪》及房琯、韦坚、李林甫诸传，可以明白房琯与李常都是天宝五载（746）七月为了韦坚李适之两案被李林甫贬谪的。房琯从给事中贬为宜春太守，李常从河南少尹贬为舒州别驾。宜春在今江西宜春县，与舒州相去不很远。大概在李常离开洛阳之前，神会就授意给他，要他发掘所谓“三祖墓”了。把两百年的“灵骨”掘出来火葬，得着舍利三百余粒，这都是预定的计划。所以我们猜想房琯作塔碑，可能是他在宜春太守任内的事，约在天宝五六年之间，刻碑可能也在那时候。
《宝林传》记房琯的官衔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琯作宰相是天宝十五年（756）七月的事，封清河郡公是至德二年（757）十二月的事。这都不是碑文上的官衔。独孤及在大历七年（772）作“三祖镜智禅师碑”，提到“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房公琯”，那是房琯死后追赠的官了。
1959年11月尾写成（收入《胡适手稿》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