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说赵括（第2页）
虽然吕祖谦说的和朱熹是两个话题，但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纸上说”，使其明确具备了光说不练、不切实际的贬义。
更别说陆游那两句著名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原本“纸上”所涵盖的专业，还只是释道儒等学术领域。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到了靖康之变后，战事上的接连失败和北土沦亡，让这一修辞的涵盖范围悄然扩大，别分出一条军事向的进化路线。
北宋晁说之有一首《悲秋》：“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笔秃却谈兵。”元常指的是三国书法和军事双料名家钟繇。诗中虽然没提到纸，但却用了“笔秃”来和“谈兵”做对比，暗指一事无成，与作者前句自嘲“一生成底事”正好呼应。
在晁说之这两句诗里，已经隐隐约约地完成了“纸上谈兵”的结构设计。就看后人何时完成“纸上”的修辞进化，然后把“笔秃”替换掉，与谈兵相联。
刘过《龙洲集》有歌云：“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这“纸上学六韬”之语，与谈兵已无大异。
其他诸如王庭珪有：“欲将笔力扛九鼎，纸上有说能平戎。”唐仲友有“势诚不便，力诚不及，轻戎之可也。又何纸上语之拘乎。”皆将纸上与兵事相联。
至蔡戡《定斋集》，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言论：“夫去病用兵，与孙吴合者多矣，岂真不学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后之为将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为战，我善为阵，孙武之法，纸上空言，不足观也。”他借评价霍去病，去嘲讽那些夸夸其谈的将领，其中就用到了“孙武之法，纸上空言”这一修辞。虽说反用其意，但已完全具备了纸上谈兵的种种内涵。
晁说之曾谏止钦宗不可弃汴京出狩，刘过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一战而取，王庭珪因作诗批判秦桧被流放岭南。唐仲友、蔡戡亦都是南宋名人。他们对政局普遍怀有焦灼之情，更痛感军事不利。因时政而情绪，以情绪抒修辞，不约而同以“纸上”相讽，实属正常——不过在进化过程中，和赵括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代表“纸上谈兵”的发明者是他们中的一人。只能证明在那个时代，这类用法已成为流行习语，结构和意象趋于成熟，就看什么人能把它真正采撷下来，明于之书了。
时间到了元末明初，当时有一位大儒叫做刘如孙。当时在他的《湘南杂咏》里，曾写过这么两句“鄂垣仅有湘南地，朝野犹夸纸上兵。”他汲取了晁说之的结构设计，袭用已在南宋酝酿成熟的修辞结构，终于翻新出我们所熟悉的表达形式：纸上兵。
有意思的是，刘如孙身处明初，历经战乱，故有此语。此后这一修辞并未大红大紫，有明两百多年一直籍籍无名，少有人引用。到了晚明乱世，这修辞出现频率陡然增加。
诸如郭之奇自称“臣怯於师中，而勇于纸上。”石文器有“谁筑道傍舍，难筹纸上兵。”等等。或以谦称，或以代画饼，用法不一。
“纸上谈兵”在这一时期还衍生出一个变化：想想看，纸上谈兵，那么谁看纸看得多呢？自然是书生，所以书生谈兵，一样不靠谱。陈子龙就自谦过，说“本职以书生谈兵，未协人望。”葛麟亦有云：“臣以书生谈兵，宜为人笑”。黄克缵《数马集》里，把这两种变化同时做过应用：“书生谈兵，不过纸上空言。”
郭、石、陈、葛、黄等人，几乎全是明季人物。郭之奇抗清至康熙年间方才身死；石文器闻明亡而素服哀号；陈子龙投水殉国，葛麟在卯湖与清军激战，中箭战死。惟有黄克缵稍早，是天启朝人物，擅长造炮。但他因为卷入三案争执，又入阉党东林之争，坚持理客中，为左右不容，心力交瘁被迫辞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忍见朝政不靖，想做点事却被猪队友伤透了心。
靖康之变，“纸上”开始谈兵；晚明乱世之交，纸上兵又一次频频现身。可见修辞兴废，和时局实在是密切相关。
两朝领袖钱谦益攒过一部《历朝诗集》，里面收录了刘如孙《湘南杂咏》，他对“纸上兵”这个用法印象很深刻。后来钱谦益给卓尔康写墓志铭，还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详于武备，人皆易之谓‘纸上兵法’耳”——不过这个算是贬义褒用。
有他带头，清代这种用法就更多了。华长卿有诗：“挟策休谈紙上兵，鬓眉豪气尚纵横”。黄文暘有：“遂成法家案，豈等帋上兵。”《孽海花》有“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张潮《幽梦影》：“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
谁最先把“纸上兵”变成“纸上谈兵”，已不可考，但大率迄于雍乾之间。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录，几乎都在这一时代。比如保培基的《西垣集》，黄云渡评注中就明确用了“纸上谈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语：“观其摺奏情词。不过纸上谈兵。其于实在机宜。未必有当。”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提目总要》评价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时说：“盖仿杜牧而作，不免纸上谈兵，徒为豪语。”后来在《平台纪略》后，也说“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
更别说《红楼梦》七十二回，黛玉湘云在凹晶馆联诗，妙玉把诗续完，黛玉湘云二人皆赞赏不已，说：“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可见这句话在雍乾之间已成为习语，从皇上到文人都用得不亦乐乎。后来还涌现出了一个异体用法，叫做“纸上谭兵”。谭，即是天方夜谭之谭。如魏源《圣武記》卷十二附录有：“今日动笑，紙上谭兵”；文廷式《文道希先生遗诗》有：“莫道牖中窥日，便堪纸上谭兵。”
但还是没人把“纸上谈兵”和赵括联系起来。
“纸上谈兵”和“赵括”，在修辞界各自为战，各有发展路径。两者虽然略有渊源，但从唐至宋，始终并行不交。它们之间，只有一个“书生谈兵”的用法，勉强可以作为联系交集。
两者之间的最早接触，是在明代。徐渭有自叙云：“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试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亦且数篇，使其有心于时，纵无实用即如赵括之空谈，亦谁为禁之者。”
这是以“纸（笔）上”喻空谈，并且联系到赵括的最早例证。不过徐渭的“笔之于书”，是实指而非虚指，所以硬说两者有关系，颇为勉强，最多算是雏形。
“纸上谈兵”和“赵括谈兵”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差不多要到晚清那会儿。朱云锦的《豫乘识小录序》：“据古人经行防守之地。谓某宜设屯田。某宜列堠戍。则尤为印板兵法。无异赵括之读父书。”
所谓“印板兵法”，其实是纸上谈兵的另一种表达，朱云锦在这一个修辞的后面，接了一句“无异赵括之读父书”，终于让两者发生了碰撞。赵括纸上谈兵，已隐隐要现出身形来。
同一时代的沈葆桢，也加了一把火：“以武乡侯之谨慎图功，尚因轻信马谡而至街亭之失；他若赵括能读父书而陷长平。昭远自比诸葛而失金蜀，殷浩人称奇士竟至一败涂地，房琯自夸车战不过纸上谈兵。”
殷浩是东晋清谈名士，能言善辩，但领兵打仗一塌糊涂；房琯是唐代宰相，带兵打仗时非要实行春秋车战之法，以牛车两千乘进攻，结果被叛军打成猪头。沈葆桢把赵括、马谡、殷浩、房琯四个归为一类，认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实战无能之辈，虽然“纸上谈兵”特指房琯，其实也同样在说其他三人。
房琯是唐人，纸上谈兵自然合乎情理。但毕竟这里面赵括名气最大，输的最惨，于是一来二去，便在赵括和纸上谈兵之间划上等号了。
可见至少在同光年间，“赵括”已经显示出了和“纸上谈兵”相互融合的迹象。究其本源，“赵括谈兵”和“纸上空谈”两组典故的结构不同，语意相近，就算用在一起，亦水到渠成之事，不足为怪。
从逻辑上说，未能尽览天下全书之前，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凿证据来回答“赵括纸上谈兵”始见于何处。但从相关元素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频率多寡，至少能初步判断出来一个大体脉络。“纸上”自南北朝始见，每天下变乱，即有进化，自空言到谈兵，至雍乾终成“纸上谈兵”，同光方见赵括。
至于民国、解放及至今日所谓“赵括纸上谈兵”，大体不离此渊薮。若是能明白这一修辞的前后源流，便会知道，这是用后进习语譬喻前人，并不意味赵括必须有纸上谈兵这一动作。虽有不妥，不算大错，只要别说实了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