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来七里槐（第2页）
史学家李文海撰写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万里赤地》中记载，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北方大旱以河南为最，全省一百一十八个县，受灾的有一百一十二个，灾民三千五百万。而河南又以这棵老槐所在的豫西为最。连续两年颗粒不收，杨、柳、椿、榆、槐等树，叶被捋光，皮被剥尽。将树叶吃完后，灾民只好去吃细土，人即滞塞而死。大灾接连瘟疫，天灾引发匪患，民不聊生。陕县一带出现“僵尸盈路，死亡载道”。
是年，上海《申报》文章载《豫灾惨状之一斑》：“一男子担两筐，内卧赤体小儿两个，污垢积体，不辨肤色，辗转筐内，吚呀求食。其男子见人即呼，愿以二十串钱卖此二子，言之声泪俱下。”当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省赈务会主席的张钫（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南京向蒋介石面陈灾情。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间以张的名义发出的求救电文达五十多件。一九三〇年天津《益世报》载《中原风声鹤唳，张钫为民请命》。在这场大饥荒中古槐与饥民同为乱世所扰，烈日所烤，疫气所蒸。兵匪过其下，乌鸦噪其上，尘垢裹其身。灾民无奈，又再一次对老树捋叶剥皮。唐槐又一次地死去活来。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为阻日军南侵，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虽暂挫日军，但中州大地也顿成一片沙漠，年年旱灾、蝗灾不断。一九四二年又现史上少见之大灾。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但这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并一味掩饰。二月初重庆《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闻讯后，即冲破阻力在当地传教士的帮助下到灾区采访。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野狗任意啃咬。他拍了多幅照片，将这场大饥荒公布于世。这次大饥荒更甚于民国十八年，死亡人数达三百万之多!这一切都发生在老槐树的脚下。树与人同难，已被捋叶剥皮的老槐，眼看树下死尸横陈，耳听远方哀鸿遍野，再一次地痛彻骨髓，死去活来。人活脸，树活皮，树木全靠表皮输送水分养分。天大旱地无水，水分何来？人饿疯又剥其皮，它还怎得生存？于是树内慢慢朽出大大小小的空洞，而主干上也只剩下了些横七竖八的枯枝。
更可怕的是在这老树下发生的不仅是天灾，更有人祸。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向中国腹地步步侵入。并且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惨案。近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许多史料又被重新发现。一九四四年春，日寇集中侵华战争以来的最大兵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对中国豫湘桂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河南首当其冲。而这老槐树下的“灵（宝）陕（县）之战”又是河南战役中规模最大、最为残酷之战。
河南文史资料载，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军截获大批逃难民众，便将河南大学、各中学女生及军队女眷五百多人，赶到卢氏县外的洛河河滩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剥衣裤，裸卧沙滩，恣意**，然后又割乳、剖腹，全部杀死。凄厉哭号之声，惨不忍闻。史称“卢氏惨案”。这年夏天，日军又将中条山战役中俘虏的两千多名中国军人押到三门峡市北的会兴镇山西会馆内，取名为“豫西俘虏营”。日军不顾国际公约，肆无忌惮地折磨俘虏。每天每人只配给四两发霉的小米，强迫干重体力劳动。如有伤病，就用刺刀捅死，扔进沟壑。只一次就逼迫四百名丧失劳动力的俘虏，每人挖坑一个，然后推入坑内活埋。这次战役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五十七军第八师副师长王剑岳将军阵亡。（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民政部第三二七号公告，公布了第一批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他们荣列其中。）老槐目睹了这一幕，青筋暴突，两眼冒火，恨不能拔拳相助，可它这时也已极度衰弱，只能陪我可怜的同胞忍受这空前的民族大耻辱。老泪横流，痛不欲生。
五
这老槐经历的最后一难是“文革”之乱，“文革”中最响的口号是“打倒刘、邓”，这两人又都与老槐有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当这株唐槐经历了千年的风雨，身心交瘁，孤守驿道时，眼前突然一亮，路上从西向东走过一个瘦高个的人，还有几个随从，都穿着过去从未见过的八路军的衣服。这人就是刘少奇，他从延安过来，要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中共和八路军在河南的工作。
他从树下走过，踏着这条千年古道，一直走进渑池八路军兵站，在这里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里写成了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办了两期特训班，进行讲授。当年这一带属卫立煌管辖的一战区，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常来往于途，与卫共商抗日大事。
《彭德怀自述》里说，“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说的正是这一段路。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大家同仇敌忾打鬼子，老槐树也心有所慰，精神了许多。后来盼到了新中国成立，没有想到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它十分惊喜。但是好景不长，“文革”风云一起，刘少奇就被打倒，批斗，百般受辱，永远开除党籍，最后又送回河南囚禁而死。一九九五年老槐又见证了王光美重访此地，含着泪在一方红布上写下了刘少奇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它虽然没有见过邓小平，但“文革”中批邓的鼓噪声震耳欲聋，在它浑身大大小小的树洞里嗡嗡回响，让它心烦意乱。一九七五年，曙光一现，邓小平复出，大抓整顿，全国气象为之一振。但不到一年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再次被打倒。用文艺武器来搞政治本是江青的拿手好戏，“四人帮”决定拍一部批邓电影《反击》，外景地就选在这棵老槐树下。那天，老槐见一群红男绿女，扛着些长枪短炮类的家什，拿着些奇奇怪怪的道具，明明是城里的娇娃嫩女，却扮作些有皱纹的老农、举锤的工人、扛枪的战士，粉墨登场。他们围在树下，一哇声地高喊批邓。
村民还有过路人都围在树下看热闹。突然，“咔嚓”一声，一根大腿粗的老枝从空断裂，趴在树上看热闹的一个外地人，随之落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村民赶紧卸下一块门板，招呼人飞快地抬往附近医院。眼看要出人命，拍摄也就草草收场。不久“四人帮”垮台，这电影当然也再没有放映。这是那天下午现场采访时，几个老人比画着，给我讲的他们亲历的老槐树发怒的故事。据村民回忆，十年“文革”，老槐总是打不起精神，奄奄一息。自从这次树呼一何怒，“文革”就很快结束，老树又焕发了生机，如一只烈火中再生的凤凰。这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讲到的那郁郁葱葱的样子。三门峡，因黄河水流湍急，峡口水中有中流砥柱而闻名，而这棵七里古槐真不愧为我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中流砥柱。
这树下可考的名人，除前面说到的杜甫、白居易、刘少奇、彭德怀外，还有罗章龙、冯玉祥、鲁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观音堂是豫西重镇。陇海铁路只修到此为止，再往西无论人货运输，都是要换乘公路或黄河水路。人与物的滞留集散倒成就了这里的繁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李大钊曾派罗章龙来这里组织领导。一九二四年七月鲁迅到西安讲学，在观音堂下车，改乘船走黄河水道，一周后才到达西安。一九二七年冯玉祥治豫，发誓要扫**黑暗，七月曾亲临树下讲演。现在树下还存有他讲演内容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条：“我们是一定要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我们是要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要为人民除水害，兴水利，修道路；我们要教育人民，使人民能读书，能写字；我们要训练为人民利益的军队。”
六
胜利使人骄傲，苦难让人清醒。无论是对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苦难永是一剂良药。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一个经历过苦难而又不知道保存这份记忆的民族是短视的民族；只有经历了苦难而又能时时不忘，以史为镜、知耻而勇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
由于地理气候的关系和人为的原因，历史上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原地区一向多灾，水、旱、蝗、黄、兵、疫、匪，七灾俱全。人和树都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一次次地克服苦难，死中求生，化险为夷。可惜，人的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在英雄与苦难、经验与教训、胜利与牺牲、光荣与屈辱之间，常记住了前者而忘记了后者，甚而是有意地回避。幸亏在这个国土上还有古树与我们同在，树不欺人亦不自欺。它与我们扎根在同一片土地上，同呼吸共命运。
天灾，灾树亦灾人；人祸，祸人也祸树。树木在默默地记录着一切，而且远比人的记忆悠长。它有自己的语言，用宽窄不同的年轮、扭曲变化的形体、或枯或润的肤色、高高低低的肿块、深深浅浅的树洞来表达它的喜悦与愤怒，录下了它所经历过的自然和人文的变迁。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树为镜可还原本然。当我们心浮气躁时，踌躇满志时，或者将要受临大任之际，请找一棵起伏不平、虬劲桀骜、伤痕累累的古树来读一读吧，面对它沉思默想一会儿，你会顿然脚踏实地，心静如水。
那天采访完后正是日暮时分，夕阳压山，红霞满天，风停云住，宿鸟归林。我终于能静下心来，以手抚树，一点一点地来研读一下这棵老槐。
它五围之长、数丈之高的树干表面，展开后就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中国传统文人的画多表现闲适题材，留下的著名长卷如写山水之美的《富春山居图》，写市井繁华的《清明上河图》，写人物飘逸的《八十七神仙卷》，还有写这个古槐所在地古代贵族生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无不如此。而写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几乎没有，只有近代蒋兆和的一幅《流民图》。
人工不逮天工补，现在好了，我们有了这幅上迄唐代下到“文革”的《老槐说难图》。这是一幅老辣的焦墨山水人物画，那凝重枯涩的线条欲断还连，欲哭无泪；这是一幅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那立体图形的拼接，似像非像，似有似无，诉说着被撕裂、被**后的悲惨和痛苦；这又是一幅发愤图，树身上的疙瘩如拳如脚，如枪如戟。我耳边又响起在这树下殉国的李家钰将军的誓言：“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
这里面有历史，安史之乱、民国之乱、“文革”之乱等一个不少；有故事，战争、冤狱、天灾，应有尽有。这画中有人物，唐朝以胖为美，你看大团的线条组合与立体肿块的堆砌中，有雍容富态的杨贵妃，有风流倜傥的唐明皇，还有那个特别肥大的安禄山（传安禄山体壮如山，肚肥如鼓，刺客连刺三刀，未破其肚）。画中还有瘦弱多病的杜甫，才思奔涌的李白，忧国忧民的白居易，直到鲁迅、冯玉祥、刘少奇、彭德怀。在这个世界上，树和人是相通的，树中有人，人中有树。要不，毛泽东怎么在病危之际仍然要人给他读《枯树赋》呢？当读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不由泪流满面。
往事越千年，满树疙瘩记苦难。树因水土气候的关系而生疙瘩，这很自然。但是因人文社会的变化而郁结于心，鼓为疙瘩，这有没有根据？陪我去采访的报社孟总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当年他们村里有一棵大杨树，浑身长满了疙瘩。疙瘩何来？都是从人身上来的。那些年缺医少药，村民得了病就请本村一个半医半巫的老人来治。治法也很简单，河边揪一把草药，熬了喝下，老者守在身边口中念念有词，同时伸手在病人身上一抓，向大杨树的方向甩去。病人就“涊然汗出，霍然病已”。那大杨树就代人受病去了。年长日久，杨树就长满了一身的疙瘩。又过了些年，村里搞基建，将这树伐掉，各家分了几块木板。孟家人多，正愁无床，就拿来做了铺板。结果凡睡上的人都身上起疙瘩，孟总浑身最多时起过四十二个。最后只好将这铺板移做别用，人身上的疙瘩也就慢慢消失。信不信由你，但确有其事。
树木有灵。村边一棵杨树能为全村人担灾，这千年古驿道旁的一棵老槐当然也要为我中华民族分担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