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学的发展02（第1页）

中国禅学的发展02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做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nl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五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什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做顿宗，主渐修的，叫做渐宗。那时涅槃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槃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槃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是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四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五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民国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讲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是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三世纪到四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五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般涅槃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当宋齐之际，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谓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化子教他们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满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西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当七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话难穷，励精盖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作疏或抄（抄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八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人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是：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的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到739，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上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往往心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的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