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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看教堂
一
外国人说在中国旅游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中国人在欧洲旅游则是“白天看教堂，晚上中餐馆”。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反映出相互的陌生与不理解。我在初接触教堂时总有一种怪异、神秘的感觉，不愿多看，也不愿细想。但是在欧洲，几乎一抬头就见教堂，主人一安排参观名胜，就是教堂，就像我们出门见绿树、做客必饮茶一样平常，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这次到意大利访问，又勾起了许多关于教堂的联想。
基督教的起源在公元一世纪。那时，现在的意大利一带连年征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于是就有救苦救难的基督出现。这也算顺乎民心，是小民幻想和憧憬的表现。算到现在已有两千年，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还要老。
什么东西都怕老，一老就有了资格，有了说法，有了附会、寄托和蕴藉。比如一棵老树，虬枝拂云，浓荫蔽日，有风吹鸟衔的种子落在糙皮枝缝间，又生出些杂花绿草，甚而树上再长出一棵树。树枝上噪暮鸦，枯洞里宿野狐。有好事者就来附会鬼仙，寄托精神，披红献祭，焚香顶礼，它就成了一棵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树。但这必须是老树，越老、越枯、越怪就越好，亭亭小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我把欧洲的教堂就比作这样一棵树，你总能从它身上读出许多树以外的东西。树的主干是政治，是哲学，是世界观。本来一种宗教就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并又依此有了对现实世界的做法。当我在梵蒂冈参观时，立即感到它对世界的影响和干预。
那天正赶上一个月末的星期日，每月只有这一天梵蒂冈宫才对外开放。我们去得早，圣彼得堡外广场上还没有什么人，我环顾四周，隐隐感到一种王气、霸气。这里虽是宗教建筑，但绝没有五台山、峨眉山上绿树映古寺的世外之感，也没有灵隐寺里青烟绕红烛的世俗之情。教堂的正面八根大理石柱巍然矗立，就差没有盘龙在上了，而宽敞的台阶，深幽的门庭，简直就是一座君临天下的皇宫大殿。殿的左右两侧伸出两个弧形的石柱长廊，作环抱状，揽着一个广场，有囊括宇内、怀抱四海之势。这种建筑构思哪里是消极出世的宗教，简直就是积极入世的帝王。
事实上在欧洲，在地中海沿岸，从古代起教皇和世皇就在斗，争夺治民之权，斗得难分难解，教会干预政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公元七五六年，法兰克国王丕平为酬谢罗马教皇助他登上王位，将新夺得的意大利中部大片土地赠给教皇，史称“丕平赠土”。从此，只统治精神世界的教皇也有了土地、臣民、军队、赋税，有滋有味地做起了既有精神又有物质的真皇帝。历史上也多了一个新名词：教皇国。欧洲的政治纠纷、军事争夺、王室更替，甚至科学、思想领域，它都要干预，直到为新国王行加冕礼，其权势到十三世纪达到顶峰。
一八七〇年，意大利下决心收复了罗马城四周的教皇领土，教皇避居城西北角的梵蒂冈，直到一九二九年，墨索里尼才和教廷正式签订了条约，承认这个独立的梵蒂冈国。梵蒂冈的正式居民只有一千人，但有自己的军队、报纸，还发行邮票。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远远超出它这个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的国界，世界上几乎凡有基督教的地方都有它的影子。
我们从梵蒂冈宫出来时，正逢教皇难得的一次出来与教民见面，据说是在哪一个阳台上，白云仙鹤，幽幽邈邈，不见其人，只听见麦克风里隐隐嗡嗡的声音，而我们来时空旷的广场上已是一片黑压压静悄悄的人群。后来我们进去看圣彼得教堂。教堂内富丽堂皇，游人如织，自是一番景象。但是在这热闹之中还有数处恬静，就是立于墙角的几个忏悔室，每个室前默默地排着一行人，最前面的一位已经跪伏在窗下，听着布帘后不识其面的神父为自己做心理解剖。
看着这巍峨如皇宫的教堂，这教堂内外虔诚的大众，你不得不承认宗教是一种力量，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势力。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段妙论：“盛行于罗马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崇拜，都被人民看作同等的正确，哲学家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荒谬，而地方行政官则把它们看作同等的有用。”宗教和政治从来是联姻的，见不得又离不得，互相利用的。
佛教在中国也曾走过同样的路，一时被皇帝利用，封什么护国禅寺、国师，拨给土地、佃户，一时又灭佛烧庙。同是一个唐朝，宪宗时耗资动众，修塔建庙，大迎佛骨，甚至误导百姓倾囊捐银，断臂焦指，以表虔诚。韩愈就因上书反对此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到武宗时就来一个全国灭佛运动，庙宇统统烧光，弄得我们现在考古，研究唐以前的古建筑都很难。这种忽而捧之、忽而摧之，全是利益之争、权术之用。宗教也就忽明忽暗，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幽灵。
我在梵蒂冈城里散步，时而觉得梵蒂冈宫和圣彼得教堂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辉煌，时而又觉得它向隅而泣，在咀嚼历史的凄凉。你看教堂阴沉的身影，墙壁、穹顶上那被风雨冲刷的斑痕，它倒像一个历经宦海沉浮的政客。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狡猾而又宽容地笼络民众，拼死地和政敌搏斗，所以才这样伤痕累累，面色冷峻。
二
宗教为了控制信徒，首先要制造理论，要建立体系，要培养和训练神职人员。因此就要垄断文化，学文化必须进神学院、修道院。现在亚洲有些地方还是小孩子学文化必须进庙。但是人一有了文化，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所以有一种看似奇怪但又不无道理的现象，教会总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
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个圆球。教会恨得牙根痒，判他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在神学院研究出一个“日心说”，被恩格斯称为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十五岁进修道院，二十五岁当神父，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勇敢宣传，最后被教会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工作了八年，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就是我们中国唐朝也有个叫一行的和尚，在庙里研究天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到一九七七年，国际天文界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但是恩恩怨怨纠缠最深的要数伽利略与罗马教会了。
中学读物理时，就知道了伽利略和他做实验的比萨斜塔。老实说，这次到意大利，最想看的就是这个斜塔，但是万没想到它也是一座教堂建筑。
大约在十世纪时，比萨小国在与邻邦作战时得胜，抢掠了大量财富，为炫耀胜利，便要建一个圣迹广场。广场上当然少不了一座宗教建筑，就设计了一座教堂、一个大礼拜堂和一座塔。大约是建塔的钱来得不干净，塔建到三层时就发现向南倾斜，只好停工。又过了九十四年，比萨人不死心，又接着往上盖，并且把每层倾斜一方的柱子加长一点，约到一二六八年终于建成，但仍然是个斜塔。于是这塔就再也没有别的名字，而以“斜塔”显于世、名于世了。
当时意大利各城国正在纷纷进行建筑比赛，名作高手，群星灿烂，以至于现在我们仍将这个半岛视为建筑博物馆。但无论是以后的达·芬奇，还是米开朗琪罗，无论是现在仍占据世界第一的圣彼得堡教堂，还是占据第二的圣母大教堂，任何高手也没有这样的绝笔，因为谁也不敢与之比“斜”，现在塔顶仍比中轴线偏斜四点八九米。它就这样巍巍然一直矗立了八百年，真是蚌病成珠，牛黄成宝，世上的事常歪打正着，斜塔反而名声远播，到现在每天来瞻仰的游客十万人众，为它的子孙赚着大把大把的银子。
前面说过，在斜塔建成前后，其他教堂里已经出现过培根、哥白尼、布鲁诺等这些上帝的叛逆。到这塔建成三百年时，一天，塔下走来一个年轻人，这就是比萨大学的教授伽利略。他手里握着大小两只铁球，他要借这举世闻名的斜塔，揭穿一个曾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过去人们总认为物体从空中落下来时是重物比轻物快，伽利略则认为不管对错，只能靠实践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