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说佛论史（第1页）

第一篇　说佛论史

《中古思想史》（节录）

佛教

一、在讲中国中古思想史第二期之先，应该先谈谈什么是佛教，并谈谈佛教本身的演变。

看Farquhar:OutlineiousLiteratureinIndia，此书从《吠陀》（Veda）时代叙起，直到近代，包括印度各种宗教运动，各述其沿革变迁，并略举各教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及产生时代。这是一部最方便的参考书。

又SirCharlesEliot:HinduismandBuddhism，凡三六册，也把佛教和印度教并举，叙述颇详明。参看本校钢和泰教授（Baroein）的《印度古宗教史》讲义（英文）。

二、在太古时代，一支阿利安民族（白人）从印度西北侵入印度，逐渐征服其地的黑色土人，遂建立了阿利安人的印度文化。他们带进来的宗教，都表现在最古一部分的《吠陀》书（Veda）里。他们崇拜许多大神，又有祭司专掌祀礼，最古的《吠陀》都是祠神的颂歌。其后凡祈祷之辞，乐歌之谱，祭祀的节文，迷忌的咒诵，都结成《吠陀》的一部分。祭司成为一种特殊阶级（婆罗门），与统治阶级（刹帝利）、商人（吠舍），及农奴（戍陀罗）成为四个阶级。胜利的白人与被征服的土人接触日久，文化杂糅，宗教渐渐混乱堕落，成为诵咒祠祷的繁琐宗教。《吠陀》的最晚的部分，所谓《森林书》（Aranyakas）与《奥义书》（Llpanishad），表示当时的宗教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意。遁世苦修，禅定冥想的风气，都在这时候发达起来；宗教的哲学也渐渐起来。这是佛教运动的背景。看Farquharpp。1-62。

三、佛教创始者乔答摩，生于北印度的释迦族。他的生年已不能正确考定，多数学者认为生于纪元前560左右，死于480左右，则是和孔子同时。但近年又有人说他死于纪元前543左右，那就早的多了。他的早年环境自是很安乐的贵族生活，后来忽受了很深刻的刺激，感觉人生不能避免老病死之苦，他就离开家庭，出来寻师修道。中间经过几年的苦修冥想，他忽然在树下大彻大悟，遂成佛道。佛是“觉”的意思。看EliotVolI，pp。129-176。看《长阿含经》一，《本行集经》七至三十。

四、佛成道后，即宣传他的教义，约八十岁时死。这个时期的佛教义，都很简单切近。其要旨为四谛（人生皆苦为苦谛，爱欲为苦之源为集谛，期于爱欲永尽为灭谛，出苦由正道为道谛），八正道（正见，正治，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五戒（杀生，偷盗，**，妄语，饮酒）等等。《增壹阿含》（十八）所述四法：（一）诸行无常，（二）诸行苦，（三）诸行无我，（四）涅槃永寂，初期佛教的精义大观不过如此。万物皆由地水火风和合而生，故无常，又无我。推无我之义，在一身应没有持续的灵魂，在宇宙应没有主宰的神。但佛教徒在初期已不能明白这种哲学，故一面充分容纳古印度传下的多神教，一面又容纳轮回与果报的旧说。古印度的瑜伽（Yoga）禅法也收在佛教里，成为八正道之一。四阿含之中，已甚少精到的教义，但见神话连篇。但在字里行间，尚可窥见原始佛教反对咒术，故迦叶兄弟归依之后即将咒术之具尽投水中；又提倡无量的慈爱，打破阶级制度，故初期释众多是平民。此等处尚可想象原始佛教的革命精神。

看《增壹阿含经》的《高幡品》《四意断品》《四谛品》等。参看Farquhar，pp。62-65。参看梁启超《说四阿含》（《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

五、佛死后约二百年，有阿育王（Asoka）建立大王国，武功甚盛。晚年他归依佛教，佛教遂大兴盛。阿育王（约前273-232）与秦始皇同时，他不但在国内大兴佛法，还派遣僧徒四出传播佛教。佛教从此成为世界的宗教。但传播愈远，流品愈杂，吸收的宗教迷信也愈多，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也就愈难保存了。看EliotI，pp。254-301，Farquhar，pp。66-73。

六、佛教徒在佛死后几百年中，时时起教义上的争论，遂分为许多宗派。最初分为（一）上座部与（二）大众部二部。其后上座部又陆续分八部，大众部又分十部，是为十八部，各部思想不同，经典也多不同。

看吉藏的《三论玄义》及窥基的《异部宗轮论述记》。吉藏早出，其书也比窥基更清楚明白。参看梁启超《读异部宗轮论述记》（《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Farquhar，pp。104-110。

七、所谓“小乘”与“大乘”之分，是逐渐起来的，故时代不分明，大致总在西历纪元的前后（Farquhar以为在纪元一世纪之末至二世纪之初，似乎太后了）。乘是一部车子，大乘只是一部更大的车子。佛教传播既远，异义增加了，那原来的小车子装不下了，不能不别寻一部更大的垃圾马车。Eliot说大乘佛教有七种特色：一信仰菩萨，二侧重度人济世，三信佛具神力并有多身。四唯心的哲学，五新出的大乘经典，六释神像及咒术的倾向，七阿弥陀佛的信仰。其实这七项在小乘经典里都已有了种子，无一项不是逐渐演变出来的。Farquhar说大乘有两大倾向：一者，佛教被印度教同化了，二者，旧日的戒律逐渐人间化了。遂使佛教更适合于上流印度人以及印度以外的各民族。此说较近事实。印度教化的倾向把原来佛教革命的精神完全毁灭了，咒术等等一律回来了，遂成一部无所不容的垃圾马车。但大乘佛教自有他的伟大精神。佛教大行之后，教中吸收了博学高明之士，如马鸣，如龙树等等，把他们的天才和学力贡献给佛教，造作种种伟大的经典，思想与文学天才都远胜于初期佛教徒，所以能为佛教史开一个新时代。看Farquhar，pp。111-118，Ehot，Ⅱ，3-62。

看《法华经》，晋译《华严经》的《净行品》与《迥向品》。《大般若经》太多了，可看《金刚经》及《般若纲要》。看《维摩诘经》，及《中论》《十二门论》《百论》。

佛教的输入时期

一、佛教的输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时代，其正确年代已不可考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一）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纪元65），楚王英已奉佛教，佛教的名词已有三个（浮屠，伊蒲塞，桑门）见于皇帝的诏书中了。（二）恰恰一百年后（165），桓帝在宫中祠浮屠、老子，佛教已进入皇宫了。（三）次年（166）即有襄楷上疏论宫中祠浮屠、老子之事。襄楷是个儒教方士而信奉琅邪人宫崇的太平道教的，他的疏中两次引用《四十二章经》，可见《四十二章经》在那时已流行了。（四）约当献帝初年（190），丹阳人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割据，大起浮屠寺，以铜为像，有重楼阁道，可容三干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这可证长江流域已有佛教。（五）同时交州有牟子博作《理惑论》，为佛教辩护，屡称引佛经，可证其时极南方与印度交通便利，佛教已大流行。

参看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梁先生此文辩《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为伪书，证据殊不足。看周叔迦《牟子丛残》。

看《后汉书》（七二）《楚王英传》；又（六十）《襄楷传》；又（一〇三）《陶谦传》。笮融的事，《三国志》（吴四）《刘繇传》最详，梁先生未考。

二、一二世纪中，佛书译出的都是小品，文字也不高明（《四十二章经》是例外）。到三世纪时，吴有支谦等，晋有竺法护等，译经很多，文字也因中国助手的润色，大致都可读。这时代正是中国士大夫爱谈《老子》《庄子》的时代，佛教的思想说空破有，以寂灭为归宿，正合当时士大夫的风尚。所以在三四两世纪之中，佛教思想渐渐成为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思想。看梁启超《佛典之翻译》。看《高僧传》卷一及卷四。

三、四五世纪之间，佛教出了三个很伟大的人物。遂在中国建立下了很深厚的基础。这三人是道安（死385），鸠摩罗什（死409），慧远（死416）。道安有三大贡献：第一，他注释旧译诸经，使文理会通，经义明显。第二，他撰佛经的目录，使后世可考据。第三，他制定僧尼轨范，垂为中国佛教的定则。他的高才博学，受当时的学者崇敬，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看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所收道安的经序。看《高僧传》（五）《道安传》。

四、鸠摩罗什是印度种，生于龟兹，少年博学，名满西域。吕光破龟兹（383），同他到凉州，住了十八年，姚兴征服吕氏，请他到长安（401-402）。他在中国先已住了近二十年，已通汉语，到长安后遂大兴译经事业，指挥门下名僧数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译出经论三百余卷。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译笔明白晓畅，打破当时的骈丽文体，创出一种朴素流利的语体，不加藻饰，自有真美。他译的《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所问经》《般若经》《金刚经》《遗教经》《禅法要解》《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至今一千五百多年，还是最可读的名著。他的弟子如僧睿、僧肇等，都成为大师。

看《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又（六至七）道融、僧睿、僧肇等传。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页一七一——一八七）。

五、慧远本是儒生，通儒书及老庄，二十一岁才出家，师事道安。后来他南游，开辟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一大中心。他招致外国大师，翻译经论；又与居士多人创立莲社，崇事阿弥陀佛，遂开净土宗派。当时桓玄当国，颇压迫佛教徒，要使沙门敬礼王者。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极力主张沙门遁世变俗，应“高尚其迹”。他的人格与声望为佛教抬高不少的地位。看《高僧传》（六）《慧远传》。

六、中国佛教到罗什、慧远的时代，根基已立，地位已高，人才已多，经典也已略完备，“输入时期”至此可算完成了。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

一、道安、鸠摩罗什与慧远都注重禅法。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谈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禅的理论最近于无为无欲，而禅的理想境界又最近于神仙。道安倡之，罗什、慧远继续提倡，五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遂倾向于禅学的方面。

看胡适《禅学古史考》及《佛教的禅法）（《文存》三集页三九五——四四八）。又僧祜《出三藏记集》六至十诸卷中的道安、慧远、慧观诸人的经序。

二、戒、定、慧，为佛法三门。戒是守律，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个旷达颓废的风气之中，忽然产出了严守戒律的佛教，岂不成了世间奇迹？如慧远岂不是守律最严的和尚？（看《高僧传》中慧远及僧彻传）但他议论佛法，终只是侧重禅（定）、智（慧）二途。智慧即是六波罗密中的“般若波罗密”。那个时代（四世纪五世纪之间），印度佛教正盛行龙树（Nagargana）一派的空宗，又称“中道”（madbgamaka）。他们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这一派的思想含有绝大的破坏性，有解放的功能。从二世纪之末以来，他们的经论（《般若》一系的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陆续输入中国。这种极端的假名论（nominalism），和中国魏晋时代反对名教，崇尚虚无的风气也最相投。所以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风靡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当时所谓“禅智”，所谓“定慧双修”，其所谓“慧”与“智”，大致只是这一派的思想。看《般若纲要》，及《中论》等。

三、五世纪前半，出了一个革命和尚，名叫道生（死于434）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他是绝顶聪明的世家之弟，又肯作深刻的思想，所以能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起来，细细考校。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是很重要的宣言。这就是说：“时候到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已得着了，那些符号可以丢掉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说“佛无净土”，说“一阐提人（itika，是不信佛法的人）皆得成佛”。这都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这“顿悟”两个字的大革命。当时的旧学大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他遂退居虎丘。后来大本《涅槃经》到南京，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于是生公的一个主张有了印证，他的“顿悟成佛”论也就有人信仰了。生公的顿悟论是中国思想对印度宗教的第一声抗议，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