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道渊源（第1页）

禅道渊源

禅与茶的联系不言而喻。前文业已谈及，茶道乃禅宗仪轨之延展。而道家始祖老子，也与茶的历史关系甚密。在记载这项风俗起源的中国古代启蒙典籍中，明确提到向宾客奉茶的习俗正是始自老子的高足关尹[1]，他曾在函谷关城门外向“老君”奉上一杯金色的长生不老药。我们无意过于纠结这些故事的真伪，类似的传说至少确认了道家在很早之前就有了饮茶的传统，因而颇具史料价值。不过，我们对道家与禅宗的兴趣，主要在于它们的思想蕴含着关乎生命与艺术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于茶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也曾有过一些值得称许的尝试，但迄今为止，道家与禅宗的教义皆未系统完整地以任何外文的形式呈现过。

翻译是一种背叛。如某个明朝文人所描述的那样，翻译最多只是锦绣的背面——所有的线迹皆在，但色泽与设计的精妙尽失。[2]然而话说回来，又有哪种伟大的教义能被轻易解读与转述？古代圣贤的教诲从来不是体系严谨、井然有序的。他们的言语常自相矛盾，因为怕过于明确的论断会引起对真理的误解。他们如愚人般讲话，却把听众变成了智者。老子曾以他的老子式幽默说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3]

道，其字面意义为“路径”。关于道的翻译多种多样，它被翻译成“道路”（theway）、“绝对真理”（theabsolute）、“法则”（thelaw）、“自然”（nature）、“至理”（supremereason）与“方法”（themode）。这些译法都没有错，只不过道家根据描述主题的不同，赋予“道”不同的意义。老子如此描述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4]此中所述之道超越了“路径”的含义，它是一种“通路”，它是宇宙变易的精神所在——永恒的增进、永恒的新生。它如道家钟爱的龙图腾一样盘首，又如云彩聚散自由。道，或许可以称为“大易”。主观地说，它可称为“宇宙之气”，其绝对即是相对。

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道家，就如同它正统的后继者禅宗一样，展示了当时中国南方的个人主义思潮，这与北方以儒家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思潮形成了某种对峙。当时这中土之国疆域与欧洲对等，两条大河穿越而过，将中国划分成特性迥异的两个区域。长江与黄河，可以说类似于欧洲的地中海与波罗的海。尽管已统一了几个世纪，南北两地在思维与信仰上仍旧存在诸多差异，就像拉丁民族与条顿民族（日耳曼人的一支）一样。在古代，尤其是封建时代，沟通比现在更为不便，于是思维差异也更为严重。因此，一个地域的艺术与诗歌所生长的土壤，同另一个地域便截然不同。在老子与他的后继者身上，在长江流域自然诗派的先行者屈原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他们同时代的北方文人所追寻的乏味的伦理标签大相径庭。而老子，要先于基督教时代五百年。

道家思想的萌芽，在老子（另名聃，长耳之意[5]）之前就早已存在。很多中国的早期文献，特别是《易经》，都预示了道家思想的萌芽。公元前16世纪[6]周朝建立后，对中华文明古典时代的律法与礼俗的尊崇达到顶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受到抑制。直到周朝土崩瓦解，无数独立小国纷纷建立，个人主义之花才得以绚烂于自由思想的沃土之中。老子和庄子都来自中国南方，都是新思潮最伟大的倡导者。而另一面，孔子与其众多弟子则力图保持上古之统。因此，倘若不了解儒家背景，道家使很难被理解的，反之亦然。

前文曾提到过，道家思想中的绝对是一种相对概念。在伦理上，道家痛骂法律与道德规范，因为对他们来说，善恶是非乃是相对的概念。定义是一种限制——“固定”或者“不变”只是表述了增进的暂时停歇。屈原写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7]我们的道德标准，建立在社会过去需要的基础上，难道社会需要总是一成不变吗？对社会传统的遵循，往往以不断牺牲个体、成全整体为代价。而教育，为了保持这强大的虚幻的道德体系，纵容和鼓励了这种无知。人们所受教育，其实并非德行的教育，而是行为规范的教育。我们的自我意识膨胀得可怕，将道德都丧尽了。我们害怕告诉他人真相，故我们借用道德的伪装；我们害怕告诉自己真相，故我们藏匿于虚名。当世界本身荒谬不堪，我们如何对之报以严肃的态度？看那些无处不在的交易。名誉！贞洁！那些心满意足的商贩，正在兜售善良，贩卖真相。甚至连所谓的信仰，也可以用金钱买卖。它们其实本就是些寻常的道德规矩，不过是用香花与唱颂装点得像模像样罢了。倘若把这些装饰物统统夺去，这些宗教殿堂还能剩下些什么呢？一张天堂券、一份良民证——价格异常低廉，所以这乌七八糟的“信仰”竟有如此惊人的繁荣。快快藏起自己的锋芒吧，如果你的才学被世界知晓，你将马上被公开拍卖，落入出价最高者之手。为什么世间的男男女女那么热衷于推销自己？这难道不是源自奴隶时代的本能？

道家思想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它在引领了接下去的思想风潮，更在于它突破了当时主流的思维体系。在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并形成“中国”这个名字的秦朝，道家是一股相当活跃的力量。如果我们有时间去罗列它对于当时思想家、数学家、法家、玄学家、炼丹家，以及后来长江流域的自然派诗人的影响，一定相当有意思。我们甚至不应忽略以“名相”为思考对象的名家，他们质疑白马是因其色而存在，还是因其形而存在。[8]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六朝的清谈之士，他们像禅宗哲人一样，沉浸于纯粹世界与抽象世界的思辩之中。[9]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向道家致敬，因为它为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作了诸多贡献，使之拥有了“温润如玉”[10]的审慎节制与优雅精致。无论是王族还是隐士，道家信徒们都恪守着道家信条，而产生了各式各样妙趣横生的故事。这些不可思议的奇闻轶事、寓意与警句，将趣味与教化融合在一起。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与那个未有过丝毫忧愁的皇帝促膝而谈，他未尝出生所以不曾逝去；我们可随列子御风而行，去追寻那绝对的宁静，因为我们本身即是风[11]；我们也可以与河上公在半空驻留，他遨游于天与地之间，却既不属于天亦不归于地……[12]尽管现今中国的道教已经偏离了本来面目，变得荒诞不经，我们仍旧可以尽享这些不可思议的传说，尽享这些在其他宗教中不可能找到的丰饶想象。

然而，道家对亚洲人生活所作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美学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将道家看作“处世之道”，因为它对应现世，对应自身。正是在我们自身上，神性与本能相遇，昨日从明日中分离。当下，是流转的永恒；此刻，是相对的所在。相对追求调适，调适便是艺术。生命的艺术，就在于对周遭环境的不断的重新调适。不同于儒家与佛教，道家是接受这个俗世的，它试图从这个烦扰的世界中挖掘出美妙来。宋代曾有三圣品醋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儒、释、道三种教义的不同导向。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站在一坛子醋面前，醋是生活的象征。他们都用手指蘸醋之后放在嘴里品尝。实事求是的孔子发现醋是酸的，佛祖宣称它是苦的，而老子则断言它是甜的。[13]道家主张，如果人们能够从整体思考，恪守物我的和谐统一，那么人生之戏将会更加精彩。保持事物的分寸感，给他人以生存驰骋的空间，而自己的空间亦丝毫不损，这便是在俗世的浮烟中成功的秘密。为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须知晓这人生大戏的全貌；整体的概念是决不能失于个体之中的。老子最喜欢用“空”的隐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只有在空性之中才有真正的精髓。比如屋子的实质是被屋瓦砖墙包围的空间，而非屋瓦砖墙本身。水瓢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空而可以盛水，而非水瓢的形态与质地。“空”无所不能，因之无所不包。只有在“空”之中，运动才成为可能。倘若有人能够虚怀若谷，包容万物，万物不因他有所止碍，那么他已然是一切的主宰。整体，总是能够主宰局部的。

这些道家思想，对我们行动的指导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包括了剑术与相扑运动。日本的一种自卫防御术柔术[14]，其名字就来源于《道德经》中的一篇。在柔术的角逐中，参与者通过不抵抗而耗尽对方的体力，而善于保存自己体力的，便能在最终的战斗中赢得胜利。这个重要原则同样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暗示性留白之中。艺术品的这种欲言又止，抑或未尽其言，给了观赏者自行填补它的机会。这样，你的视线不可抗拒地被那伟大的画作攫取了，直到你融化在画作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那些“空”的所在，就在那里等你去融入，并填满自我所有的美感心绪。

彻悟生命艺术的大师，便是道家所说的“真人”。初生时他来到世间，进入了幻梦堆砌而成的王国，而只有死亡才使他梦醒回到本初的实在。他锻造自己的光亮，为的是将自己融入世界的晦暗不明。他“小心翼翼，像冬日涉溪而过；谨小慎微，怕惊扰了四方邻人；恭敬有礼，像宾客赴宴；战战兢兢，像冰面即将消融；宽厚敦柔，像未曾雕琢的木材；虚静旷达，像幽密包容的山谷；无形无状，像湍急混沌的流水”[15]。对他来说，生命中的珍宝三件，即为“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16]。

倘若我们把目光转向禅宗，我们会发现它正强调了道家的教诲。禅，来源于梵文“禅那”（Dhyana），它的意思是冥想静思。禅宗主张，通过静坐观想可以证得无上智慧。禅定，是成佛悟道的六度[17]之一。禅宗弟子认为，释迦牟尼在他晚年的教导中对这个修行方式作了特殊的强调，并将修禅的方法传授给了他的大弟子迦叶。迦叶[18]，即禅宗的初祖，将此法传给了二祖阿难[19]，阿难又将衣钵传给历代祖师，直到二十八代弟子菩提达摩[20]。达摩于6世纪上叶来到中国的北方，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关于祖师们以及他们的教诲，已没有多少确凿的资料记载可循。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早期禅宗，一方面与龙树[21]的印度式否定论有着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又同商羯罗[22]建立的智慧哲学有一定渊源。现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禅的传布，要归功于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637—713）[23]。他是南禅的创始人，因该宗盛行于中国南方，故称为南禅。慧能之后，马祖道一大师（788年卒）[24]继续弘扬禅宗，他使禅的影响力渗透中国民众的生活。马祖的弟子百丈禅师（719—814）[25]建立起了第一个禅寺，并为它的治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仪轨。从马祖禅师之后的禅辩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江流域的个体主义思想，已经取代了早先的印度式理想主义，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思维模式。无论禅与道之间有多少门派之别，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南禅思想，与老子教诲及道教清谈派的相似性置若罔闻。《道德经》中提及了凝神专注的重要性，以及正确调息的必要性，而这个正是坐禅的要点。关于《道德经》最佳的注疏，也是出自禅门学者之手。

禅宗，如同道家，也崇拜相对的世界。曾有禅师如此定义：禅，是一种“面南观北斗”的艺术。[26]只有通达相对的一面，真实才能被理解。禅宗也是个人主义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又与道家不谋而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祖慧能曾见两僧观看寺塔的经幡在风中飞扬。一个说“风动”，另一个说“幡动”。然而慧能对他们解释说，真正在动的，既不是风，也不是经幡，而是他们的心。[27]百丈怀海曾与弟子行走在林中，忽见一只野兔仓皇而逃。“为何它要逃走？”百丈问弟子。“因为它惊惧。”弟子说。“错，”大师说道，“是因为你好杀。”[28]这段对话让人想到庄子的另一个故事。一日庄子携友沿河而行，庄子看到河中游鱼说：“鱼在水中游得多么畅快啊。”朋友反驳道：“你不是鱼，怎知鱼的畅快？”“你不是我，怎知我不知道鱼的畅快呢？”庄子如是回答。[29]

正如道家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一样，禅宗常常挑战正统佛门清规。禅宗思想具有深刻的洞察，故而言语成了思维的障碍；后人的不同解读，使佛教经典的旨意含糊不定。禅宗的追随者，意在与事物的内在本质进行直接的对话，而所有外在附着之物，都是彻底了悟真理的阻碍。传统佛教如同精工细作的工笔彩绘，而禅宗对抽象奥秘之爱，使得它如同一幅纯粹的黑白水墨。一些禅师甚至竭力从自性中挖掘佛性，不尊佛像，不重仪轨，成为了宗教叛逆的先锋。曾有一个寒冷的冬日，丹霞禅师把庙里的木佛劈了，用来烧火取暖。在旁看热闹的人吓坏了，说道：“你怎可如此亵渎神明！”“我想要从木佛里烧出舍利子来呀。”路人生气地反驳道：“木佛里怎能烧出舍利子啊！”丹霞则回答说：“既然烧不出来，那它就不是佛。既然不是佛，我又怎么亵渎了神明呢？”说着，他顾自烤起火来。[30]

禅宗提倡中道，认同俗世与精神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这是它对东方思想的特殊贡献。禅宗认为，从事物的绝对属性看，万物无大小之别，一沙即一世界。一个孜求圆满的人，必能在自己的俗世生活中看到他灵魂之光的印迹。从这一点来说，禅寺的组织管理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住持外，所有僧众都被分配了照看寺院的特定工作。而奇怪的是，小沙弥们的工作一般比较清闲；而资历最高、最受敬重的和尚，却干着最卑微最繁重的活。这些事务形成了丛林清规的一部分，无论工作多么琐碎微细，都必须完美无缺地完成。这样，许多深刻的禅辩，就在园中除草、厨房择菜与沏茶奉茶的过程中发生了。茶道的全部理想，实为禅宗从微小之处见伟大这一观念的缩影。道家奠定了茶道美学理想的基础，而禅宗，则将这一理想付诸了实践。

[1]此关尹为以官代名。关是指老子出函谷关的关，守关的人叫作关令尹，名字叫作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西出函谷关。函谷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其留下《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

[2]该处所引应出自北宋僧人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卷第三《译经篇》：“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作者所述明代文人有误。

[3]语出《老子》第四十一章。意思是，根器愚钝之人听闻道，则嘲笑之；若不嘲笑，便不是真正的道了。

[4]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意思是，有一个东西是浑然一体的，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出生。寂然无声，虚寥无形，独自确立而不可改变，周期运行而不会停止，可以成为天下的源头。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叫它“道”，再勉强取名为“大”。广大而流逝，流逝而遥远，遥远而回返本原。

[5]老子姓李名耳，字或谥伯阳，或曰老聃，盖“李”与“老”古音同，“耳”与“聃”字义相应。关于老子名字的考据，学术界尚未有定论。

[6]周朝建于公元前11世纪，而非公元前16世纪。此处乃作者误。

[7]语出《渔父》。意思是，圣人不固守客观时事，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而变化。实际上这是渔夫劝屈原随波逐流的话。而屈原则坚持“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