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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说赵括

纸上谈兵，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典故。战国时代的大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连父亲都说不过他。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君主请赵括取代廉颇带兵，结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败，四十万人被秦兵坑杀。后人把赵括这种言过其实的行为，称为纸上谈兵。代指不切实际的空谈。

这个成语流传非常广泛，但如果仔细想想，它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矛盾。

赵括活跃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战国时代。而纸这种东西最早出现，是在西汉初年，真正大行于世，要等到东汉蔡伦的发明。战国时候没有纸，自然更不可能有纸上谈兵这种修辞。就算赵括再夸夸其谈，也只可能是简上谈兵、帛上谈兵。

那么纸上谈兵这句成语，到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又是怎么和赵括发生联系的？

关于赵括最详细的记载，是《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里面没有提及任何纸、简或者谈兵的字眼。此后历朝历代的人，都把赵括当成是志大才疏的典型案例——但不过无论评价有多狠，并没有人说赵括“纸上谈兵”。

他们对赵括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修辞元素上。

一是“读书”。比如蔺相如对赵括如此评价：“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勉强算是最接近“纸上谈兵”意象的原话，但载体不是纸，而是书。

唐代胡曾有《咏史诗·长平》：“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即是从蔺相如的这句话中化用。明代的大戏曲家王骥德在谈论作曲原则时，也曾拿赵括做比喻：“曲之尚法固矣，若仅如下算子、画格眼、垛死尸，则赵括之读父书。”

周亮工对此评价得更不客气：“今日挺之真有子，当年赵括岂无书。”

到了清代，周寿昌有诗云：“赵括论兵事，安石秉国钧。读书岂不多，卒误国与身。”诗作立意姑且不论，至少能看出赵括和“读书”这元素之间，已有了一个稳固的习惯用法，贯穿唐宋元明清几大朝代。

以至于经典蒙书《笠翁对韵》里，特意给留了一句总结：“帝业独兴　尽道汉高能用将；父书空读　谁言赵括善用兵。”

除了“读书”之外，另外一个修辞元素则是“谈兵”。

“谈兵”本身并无褒贬，但如果前缀加上赵括的话，意思与如今的“纸上谈兵”几乎契合。

比如唐代有一位李邕，李白那句“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指的就是他。他给别人写碑文，里面有一段文字颇为有名：“赵括论兵，多阙旧学，班固述史，实赖家书。”

到了宋代，兵法大师何去非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也专门提了一笔：“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南宋刘克莊也有同样的用法：“昔者赵括谈兵，父不能察，而秦兵轻之。”

当然，这个用法也并非一成不变。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里，提及种师道时，称赞其是“持重名将”、“不以口击贼者”，马上后面接了一句“昔赵括论兵，其父奢不能难，而奢谓括必败”。这是把“空口”和赵括建立起了联系。

到了元代，名臣张养浩曾在一份奏书中，对赵括谈兵的意义进行了相当详尽的阐释：“夫以赵括谈兵，意其料敌制胜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败者，正以两军之交，千变万化，未尝躬历其险，欲以三寸舌为战胜之具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

在这个阐释里，赵括除了谈兵之外，还多加了一个“三寸舌”的要素，其实是徐梦莘“空口”的变化之一。

后来这种用法在明代又产生了一个新变化：“不曾上马杀贼，安得哆口谈兵。”

这话是杨嗣昌说的，“哆口”即“开口”。大概他是感于自己在前方杀贼拼命，后头一群朝廷大员汹汹议论，才有此感慨。在他心目中，大概满朝皆是赵括，才有此感慨。

无论变化为何，总之“赵括谈（论）兵”这个组合，和“赵括读书”一样，已经形成了固定用法和意义。用清代赵藩在《邯郸杂咏》里的总结就是：“赵括谈兵计以疏”。历代说起赵括，无非谈兵、读书、论兵、辩博、狂躁、侈谈、口舌、徒读等语。

但这些修辞，始终跟纸没什么关系。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纸上谈兵”又是怎么回事。

“纸上谈兵”，是把“不切实际”的抽象意义具现化到了“纸上”，从而构成一个隐晦的比拟，并明确指向军事专业。这一修辞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就像从海藻到恐龙一样，有一个颇为漫长的进化过程。

“纸上”原本是个中性词，仅指记录，并微微有褒义，理论上是有机会享有竹简一样“名留汗青”的修辞待遇。可因为它质地太过轻薄，反而走向反面。

梁代陶弘景《登真隐诀序》：“屡见有人得两三卷书，五六条事，谓理尽纸上，便入山修用动积，岁月愈久愈昏。”虽然陶弘景批评的其实是“理未尽纸上”之人，并非否定纸上的价值，但整句话里已隐隐把纸与实践对立起来。

到了唐代《禅林宝训》，把这条修辞彻底定了性：“昔达观颖初见石门聪和尚。室中驰骋口舌之辩。聪曰：子之所说乃纸上语。”旁有注解：“学者不可泥于文字语言，盖文字语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门，不能出言象之表。”

于是“纸上”修辞从唐宋以降，一路堕落，几成习语。如陈埴《木钟集》：“法真圆机之士，非纸上之空言之也。”洪迈《容斋随笔》：“乃知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可见纸这个载体，已和“空言”、“陈迹”牢牢地挂上了钩，再也甩不脱了。

到了南宋，儒家也加入黑“纸上”的大合唱中。《朱子语类》里曾有教诲：“专做时文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话说的很漂亮，但做起事来却不廉不义。他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称之为“纸上说”。

同一时代的吕祖谦，也有类似的说法：“要得亲切，须是论世。论者讲论之谓，若不讲论，只是纸上说。然自秦汉?虞唐，以变诈之人看淳厚之时，如何看得，必须是身处唐虞之时，与尧舜皋陶之徒为友，方是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