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002（第3页）
那六年期间日本得寸进尺，贪求无厌，非达其占领等于欧陆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部，势难停止。六年间中国人民忍气吞声忍受了种种人类耐性所难以忍受的诡谋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无可忍，因而爆发了此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爆发了这个中国为求生存而战的战争。
中国国家主义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东方的和平乃毋庸鄙人赘述的事实。凡是一个又庞大又富裕而防御力薄弱的国家往往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争夺割据的场所。中国近数十年来就是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可是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为远东和平之所赖，所以才产生了在华府签定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独立，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并予以机会藉以充分发展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
可是中国一直未能达成《九国公约》所期望的，直到最近十年中国才获得统一，尽力使学校交通通讯等等现代化起来。但是我们的邻居却无法容忍中国建立起“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中国需要和平，但六年中日本发动七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并一次又一次宣称要粉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
以上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所关连的，却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新世界道德限制间的冲突。这也是罗斯福在芝加哥和国务卿赫尔在托伦多演讲的主旨，而由国联大会在十月六日采用的决议案。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因为这个理论也是所谓“没有”的国家有“权”侵略和掠夺“有”的国家论调之依据。
以历史观点看来，意、德、日三个所谓“没有”的国家，兴于一八七〇年左右，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先后步人帝国主义争战的场所，利用弱肉强食的理论攫取了好多殖民地。
但是转入本世纪时，国际关系上渐形成一个新的较为合乎人道的理论。即好事侵略的俄国沙皇也主张召开海牙会议并助以建立第一个国际法庭。一九〇〇年美国宣布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各民主国家也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发起和平基金会等，显然国际间为求产生一个新的和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的理论。
这新的国际主义并不因为世界大战而减弱，由于大战的牺牲，大家反而更加强更热烈支持这个理论。甚至二十年前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的文告中亦提起国与国之间就须像人与人之间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和对错误所负的责任，国际和平需要各民主国家同心协力来加以维持。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被普遍赞扬为这种国际理想主义的领袖，尤其是他的十四点原则被奉为这个世界新秩序的金科玉律。
不管人们对《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可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少在国联的建立上显表出来。国联公约上的尊重各国领土的完整，对于国际纠纷应用国际咨询、仲裁和调解来解决，并以经济制裁来对付那些违背国联公约的国家。十多年来，国联成为人类所能创造的国际和平理想的具体象征。
在这段期间几个同样理想主义的条约也签订了：例如《九国公约》、《海军裁军条约》、《洛加诺条约》，以及认为以战争解决国际纠纷为非法的“凯洛格——勃莱恩德公约”。
这种新世界秩序仅对于小而弱的国家有利是不确实的。大而强的国家照样获得利益。如果其中有何偏袒，该是强国更为有利。举例来说，法国在这几年间获得最大的安全感，英国实际上已放弃把新加坡建造为海军军港的计划，老是埋怨“五五三海军条约”限制的日本在这段期间的国际声望与地位是十分高的。
不幸的是，某些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侵略的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一九三二年元月七日以同文通牒送交中日两国宣称“不承认主义”，这个主义后来在国联大会上通过和达成决议案。但也是仅止于此而已。
日本军阀所犯的以及日本政府认可的罪行把这个世界新秩序毁坏无遗。日本狂暴的行为解除一切在世界新秩序控制下的狂暴行为的束缚。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德国一位部长对日本代表说：“吾人对阁下此种行为并不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吾人感谢贵国所开的先例。”这一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时候，莫索里尼也正开始计划侵略衣索比亚！他们看到日本残暴行为畅行无阻，因而获得鼓励，故联合起来以破坏新世界的限制为能事。
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有两年的时间中国向国联、向《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家，并向《巴黎公约》痛心疾首的伸诉，有六年的时间企图避免战争，维持和平，可是完全无效，逼不得已中国终于为了她本身的生存，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
但是世界新秩序毁坏的牺牲者却不仅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最近六年间国际混乱的局势使世界的大国烦恼和受到屈辱，甚至也受到侵略者的威胁。苏俄逼得调大军守卫远东防线，英国仓忙把新加坡建设为海军军港，并花费七十五亿美元重整军备。甚至爱好和平的美国都逼得重新建立庞大的海军军备并加强太平洋的海军设备。即南太平洋的和平乐园澳洲与纽西兰都感忧虑，并计划建立国防以防御由北太平洋来的可能攻击。
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讲辞中说的对：“除非各国遵守法律与道德标准，国内与国际间都不可能有和平的。国际的混乱毁坏了每个和平的基础，危害了每一个无论大或小的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
因为国际的混乱是以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满洲始，日本在国际间应当被目为“第一号敌人”，必须对毁坏代表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负责任。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的说明中国的种种现状，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
我们苦战已经十六个多月了。我们所抵抗的侵略者，是世界三大海军国的一个，也是全世界四五个大陆军国之一，我们遭受了一百万的死伤，我们有若干广大的区域被侵略者的军队占领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相继沦陷了。实际上凡外人所认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运输的中心要地，不是被侵略者占领，就是被他们摧残无余，一百一十一所大学，被敌人破毁霸占或损坏的，在三分之二以上。在内地勉强授课的极少数学府，既没有设备，而且时时受到空袭的危险。除作战军队的惨重死伤外，因受战事的影响，以致家破人亡，无衣无食，转辗流徙，贫病交加的平民，现在有六千万之多。各地不设防城市的无辜民众，被日本“皇军”的轰炸机所残杀的每天也都是成千累百。
这是中国的现状。方才我说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是不是言过其实呢？
从汉口广州陷落以后，社会上和政府中一部分人不免有短时期的怀疑，犹豫甚至失望；这是很自然的。我曾屡次向美国人士说明，拿人身的血肉和金属制成的优越机械相战，其人力自有一个限度。到了力量罄竭的时候，常不免有弛颓下来的危机。所以我国人民在此时期的怀疑和犹豫，实在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无怪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各报纸纷传和平谈判的信息；说是中国有放弃抗战的考虑。事实上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曾明白表示渴望和平。
但是这个犹豫的时期，也就是伟大决策的时期，很快的，我们的当局，就得到了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绝不能企望和平。理由很简单，就是还没有丝毫的迹象，可以产生使中国人民相当接受的和平。他们慎重的考虑过各种困难和民族潜伏力之后，肯定的决定继续抗战的国策，与侵略者周旋到底。
当蒋委员长详细告诉全中国全世界这个新决心的时候，特别注重下列几点：
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
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中国新决心的郑重宣言。
对于我国人民，冒了无上险阻艰难，决定继续抗战，世界的舆论如何感想？会不会认为这种决定，是绝对的愚昧，仅凭幻想的逻辑做根据呢？
从我个人用非历史专家的眼光来看，把我们这次的抗战，认为是一种革命战争，必须用美法俄土革命战争的历史去衬托他才能得到最确切的了解——这句话含有很大的真理。美国的听众对于这个历史的比喻当然最能了解；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国朋友写信给我说：“目前中国困在福奇山谷中，但我希望不久当可达到约克城。”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前面所讲的宣言呢。我现在把这个比喻，再详细说明。
美国第一流科学的历史家约翰费斯克说：“华盛顿军队在福奇山谷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历史家无限的同情和赞颂。当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那天，那些可怜的军队向冬季营房前进的时候，因为士兵们都赤着足，一路上，鲜红的血迹，印在洁白的积雪上面，走过的路线非常清楚。二十三日，华盛顿向议会报告，他营里有二千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战，因为他们是赤足和没有服装的兵士。又因饥寒交迫，病者日多。挤满了伤病兵的医院里，有些竟因没有稻草铺在冰冻的地上睡眠，硬被冻死的。在这样艰苦状况之下，有时敌人进攻，简直调不出二千士兵来迎战。”（费斯克著《美国革命》第二册第28~29页）这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山谷的情况。
不久，乔治第三及诺斯爵士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提出和议，愿意无条件的废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同时又宣言，英国国会将永久放弃在美洲征税的权利。并且派了若干代表，备具议和的全权，到美洲来和议会谈判。
这确是一个荣誉和平的提议啊。彼时美国的开国者若使接受了这个提议，那么以后四年间的血战和牺牲，尽可避免的。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美洲独立的成功和北美合众国的出现了。
我们一定要记得，以后那四年血战的危险和艰难，就几乎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和福奇山谷中的情形一样的。军事的挫折，领土的丧失，内部的困难，甚至通敌卖国的事是层出不穷的。那时全美政府还没有组成，联邦宪章，虽经过了三年的讨论，还没有采用。全美议会的名望日减，权力日弱，议会既没有向各邦征税的权力，只有不断加印纸币的一法，以维持抗战。此种纸币的价值因而愈跌愈低。华盛顿说：“买一车子的粮食，需要一车的纸币。”“一七八〇年的初期，一元纸币的价值，跌到二分。同年年底，十元纸币，仅值一分。不久纸币就停止流通了，债款也无法催收。信用**然无存，费城一家理发店，把账单裱糊四壁”。“在这样情况之下，军队必需的衣食，几乎无法维持。士兵四个月的饷还不够他家族买一斗麦，有时这点饷还领不到。终日光了赤脚，吃也吃不饱”。（费斯克著《美国革命》第196~200页）
这是一七八〇年的情形，但是华盛顿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放弃抵抗。一年以后，在约克城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美国革命的军事阶段。
我详细描述美国革命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一年内的种种困苦，不仅是要说明华盛顿统率的美军，其处境并不比今日抗战的中国军队好多少，并且要证明蒋委员长所以把抗日战争称为革命战争，而这种革命战争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胜利的意义。凡是革命战争，都是武器不全而为理想所激发的民众，和操有装备优越的正规军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作战。结果最后的胜利总是归于笃信主义勇敢牺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难的一方面。若果说这是一个幻想，那末也是一种使人非常兴奋使人非常感动的幻想，所以我国成千累万的人民决定拿血和生命来考验一下啊！
在结束我的讲演以前，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是根据历史的比喻的。我要问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开国者怎样能够逃出福奇山谷走上约克城胜利的路！历史家都同意，不外有两种因素。第一革命军能不顾极大的艰苦，奋斗到底。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时国际情形是帮助了美国革命的。乔治第三的英国为欧洲各大国所厌恶，他们自然同情于美洲的殖民地。全美议会曾派外交团赴欧，主要目的在联络路易十六的法国朝廷。团员之中，有那位日后出任第一任驻法公使的佛兰克林，他和法国订了商约和军事同盟，非但借到了四千五百万镑的巨款，而且得到法国的重要军事协助——得到那人数众多器械精良的法国远征队，就是主张美洲孤立主义最力的贝密史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在美洲的陆军和舰队，与华盛顿军队的协同作战，获得约克城最后的胜利。法国同盟实在是美国独立成功的主要原素。每一个美国人民应该永矢弗忘的”。（贝密史著《美国外交史》第31页）