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经辨文（第2页）

此等记载，若是完全孤证，尚可说是陈寿用的新名词；但证以后汉译经与《牟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佛之译名久已成立，故陈寿在魏、晋之间（生蜀汉建兴元年，死晋元康七年，223-297）屡用佛字，正是用后汉通用的名词记后汉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后汉史料。其实范书《西域传论》只是说两汉方志不记佛道之“精文善法导达之功”，与佛教徒所夸说的“神化”大不相同，为可疑耳。我们不当因此致疑后汉无佛之名词及记载。

现在回到《四十二章经》本题。

梁僧祐《出三藏集记》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的《众经目录》列《四十二章经》于“佛灭度后抄录集”之“西域圣贤抄集分”之下：

四十二章一卷，后汉永平年竺法兰等译。

隋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此经最详：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道安录无。出《旧录》及朱士行《汉录》。僧祐《出三藏集记》又载。

梁任公先生很怀疑这部《旧录》，他以为道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但他又推定《旧录》殆即支敏度的《经论都录》。他说：

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适按，长房录明说《旧录》与朱士行《汉录》均著录此经）。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四十二章）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

《旧录》即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梁先生的考证似无可疑。支敏度本在长安，晋成帝（326-342）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同过江（见《高僧传》四）。其时道安（死385）尚在少年。支敏度的《都录》作于道安《经录》之前，故僧祐称为《旧录》。若安录以前无著经录之人，则《旧录》之称为无意义。道安之录所以笼罩群录，全在他首创新例，“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僧祐录自序中赞安录之语），并不是因为以前无有经录。僧祐《续撰失译杂经录》自序云：“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著群录，独有安公。”此可见安录所以前无古人，在于考订群录，而不是因为他以前无著经录之人。

今考僧祐所引《旧录》著录各经年代最晚者为晋成帝时康法邃抄集的《正譬喻经》十卷。成帝以后译的经，无有引“旧录”的。这可见《旧录》确在道安经录之前。其时北方屡遭大乱，而江左粗安，丹阳一带本是后汉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后汉译经较多，或有支敏度见着而道安未见之本，亦不足怪（祐录多有“安录先阙”之经，并引安公自序“遭乱录散，小小错涉”以自解）。

《旧录》说此经是“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经目录列为“抄录集”。道安不著录此经，也许是因为此经是“撮要引俗”之作而不是译经。此可以见安录之谨严，而不足以证明此经为道安所未见。《牟子》所记，可证后汉末年确有此经，僧祐著录此经，其下云：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

此段全用《牟子理惑论》之文。《旧录》本明说此经系“撮要引俗”之作，而僧祐过信《理惑论》，故不用《旧录》之说。费长房始全引《旧录》之说，使我们知道《旧录》也是很谨严的经录，其态度谨慎过于僧祐。僧祐经录自序中也有“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于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的话；序中又说，“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张骞之使”。他这样尊崇此经，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之说了。

费长房《经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大唐内典录》与《开元录》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说，“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按《大唐内典录》第九：

东晋沙门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又撰《别录》一部。《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言似宋时）上卷三录：大乘经录第一，三乘通教录第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下卷七录：小乘经录第四，篇目阙本录第五，大小乘不判录第六，疑经录第七，律录第八，数录第九，论录第十。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长房所见《别录》，或是此录，僧祐似不曾见此录。

支谦译经部数，诸经录各不同：

僧祐录只载三十六部。

慧皎的《高僧传》只载四十九经。

长房此录有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

长房自己说：

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以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附今录。量前传录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经，似谦自译。在后所获，或正前翻多梵语者。然纪述闻见，意体少同；目录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渊旷，事方聚滴，既博搜见闻，故备列之。而谦译经典得义，辞旨文雅（皎传作“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此处“典”是“曲”之讹，又脱“圣”字），甚有硕才。

我们看长房所引“别录”记支谦《四十二章经》的话，应该注意两点：

第一，《别录》明说此是“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可见《别录》作者实见此经有“小异”的两个本子：其一他定为后汉译，其一他定为支谦译。

第二，《别录》明说支谦译本“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这又可见他所认为后汉译本必是文辞比较朴素简陋的本子。

汤锡予先生（文引见前）指出《高僧传》说竺法兰译的《四十二章经》流行江左，其实即是支谦译本，后人误传为汉译。汤先生认现存之本即是支谦本，我很赞同；费长房已疑心他所得的支谦译经“或正前翻多梵语者”，今本《四十二章》确可当“文义允正，辞句可观”之赞辞，可定为支谦改译之本。但依《别录》所记，似江左确另有旧译本，无可疑也。

1933年4月3日

附录一寄陈援庵先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