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002（第1页）

容忍与自由002

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子是李清照。公元1081年她出生于济宁，是学者赵明诚的妻子，死于公元1140年。她的父母都是著名文人。她自幼在这种儒雅高尚的书香环境中成长，擅长写散文和诗，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她的词——用当时流行的曲调填写的歌词，不过她对当时大量的诗歌的评论是非常严格的。她自己写的诗歌只有很少数保存下来，得到与她同时代人的高度赞扬。最负盛名的词人辛稼轩曾公开承认说他的词有时是模仿李清照的风格写的。

李清照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子之一。她常常坦率地毫不掩饰地描写她的爱好、快乐和忧伤的真实生活。为说明她的坦率，我举个例子，引用她写的一篇《打马图经自序》中的一段话：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且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

在为她丈夫赵明诚编纂的《金石录》写的《后序》中，同样写得很坦率。这篇序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亲密无间生活的一幅非常迷人的写照。我引用几段以便说明在一个博学的家庭里，一位受过教育的妻子所处的地位：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学做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子、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生活画面，它展示了12世纪初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看到的是完全的平等，智力相等、共同合作的伴侣，美满幸福的小家庭。这画面实在是太美了，以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实际上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所有各地的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达不到这样的境界。这是一则非常有趣、极富人情味的文献记载；它告诉我们至少有些中国女子曾经有过使我们现代人仍感到非常羡慕的、一定的地位。

三

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有多少女子可以说是受过教育？接受这种文学教育的女子占多少比例？

这问题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不同地区的不同家庭有各不相同的受教育机会。书香门第的人家，常常给予家庭成员中的女子以基本的文学教育。贫穷和没有文化的家庭中的女子，要长得特别聪明有才华，才能得到学习读书写字的机会。此外，确切地说，生长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女子比起其他地区来，有较多的受教育的机会。再就是使女子受教育的风气似乎在逐渐地发展，可能开始于公元9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到近四百年来，由于民间流传的小说中的“才女”，作为女子的理想形象这一概念逐渐被接受，使女子受教育的风气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大概在十年以前，中国驻罗马原公使钱恂的夫人，刊印了一部内容为三百年来的女作家著作书目指钱恂夫人单士厘女士编的《清闺秀艺文略》一书。。这位年近七旬的女士，为了汇集编纂这册书，化了十年以上的功夫。我曾为她的集子写了一篇序；曾从该书的目录中试作一统计分析，发现了非常有趣和耐人寻味的结果。首先，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近三百年来2310名女子的文学作品的书目，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刊印。这数字本身对我是个意外的发现。其次，我把这些女作家按籍贯作了分类，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江苏、浙江的比例最高，分别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两个省加上安徽就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五省加在一起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些比例几乎和男性文人的地理区域分布相一致，也和其他有著作问世的同一时期历史人物的地理区域分布相一致。所有这些都说明钱夫人的书目著作是代表了全国女性人口受文化教育的分布情况。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三千种著作的目录中，大约99%是诗作，只有少数著作是数学，医学一种，史学六种，大约有十二种为经学和哲学研究。再次很明显地表示了这些女子所受的是纯文学的教育。这是由于她们受到苛刻的史家们评论的影响，这些人对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们的描写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她们吟诗写诗，认为大家闺秀只有这么做才是体面的。大多数女子学绘画，她们当中有的成为有名的画家。那也是文学教育的一部分。

为证实钱夫人的调查研究，我还可提出近三百年来女作家的诗作着实是惊人的。就我所知，这一时期有三部选自女诗人的重要诗集。第一部印于1831年，包括933位女诗人；第二部续集印于1835年，包括513位女诗人；第三部就是钱夫人于1918年编印的，包括309位女诗人。这三部诗集为我们提供了1755位女诗人的名单。此外，这些诗歌大体上是按正规格律写的，人们称它为诗。另一些是按已有曲调填的长短句，也就是所谓词。著名的书籍收藏家徐积余先生即徐乃昌（1868-1936），字积余。有积学斋丛书。所编书当指《小檀栾室汇刻闺秀百家词》。近来刊印了一部集这一时期100位女诗人的全部著作的集子。他还刊印了一部近三百年来由783位女子写的2045首诗歌。

四

可能还会有人问起，所有这些文学教育对中国女子能带来什么好处？能使她们在反抗缠足的斗争中取胜吗？能使她们在争取经济上更加独立自主中取胜吗？能使她们自己在家庭里和社会上真正地提高地位吗？

不错，文学教育对于女子来说，并不能使她们去反抗缠足，这正和七百年来理学使中国的思想家们不能明白认识到这种“美化”妇女形象的做法是多么的丑恶和残忍一样；也不是这种表面的教育能使女子在经济上取得更加独立自主。虽然有不少著名的女艺术家的书法、绘画可以卖到相当高的价钱，但没有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优秀艺术家，他们写字、作画是为了卖钱的；只有在极端必要时，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们才肯屈尊出卖她们的书画作品。

不过，文学教育虽然肤浅和不切实际，但是可起到提高妇女地位的效果。乡村里受过教育的男子很少，受过教育的女子就更少，所以更加受人尊重。此外，文学教育至少给她们以开启书本知识的大门，而这是不会引起他们想摆脱束缚或者革命的，倒是有可能使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稍有知识是危险的”，这话不见得正确，稍有知识比没有知识强多了。

特别是文学教育，最大的优点是它能使女子成为她们自己儿女们的好老师。中国的女孩子们很少能和男孩子们一样到学校里去读书，这是常事。如果她们的母亲能够教她们读书、写字的基本知识，她们就有了接受教育的较好机会。所以不妨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女子受教育的人数有比较快的增长发展，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有文化的妇女们自己作出的。

历史充分证明，母亲的教育对她们儿子一生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启蒙教育，是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孟子从他母亲那里获得最初的教诲，孟母择邻已成为非常出名的故事。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欧阳修（公元1072年卒），四岁丧父，是他的寡母负起教育他的责任。无钱买纸笔，就用芦苇杆在地上划着写字，教儿子读书识字。近三百年来开创近代学术评论的先驱、著名学者顾炎武（公元1682年卒）曾说，他的童贞的母亲，在新婚之夜丈夫病死，此后一直和养子一起过着孀居的生活，并担负起教育养子成人，给养子以历史知识和热爱华夏民族方面的教育。当满族人征服明朝，满族军队接近她的家乡时，她断然绝食十五天，为民族殉节。她死于满族军队占领她居住城市的前一天，对她的养子留下了最后的教诲：绝不许接受异族征服者的任何官职或荣誉。顾炎武在新政权下生活了三十六年，拒绝为新政府做任何事情。他是少数几个最终使满族在中国的统治趋于没落的、堪称伟大的华夏民族气节之父中的一位。

这就是中国妇女受到少许教育以后，对国家的报答。中国妇女曾竭尽全力反抗一切桎梏，为自己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争得一席之地。她们曾经管理过男子和统治过王朝帝国；她们曾经收集编纂过丰富的文献和优秀的艺术品；尤其重要的是她们曾教导和塑造自己的子女应该怎样做人。如果她们没有更多的贡献，这可能是由于国家菪经对她们不公平，没有给予她们应得的更多关注。

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游历时的一篇讲演的大意。我最初在哈佛大学把这个见解提出同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讨论，后来又用这个见解在纽约，华盛顿，费城，绮色佳，芝加哥，司波堪（Spokane），西雅图，洛杉矶，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各地讲演过十多次，然后写出来，题为《太平洋的新均势》（ThegBalanceofForThePacific），登在纽约的外交季刊（FnAffairs）的本年一月号里。我现在把这个见解用本国文字重写出来，稍稍有点增减改写之处，请国内的政治学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国的约瑟弥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到会的有十一国（中，日，英，美，苏联，法，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菲律宾，荷兰）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国联派来的列席的代表三人。会议的主要论题有五个：

（1）美国的新措施及其国际的涵义。

（2）日本的新进展及其国际的影响。

（3）苏联的新建设。

（4）中国的建设及其国际的涵义。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前面四个是分论，最后一个是综合的寻求解决的方案。当然大家都特别注意这最后一组的圆桌讨论。

我在那第五个圆桌会议的四天讨论终结之后，得着一个结论：对于太平洋西部（远东）的问题，大家议论虽多，其实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败北主义，一是乐观主义。认这问题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的，是败北主义。认它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是乐观主义。我是生来乐观的，所以始终不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和欧美一般的人，多数，也许是绝大的多数，是抱着前一种败北主义的。这也难怪他们；他们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国本身的无力，看了国联的失败，看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撕成废纸，当然不能不承认远东问题是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了。

败北主义在各国的实际政策上的表现有多种主张。去年九月中，《新共和》周报（TheNewRepublic）曾有一篇社论，主张美国政府命令美国商人和银行全部退出中国，他们的损失可由美国政府从减缩海军所省的经费里拨款赔偿。这是败北主义的一种表现。恰相反的政策，如单方的扩张军备而没有一种积极的国际政策，也是一种败北主义。至于那些主张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现势的人，那些攻击司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人，那更是败北主义者，不用说了。

我曾细想，这种败北主义都是由于观察太平洋形势的错误。他们心目中所谓“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只是指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强权独霸东亚，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势力，而一切旧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对于那个独霸东亚的强权竟无法可施。他们把“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解作了“日本的独霸西太平洋”，当然他们要感觉和平解决的绝望了。因为在一国绝对独霸的局势之下，如果主持那个国家的人决心不顾一切国际的束缚，那么，除非旁的霸国能用有效的强力来和他争霸，别无他种救济方法。在那种独霸形势之下，旁的国家既不肯替人牺牲作战，也只好忍气吞声准备把一切国际信义和条约尊严都暂时搁起，或者希冀在那个独霸的强人嘴里分一杯残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周报主张的）决心抛弃一切可以引起冲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观察是错误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独霸”，这一句话已成为过去的史实，而不适用于今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